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式语法视角下的主谓结构与汉语语法的逻辑特征

龙源期刊网构式语法视角下的主谓结构与汉语语法的逻辑特征作者：周漪涛来源：《文教资料》2017年第22期摘要：主、谓结构在西方句法学研究中被普遍接受。这种结构孕育于西方文化土壤，此范式并不完全适用于汉语句法描写。从构式语法的角度，对汉语逻辑的特点进行讨论，认为汉语逻辑的命题结构具有多样性，汉语并不存在整齐划一的句法结构。因此，汉语句法研究可以从不同句子的逻辑结构类别入手，归纳出一组句子模板，以适应汉语句法描写的需要。关键词：构式语法汉语语法逻辑特征主谓结构引言在汉语句法研究中，采取主、谓二分是否合理，一直是汉语学界争论的焦点，有学者主张彻底丢弃从印欧语移植过来的主、谓句的概念，因其在对汉语句法的描写中遭遇诸多不适应之处。汉语句法学是否需要另起炉灶，构建另外一套与主、谓二分截然不同的句法体系，不仅仅要从例证入手，更要详细考察汉语与印欧语句法成型的文化背景差异。主、谓结构起源于希腊逻辑，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命题是一个判断，其基本形式为“SP”，其中“S”是命题的主词（subject），“P”是谓词（predicate）。这种主、谓结构被后人普遍接受，几乎成为逻辑的同义词。西方语法长期受限于逻辑观念，特别是在18世纪，这些逻辑观念把语法等同于逻辑学①。换言之，在这些语法学家那里，一个句子（utterance）近似等同于一个命题（proposition）。菲尔墨将命题结构与语法的关系抽象为一个公式：“S=M+P”，其中M为模态，即命题的否定、情态等要素，而P表示命题本身②。就出处而言，逻辑出于对语法的研究和总结。印欧语语法经历不断抽象化，最终得出主、谓二分的逻辑结构；由语法学而出的逻辑，与语言相互影响，使得西方语言主、谓化，语言经过历时演变，愈来愈符合命题的逻辑。主、谓逻辑成为描写西方语言的有力工具，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以主、谓二分作为句子模板，取得的巨大成功便是一个例证。无论是语法催生逻辑还是逻辑反作用于语法，西方语言的语法结构和命题结构之间，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同构关系。然而，我们难以从汉语语法的历史中总结出谓词逻辑的样式，并且汉语的演变没有经历希腊逻辑的逻辑化、命题化的洗礼。那么，主谓逻辑是否适用于汉语语法结构的描写？换言之，类比西方语法与主、谓逻辑的关系，汉语句法中是否也存在某种逻辑呢？一、逻辑的形式与意义龙源期刊网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理清“逻辑”的意义。“逻辑”一词，起源于希腊文的“logica”。后者的词根是“logos”，现今一般将其译为“逻各斯”，本意为“话语”。这个话语有两层面的意义：一是指一般性的言说；二是指脱离说话主体言说（discourse）的话语，即真理之所在。“逻辑”是音译，也有学者主张将其译为“理则学”，更接近其本意。逻辑，就是说理的凭据，是话语“逻各斯”的规则。因此，逻辑与语法是同位的，都是对话语规律的总结，逻辑是哲学概念，而语法是语言学概念。逻辑是对话语规律的总结，具有经验性，但由于第二种“逻各斯”的概念，逻辑极易被抬上神坛，从而被赋予超验性和普适性。将西方语言的主、谓二分作为普遍的语法规律推而广之，应用于各种语言的冲动，很可能出于此。然而，这种普遍性终究是概念上的设想，是否适用于其他语言，仍然有待实际语料的检验。西方语言的主、谓结构侧重形式，要求主语是名词性成分，谓语则是一个动词。主、谓两成分的语法类别，为西语的逻辑构建了基本骨架。另外，在为数不少的西方语言中，主语和谓语动词之间，要求人称和性、数、格范畴一致，例如法语具有丰富的动词变位体系，并要求系动词前后保持性、数范畴的一致，这成了主语和谓语在形式上的链接。所有在形式上符合上述要求的名词、动词的组合都被认为是一个命题。词汇的组合，是否成为一个命题由其形式决定。这种形式化的命题结构，一直支配着西方语言的语法教学和研究。