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学制改革

中国近现代学制改革一、壬寅学制与癸卯学制1902年，在管学大臣张百熙的主持下拟定了一系列学制系统文件，包括《京师大学堂章程》、《考选入学章程》、《高等学堂章程》、《中学堂章程》、《小学堂章程》、《蒙学堂章程》共六件，8月15日奏呈颁布，统称《钦定学堂章程》。因该年为壬寅年，又称“壬寅学制”。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以中央政府名义制定的全国性学制系统。1904年1月13日，清政府公布了由张百熙、荣庆、张之洞主持重新拟定的一系列学制系统文件(主要是对壬寅学制中章程的一些补充与改进)，统称《奏定学堂章程》。因公布时在阴历癸卯年，又称“癸卯学制”。这是中国近代由中央政府颁布并首次得到施行的全国性法制系统，较“壬寅学制”更为系统完备。壬寅学制（1902年）张百熙钦定学堂章程壬寅学制系统图癸卯学制（1904年）癸卯学制的指导思想癸卯学制的系统图癸卯学制的特点癸卯学制的意义癸卯学制历史局限癸卯学制的补充与修正“癸卯学制”的张之洞在《奏定学堂章程》中强调，“至于立学宗旨，勿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淪其智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材，各适实用，以仰副国家造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癸卯学制系统图“癸卯学制”的即，在教育宗旨和指导思想上坚持“中体西用”。这一思想贯穿于学制的始终，具有很浓厚的封建性。在张百熙、荣庆、张之洞的《重订学堂章程折》中明确地强调：“至于立学宗旨，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瀹其智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材，各适实用，以仰副国家造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反映在整个课程体系上，特别突出伦理道德教育的地位。亦即体现以培养德性为中心的最高教育目的。奏定初等小学堂、高等小学堂、中学堂章程均把修身课列在课程之首，特设读经讲经课，且分量很重。“癸卯学制”的其一，“癸卯学制”是近代教育制度的发轫。癸卯学制的颁行,给我国带来了新的选择和出路。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近代教育制度由此发轫。以取法西方的日本模式为样板,在中日两国诸多因素的合力下,西方的近代教育制度在中国最终得以确立,包括学校教育系统、教育内容、管理方式、行政体制等等。普通教育日益大众化、科学化,师范教育日益制度化、正规化,职业教育日益合法化和社会化。西方学制的三大板块:普通、师范、职业教育三足鼎立的局面,在中国初露端倪。学生和社会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学术研究或就业。学校编制也开始注重学生生理和心理发展的阶段特征,按照学生身心智力发展的规律,将求学历程分为初等、中等和高级,再根据各地的具体需求实行细化,体现了一定的进步性和科学性。“癸卯学制”的其二,癸卯学制推进了近代教育在数量和规模上的扩张。学制颁布后,各级各类新式学堂有了制度和法律保障,中央也以兴办新学作为考核地方官员政绩的标准之一,促使地方政府纷纷投身到兴办新学的热潮之中。为了弥补资金不足,各级政府也鼓励民间“绅士—文人”出资兴学,而绅士们也选择了以办学堂作为维系他们特权的新出路,因为学堂也能授予毕业生进士、举人和生员的学衔。绅士家族送其子弟入学,希望以此保持他们的特权。因此他们非常热衷于开办学堂,甚至不惜自己花钱来办。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官立、公立和私立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使得接受新教育的人数成几何倍数增长,新型学校教育规模空前壮大。•根据学部奏报的第一次教育统计表,1907年全国各级各类学堂37888所,学生在校人数达到1024988人;1908年学堂数达47895所,学生人数达1300739人。据《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提供的资料,到1911年,近代学堂发展到52500所,在校生最高时达到163万余人,在全国各省中,尤以四川、直隶、河南、山东、湖北等省的教育事业发展得最快,仅直隶设学堂4160所,学生69405人。伴随新型学校出现的是大量新型知识阶层,他们成为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强大动力源,更重要的是他们其中很大一部分成为“朝廷的叛逆者”,扛起了“反清”的大旗,肩负起了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的重任。“癸卯学制”的其三,癸卯学制是对传统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的革新。在课程设置上,儒家学说一统天下的堡垒被攻破,增添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及体操、图画、手工、外国语等近代意义的课程。