第九讲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刘唐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是中华民国以复兴文化为名开展的思想文化运动。由于中国大陆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对中华传统文化破坏严重。为了保护中华文化,并与中国共产党的文革运动分庭抗礼,1966年11月由孙科、王云五、陈立夫、陈启天、孔德成等一千五百人联名发起,要求以每年11月12日(即国父孙中山诞辰日)为中华文化复兴节。次年(1967年)七月台湾各界举行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后改名为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总会)发起大会,蒋中正任会长,运动即在台湾和海外推行。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回溯蒋介石一生,他始终对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推崇备至,其思想也是以儒家道统为根本。所以,这就不难理解蒋介石为何发动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了。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台北北面有座阳明山,这座山原本叫草山,因多生茅草而得名,与明儒王阳明毫无关系,但如此充溢着文化气息的名称从何而来?此乃蒋介石败退台湾后的杰作。蒋介石退守台湾后选择这里做官邸,却忌讳草山有落草为寇之嫌,遂以其偶像之字改曰“阳明山”,这里的公园也改称曰“阳明山公园”。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蒋介石对王阳明一直是十分推崇的,他常自言:“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哲学,我是自18岁,从读顾葆性先生时候起就开始研究的;以后50年来,更曾经读了再读,研究了再研究,他的《传习录》与《大学问》这两个小册子,真是使得我百读不倦,心向神驰,不知其乐之所止。”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蒋介石在台湾还将传统文化平铺在了城市的路面上,台北市区几条东西向的主干道被他重新命名,从北往南依次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此外还有四维、八德之类典自四书五经的路名。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由此可知,蒋介石与中国传统文化可谓有着不解之缘。蒋氏虽中年后皈依基督教,但其思想主要以中国道统为根源。终其一生,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倡导甚力,以服膺和承继儒家道统为己任。他时常以儒家道统的卫道者自居,为此不惜殚精思虑。在退居台湾的最后岁月里,仍旧发动了影响深远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岛上特殊的社会文化状况,也颇让蒋介石寝食难安。因为台湾在1895年甲午战败后,被清政府割让给日本,日本人从此进行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日本殖民文化对台湾民众影响巨大,使得台湾民众文化心理上犹如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在长期孤悬海外的时代,很多台湾民众连对国家认同都发生了疑惑。台湾早期作家李昂小说《迷园》就是写主人公在国家认同问题上长期的迷惘失措,而吴浊流小说《亚细亚的孤儿》里描摹出台湾民众沦为半个世纪历史孤儿的困惑。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一些“台独分子”将政治矛盾放大为文化乃至种族冲突,鼓吹“台湾与大陆分离太久,文化习俗不同,已不同于中国人”,“台湾前途由台湾人决定”等等。就在“台独”势力叫嚣不停时,岛内出现了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西化派,一场“中西文化论战”闹的不可开交。而此时大陆长达十年的浩劫“文化大革命”拉开了序幕。中华传统文化被从历史的记忆中拉出来“鞭尸”,“破四旧”和批孔斗争如火如荼。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海峡彼岸的国民党有识之士,对大陆“文化大革命”破坏中华传统文化痛心疾首。蒋介石于辛亥革命纪念日发表《告全国同胞书》,把“文革”与义和团运动相比附。为了保护传统文化,1966年11月,由孙科、王云五、陈立夫、孔德成等1500人联名发起了要求以每年11月12日即国父孙中山诞辰日为“中华文化复兴节”的倡议,这得到了蒋介石的赞许。中华文化复兴运动1967年7月,蒋介石倡导成立“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简称“文复会”),并亲自担任总会长坐镇指挥,全力推动传统文化复兴。蒋介石自言运动的目的为:“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不仅为三民主义革命文化之建设运动,亦为凭藉我民族传统之人本精神和伦理观念,来唤醒这一代人的理性与良知,以建立反共斗争之坚强的心理基础与精神动力……更为抑制世界赤祸,挽救世界文化危机之途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蒋介石还强调今天对共产党的斗争,乃是文化与思想的斗争,在文化上的基本政策是恢复民族的精神,发扬人类固有的德性;在思想上,着重心性修养与公众道德之协调一贯、良知良能的启迪,与心、物、群、己关系的调和。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文复会”草创之初,蒋介石事必躬亲,在他的督导下“文复会”创建了众多专门机构和委员会,比如国民生活辅导委员会、文艺研究促进委员会、中国科学与文明编译委员会、中国科学技术与发明奖助委员会、国剧推行委员会等,这些委员会各司其职,执行文化复兴的具体工作。如学术出版促进委员会负责整理出版古代思想典籍,向年轻一代普及学术精华,前后出版了大量中国古籍书目,像《周易今注今译》、《老子今注今译》、《诗经今注今译》、《孟子今注今译》等,还有《白话史记》、《白话资治通鉴》等。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负责伦理道德发扬工作的国民生活辅导委员会,则发起了“复兴中华文化青年实践运动”,制定出“国民生活须知”,对人们的衣食住行诸多生活方面提出基本要求,以期弘扬礼仪之邦的文明。