这并不意味着说话者可以在此框架下肆意妄为，言说一切只在形式上符合主、谓形式的句子。相反，紧接着命题出现的是真值判断。当一串词汇的组合被确认为一个命题之后，下一步的工作便是确认命题的真值。命题的内容与客观条件相符合的，命题为真；反之，命题为假。西方现代语言学在形态学和语义学之间做出了明确分界，将语言的形式表现归给形态学，语言形式所具有的意义则留给了语义学。自索绪尔以来，结构主义传统的语言学，出于“意义由其在结构中的地位决定”的考量，将探讨的重点放在形态学上，句法研究被孤立开来。这种孤立探讨形态的做法，在转换生成语法那里到达顶峰：语言被看作一个先验的逻辑体系，具有一系列内在的转换、生成规则，而语义学则沦为一个边缘学科。如果从命题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形态学考量言说是否符合一个句子（命题）的要求，而语义学考量一个既已符合命题形式的言说的真值。二、构式语法的启示结构主义语言学明确指出，语言符号与参照物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语言能值和所指之间存在规约性，换言之，语言符号的形式与意义之间的对应关系是约定俗成的。但在索绪尔那里，这种对规约性的探寻，止步于单个符号即词汇的层面，并没有进入符号组合的意义的规约性。单个符号的意义取决于其在系统中的地位，这是结构主义的基本观点；句法研究，长久以来关注的是句法结构，即句子内在的共性，却忽视每一种句法形式，在所有句法形式的集合中所占据的地位，这种地位会赋予句法新的意义。乔姆斯基的普遍语法，以先验逻辑结构为出发点，重点关注所有句法结构的共性，而非句法结构之间的差异所带来的意义分化。龙源期刊网这种被赋予新的意义的句法单位组合，就是构式语法所说的“构式”。构式语法（ConstructionGrammar）诞生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构式（construction）”的原意是“构建”，将两个或以上的构件放在一起，构成一个更大的单位，即“构式”。兰艾克如此定义构式：一个音义配对体构成一组“象征单位”（或曰“构件”），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象征单位形成一个构式，记作“[Σ1]+[Σ2]=[Σ3]”③。Croft认为：构式是约定俗成的形义配对的复杂句法单位④。分解此定义，可以得出构式之为构式，需要满足以下几个条件：首先，构式是复杂的句法单位，即包含两个或以上的独立符号。其次，构式是形义配对体，与独立符号一样，具有能值和所指。再次，构式是约定俗称的，这就意味着作为符号的构式，虽然由独立符号组合而成，但带有一定的理据性。符号组合被赋予新的意义，这种意义是无理据、约定俗成的，例如“washingmachine”一词的意义，大于“washing”和“machine”两个语素的意义之和，它的意义具体到一种用于洗衣的家用电器。正如无意义的表音字母的组合构成了有意义的词汇一样，构式的形式是构件形式的叠加，但构式的意义远大于其构件意义的总和，新增的意义是约定俗成的。我们是否可以由句法的规约性作为出发点，探讨汉语与西语句法的差异呢？三、句子结构的一与多自索绪尔至乔姆斯基的理论，都被归为结构主义语言学。但“结构主义”一词的意义，随着语言学的发展，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索绪尔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鼻祖，他的结构主义开始于这样一种思想：语言是一个任意的符号系统，系统中的各要素的意义由它在系统中的地位决定。索绪尔还表达过系统优先于其组成要素的观点：“我们必须从有连带关系的整体出发，把它加以分析，得出它所包含的要素。”本维尼斯特认为，这是结构观念的精髓，尽管索绪尔所提及的一直是“系统”而非“结构”⑤。语言一旦被设定为一个系统，就涉及结构的分析。最早的结构分析发生在音位学层面，符号学以类似的方式定义了能指与所指之间的意义关联。这些分析都将语言看作一个共时系统。在这个意义上，句法研究的重点在于研究符号组合之间的关系，例如各种组合方式出现的可能性和频率等因素⑥。