尽管该学制仍以“中体西用”作为指导思想,在中西学之间存在着主辅、道器、体用、本末之争,清政府也屡屡下诏强调儒家道德伦理、纲常名教的核心地位,但由于自然科学知识是摆脱愚昧,破除迷信,开启民智的原动力,有了这种力量,西方社会科学知识就顺势得以迅速传播。•与新学制紧密相随的是新的教育理念和方法。随着新学制的颁行和师范教育的兴起,加速了近代西方教育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为解决新教育骤兴而师资紧缺的问题,大批日本教习纷纷来华,1903年有148人,1905至1906年,达五六百名之多。他们将西方自文艺复兴后产生的百科全书式的近代课程体系,赫尔巴特以心理学为基础、以道德为中心的课程理论带入中国,强调对个性化的尊重和学生个人心智的启发。改变了中国传统教育课程设置深奥晦涩、教育理念“学而优则仕”的局限。即根据不同年龄阶段、不同学习水平的学生,采取不同的授课标准,考虑到了学生的个体差异性。“癸卯学制”的其四,癸卯学制加速了科举制的终结。随着新学制的实施,新式学堂的大量涌现,新学制同科举制之间的矛盾愈加显现,尤其是在生源的争夺上,因为新式学堂教育较之传统私塾成本要高很多,且只有按照既定修业年限完成学业才能授予相应的功名学衔(按照该学制的规定,儿童从七岁入学到通儒院毕业,长达二十几年,年龄要到三十岁,即便是不把通儒院计算在内,学龄也长达二十一年),而科举制则表现得较为灵活而富有弹性,虽然有名额限制却没有时间之忧。因此对大部分学生仍有吸引力,导致新学制在颁行之初备受士绅阶层冷落,生源得不到充分保障。•这一问题在癸卯学制颁行前于各地的新式教育实践中就已经出现,只是张之洞、刘坤一、张百熙等人没有估计到问题会如此严重,为了缓和两者间的矛盾,1901年5月,张之洞、刘坤一在《筹议变通政治人才为先折》中提出递减取士名额以学堂毕业生补充的建议。他们主张“将科举略改旧章,令与学堂并行不悖以期两无偏废,俟学堂人才渐多,即按科递减科举取士之额,为学堂取士之额”。1903年11月,张百熙、荣庆、张之洞等在《奏请递减科举重学堂折》,再次建议“从下届丙午科起,每年递减中额三分之一,暂行试办”。但是,这种减少科举取士名额的方法,只是治标不治本的权宜之计,并没有从根本上脱离科举制的羁绊,使得新式学堂的生源仍旧匮乏。停止科举被提上议事日程。“癸卯学制”的首先一点，就是“新学制”带有明显的封建制度残留的色彩。张之洞本人就认为“西方学堂皆有宗教门,经书即中国之宗教也”,因此,“动学校不可废经书,中国虽贫弱而人心尚不至离散,以人诵经书,纲常名教礼仪廉耻之重浸灌人心,深固而不可摇动故也”,初等小学堂和高等小学堂以及高等学堂和大学堂授课中均有讲经一科,并把能否讲经作为选拔教员和评判学生的一个重要方面。此外,妇女在接受教育方面也存在很大的局限性。“癸卯学制”中规定女子教育方式以家庭教育为主,教育的内容多以《孝经》、《女戒》、《烈女》等为中国传统的妇德、妇言等内容为主。“癸卯学制”的其次，生搬硬套日本的学制，有许多不合当时中国实际的地方。比如：学制冗长。如果一个人7岁入学到通儒院读完,一共需要26年的时间,标准毕业年龄到32岁,更何况有许多人不能那么早入学呢,在腐朽的清王朝统治之下,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只有40多岁,仅仅是上学时间就占去了他几乎人生一半的时间,这样一来,就不能很好地发挥一个人的作用,社会的发展就受到了学制的限制。比如：课程设置与教师资源的不相符。由于师资力量也严重不足,一些学校就聘请一些略懂西方文化的人做教员,他们中不少是从科举制中过来的,有的甚至对西方文化持反对态度,因而教学中难免有封建传统教育思想的影响。从而导致与教育初衷相违背。“癸卯学制”的其一，在学制中开放了“女禁”。继近代第一所国人自办的女子学堂—经正女学之后，全国各地不同形式的女子学校相继出现。其二，1909年颁布《变通初等小学堂章程》，视实际情况，完全科可删课程，简易课可缩短年限。这些补充和修正措施有助于扩大教育的对象和范围，促进新式学堂的发展。其三，1909年对中学制度进行调整，实行文、实分科，课程各有侧重。二、壬子癸丑学制•民国成立，整体变更，彻底改订清末学制已势在必然。1912年九月，中华民国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根据同年七月召开的临时教育会议的决议，公布了一个《学校系统令》，因当年为阴历壬子年，故该系统框架为“壬子学制”。1913年，即中国农历癸丑年，又陆续颁布了一些学校教育的法令，这些法令与壬子学制是一个完整的学制系统，因而这一学制称为“壬子癸丑学制”，又称1912—1913年学制。蒙养园初等小学堂高等小学堂补习科已种实业学校副科专修科实业补习学校中学校二部师范学校预科小学教员讲习所甲种实业学校预科别科专修科专修科与选科高等师范学校本科预科本科分七科预科分三部大学研究科专门学校本科预科研究科大学院壬子癸丑学制系统图壬子癸丑学制的特点一，缩短了学制年限。二，女子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法定教育权。三，取消对毕业生奖励科举出生。四，规定一学年度为三个学期。另外，壬子癸丑学制不采纳清末中学的文、实分科的做法，取消高等学堂，只设大学预科，这都是较大的改革。壬子癸丑学制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它基本上还是在模仿日本的教育制度，缺乏独立与创新精神，带有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其中等教育阶段年限的规定也不尽合理，中等以上教育中仍存在轻视妇女教育的倾向。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