经过修订的“国民礼仪范例”1970年正式颁行,把对青年的培养目标扩展为全社会的生活理想。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亡国必先亡其史,蒋介石非常重视国文和历史教育。日据时期台湾的学校禁读中国史,光复以后为了增强民族认同和民族自信,学校坚持以“民族教育”和“道德教育”并重政策。蒋介石指示:“国文是一国文化的根基,无论学习文科和理科的学生,都要特别注意”,中小学校国文、历史与中国文化相关的课程至少占了一半。各级学校都必须开设《生活与伦理》、《中国文化基本教材》等,重视学生的古文训练和传统文化的熏陶。蒋介石给各个学校共同校训几乎都是“礼义廉耻”,冀使传统文化生根发芽。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蒋介石还督使教育实行经费保证和法律保证。自1969年始,台湾义务教育从6年延长至9年,这不仅提高了全民素质,有助于经济腾飞,也为传统文化在社会生根埋下种子。而与此同时,蒋介石还通过中华民族传统节日弘扬民族文化,进行民族精神教育。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蒋介石还提出了一个中华道统的理论。国父孙中山曾说:“中国有一个道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相继不绝,我的思想基础,就是这个道统,我的革命,就是继承这个正统思想,来发扬光大!”蒋介石说“继承了国父的革命遗志,而其道德思想和政治理想,更随国父之后,嬗接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道统。”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实际上,可以把“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看做是30年代的“新生活运动”的一个延续。1934年2月,蒋介石在《新生活运动之要义》中说:“……一方面更要使江西成功一个复兴民族的基础;要达此目的,必须自江西、尤其是从江西省会所在的南昌这个地方开始,使一般人民都能除旧布新,过一种合乎礼、义、廉、耻的新生活。”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新运总会曾于1935年3月发出三份对如何实行“三化”作了极详尽规定的文件。文件条目分明,内容琐碎,对人民生活方式规定严格,如生活艺术化的“有暇时常至野外旅行”;生活生产化的“年未满六十岁者,不得设宴祝寿”;生活军事化的“提倡冷水洗浴”。中华文化复兴运动除了由个人生活做起,新运促进会亦会举办各种活动。参考各省市的工作概况,战前的新运工作大致不外乎提倡清洁和守规矩。“规矩”方面有守时运动、节约运动、升降旗礼等;“清洁”则有夏令卫生运动、清除垃圾和污水、灭蝇竞赛等。亦有针对愚民陋习、不良风气的活动,如识字运动、禁烟消毒(即禁毒)运动等。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蒋介石从古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之言中,引申出“四维既张,国乃复兴”的结论,确定“礼义廉耻”作为新生活运动的指导思想,用以“挽救堕落的民德和人心”、“改造革命的环境”、“确定我们革命的基础”。他提出新生活运动是“先求全国国民于食衣住行四项实际的基本生活能彻底改进之一种社会教育的运动”,从而使国民革命能够成功,中华民族得以复兴。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蒋介石之所以一再把挽救中国危亡求助于传统文化,是由于其一贯的主张和信仰。蒋曾说对其一生产生重大影响的有三本书:第一本书是邹容的《革命军》;第二本书是王阳明的《传习录》;第三本书是黄梨州的《明夷待访录》。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蒋介石很早就接触宋明儒学,不仅笃信不疑还身体力行,常以“存天理,灭人欲去人欲,存天理”自律,果真能一日三省吾身。蒋年轻时在其日记中他尽量一日三省吾身来克服常见自省之语,比如见女色心动本乃人之常情,可就是这么一闪念,当天日记他就会检讨:“遇艳心不正,记过一次。”严格按照道学家的要求修身养性,致使传统文化对蒋介石影响极大,他认为“中国的经书实为民族精神、民族德艺和民族哲理所寄托”。中华文化复兴运动1975年4月5日蒋介石逝世,后复兴民族文化大业的接力棒交到了蒋经国之手。蒋经国成长过程中受蒋介石影响极大,蒋介石一再指导蒋经国要读好四书,尤其要读好《孟子》、《曾文正公家书》、王阳明全集等。蒋经国因此着重传统文化的研习,对自己过去在苏联所受的思想影响作清算。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蒋经国就任总统后,继续了这场文化复兴运动,他将父亲去世的4月定为“教孝月”。礼义仪孝为先,希望能通过发扬孝道,由孝亲而推广为爱人,以至于爱国爱民族,促进家庭的和睦与社会的和谐,“使世界人类认识我们中华文化的精神价值,鼓舞群伦,相与为善”。在蒋经国的推动下,文复会于1986年提出“现代国民生活纲要”,发动了现代国民生活运动,针对物质主义对人精神生活的侵蚀,重点推行孝悌、勤俭、礼节与秩序等诸传统美德,希望借此使人们确立生活准则,注意身心修持,重视家庭伦理,增进社会和谐。中华文化复兴运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蒋经国去世,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终于告一段落。这场历时20余年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清除了日本殖民文化的影响,全面恢复了中华传统文化。有了发达的传统文化为精神资源,使得台湾后来以极小的代价完成了民主转型。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为台湾几代人打下了良好的国学基础,在岛上培植出丰富的文化土壤。在台湾不但每逢孔子诞辰岛内孔庙要举行庆典,其他一些节日社会名流均要举办诗歌雅集,普通百姓酒酣耳热时还常常吟诗唱和。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也因为有这样的氛围,才有钱穆、徐复观、牟宗三等这些国学大家在台湾开馆收徒,带出一批批国学传人;才培养出林怀民和“云门舞集”,演绎出《薪传》、《九歌》、《水月》这样现代和古典完美结合的作品;才孕育出李安这样的艺术大师,拍摄出《卧虎藏龙》这样意蕴悠长的电影;才滋养出方文山等著名词曲作者,创作出《东风破》、《菊花台》、《青花瓷》这样宋词小令般典雅凄艳的歌曲,引领华语乐坛的中国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