但结构分析也允许了另一种可能性，即将每一种符号组合作为一个系统看待，对其内部结构进行分析。布隆菲尔德的直接成分分析，处理的就是句子内部成分之间的关系。这种结构主义，我们可以称为“形式主义”（formalism）。结构的定义发生转向：句法的组合轴（即符号的组合）自成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定义了内部成分的功能与意义。然而，不同的组合之间，原本有一种相互替换的聚合关系，这条聚合轴被忽视了，因为句法被假设为统一的，是由同一句法结构衍生而成的。主、谓关系本是一种逻辑结构，它描述命题内部的成分关系，在这种结构中，主词和谓词相互定义，互为理据。后因较好地适应印欧语的描写工作，它便被作为一种普遍的句法结构范龙源期刊网式加以引用。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假设主、谓结构是一种人类所共有的先验逻辑结构，是一切逻辑结构的模板，这个逻辑结构是句法的唯一框架。主、谓结构作为唯一的句子模板的假设，主导西方语言学的研究，将此前设应用于其他语言的时候，不免带有意识形态的色彩。正因为西方语言与古希腊逻辑诞生于同一土壤，主、谓结构描述西方语言较为合适。总体来说，印欧语的句法研究能够回到句法的“一”，但面对某些具体的句法结构的比较时，例如英语的两种双及物结构的比较，句法的内部结构研究不能解决问题，通过研究比较不同句法结构的可能性，构式语法给出更令人信服的解释：不同的结构本身具有不同的意义，它们之间不存在某一种结构比另一种结构更接近底层的非对称关系⑦。印欧语研究，尝试将主、谓结构的作为原子的“一”看待，在“一”不能描述句法多样性的时候，构式语法得出不同结构具有不同意义的结论，勉强接受句法形式上的“多”的可能性，但这种“多”，仍然被包含在主、谓的“一”之中，直接从构式的意义层面对句子多样性进行探讨的研究较少，而且涉及的都是较特殊的语法结构和表达方式，但包括汉语之内的非印欧语，未形成主、谓结构的划一格局。因此，对汉语句法结构的探讨，不能像印欧语一样先回归到“一”，在“一”中寻找“多”，而是直接由纷繁复杂的语料进入“多”的并存。我们不能期待在汉语中找到一种普遍的句法结构，作为汉语语法的原子结构。汉语句子应当被直接看作一种构式而非一种形式框架，因它未经历抽象化和主谓化，结构本身尚存有丰富的意义。四、汉语逻辑对汉语语法的影响我们相信汉语必然服从于某种逻辑，这种逻辑是汉语言说的准则，指导汉语句法的构建。但汉语的逻辑结构不像印欧语的逻辑那么整齐划一，它本身是一个系统，是多种的逻辑结构的并存集合，在这个多元的系统中，每一种逻辑结构都被约定赋予意义，这种意义是无理据的。在语言的社会层面，这个集合应当是有限的，否则，汉语将无法被使用者驾驭。在前文基础上，下文将探讨汉语逻辑的一些特点，但暂不讨论汉语逻辑的具体形式。有西方的汉语学习者戏言，“汉语无语法”，其实是无统一语法，其同义词，是多种语法规则的并存。汉语学界有这样的结论：“西语重形式，汉语重功能；西语重语法，汉语重意义。”这是汉语研究中的经验之谈，准确道出了汉语与西方语言的不同之处。结构主义方法，在汉语研究中进展困难，正是汉语在这方面的特点所致。西方语法在长期的演变中，抽离了血肉，留下一副清晰的骨架。照此骨架按图索骥、举一反三，基本就能得出西方语言的形式规律。汉语的演变尚未经历这个过程，东方哲学也不追求形式上的“一”，形式与意义相互影响，语义未尝不羁绊着语法，阻止后者发展出统一的句法形式。尽管如此，但我们仍然相信，并且所有汉语研究都带着这样的信念：虽然汉语语法并非完全符合西方逻辑的形式，但汉语仍然是由某种逻辑支配的。但汉语所理解、所使用的逻辑，与西方的形式化的逻辑有所不同。以下示例可以说明汉语逻辑的特殊性。龙源期刊网判断一件事情是否真实，汉语会说：“你说的不符合逻辑！”会说：“这件事不符合逻辑！”后一句话中的逻辑，显然与西方的谓词逻辑不同，它包含判断事物所需要的全部背景知识，不仅仅是西方意义上的逻辑知识，这种逻辑也超越了话语“逻各斯”自身。准确地说，这种合逻辑性更接近可能性或合理性。汉语被这样一种逻辑统摄，这种逻辑包含语义的层面，不符合常识也会被看作不合逻辑。中国人在辩论中常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