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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十大杂牌军之西北军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冯玉祥是一个重要的、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从一个小兵，升至一级陆军上将。他虽然身居高位，却始终保持平民本色。他原是北洋直系将领，却倒戈相向，自成一派。他曾反共又亲共。他曾联蒋又反蒋。他从一个典型的旧军人，最终转变成一位民主的斗士。冯玉祥的西北军，曾是中国近、现代军阀混战中最强大的一支武装力量，其最盛时有大大小小五十多个军的番号，但中原大战后全部瓦解，余部皆为蒋所收编。谈到中国近代军阀，不可能不提及冯玉祥及其冯系军事集团。冯玉祥，字焕章，原籍安徽省巢县，1882年11月6日出生于直隶青县兴集镇。父亲冯有茂是淮军中职位低下的哨官。冯玉祥少时家境贫寒，只读了一年零三个月私塾。十一岁时，为了挣得每月三两三钱的饷银，在他父亲所在的营中补了兵。他本名冯基善，冯玉祥这个名字，是补兵时管带随手给他写上的，以后就一直沿用了下来。1896年他十四岁时，正式入营当兵，参加过修筑大沽口炮台的劳役。熬到二十岁那年，他才作为教习，每月拿四两八钱饷银，担任喊口令的任务。这时，他看到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在教练、装备等方面比旧式军队先进，于是，他抛弃了通过苦练得来的教习职位，投靠新军。到新军以后，冯玉祥由于体格魁梧强健，声如洪钟，加上勤学苦练，颇得上司赏识，不久便升任副目、正目，三年后便升至哨长（排长）。不久，他与协统（旅长）陆建章的内侄女成婚，得到陆的提拔，1911年升任北洋军第二十镇的管带（营长）。1911年前后，冯玉祥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冯玉祥与军中的革命军官王金铭、施从云等一起，发动了滦州起义。起义失败，王金铭、施从云牺牲，冯玉祥被拘禁，随后被递解回籍。1912年民国成立后，冯玉祥重被陆建章启用，授任营长。1914年升任第七师第十四旅旅长。同年10月，十四旅改为第十六混成旅，冯玉祥任该混成旅中将旅长。1915年，袁世凯称帝，护国讨袁战争爆发。当时，冯玉祥率军在四川，归袁世凯的亲信陈宦指挥。袁世凯的领兵大将曹锟、吴佩孚、张敬尧等也都在四川，他们共同威胁和利诱冯玉祥支持袁世凯称帝，好从中得到升赏。在此关键时刻，冯玉祥深明大义，反对倒退，加入了讨袁护国的行列。他一方面与护国军首领蔡锷将军联系，一方面力劝陈宦不要与护国军为敌，应宣布四川独立，反对袁世凯称帝。陈宦在冯玉祥的劝说和压力下，终于通电宣布四川独立，反袁称帝。此举给予袁世凯沉重的打击，不久他便忧愤死去。1916年，冯玉祥被反动势力排挤，离开部队到北京郊外的西山赋闲。听到张勋复辟的消息以后，冯玉祥立即回到部队驻地廊坊，指挥部队参加讨伐军，并通电反对张勋复辟。冯军攻入北京城，平定了复辟丑剧。冯玉祥还主张驱逐清逊帝溥仪出宫，把皇宫的财产和文物收归国有。但是，段祺瑞不准，使得冯玉祥的主张当时无法实现。1918年，孙中山领导的护法战争爆发，段祺瑞派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去福建和孙中山的护国军作战。冯玉祥趁南下之机，率部在武穴通电主和，反对段祺瑞穷兵黩武。段祺瑞十分恼怒，要罢免冯玉祥。但全军将士拥护冯玉祥，坚决要求冯继续任职。段祺瑞害怕事态扩大，只好收回成命。从此，冯玉祥开始和孙中山先生交往，并逐渐倾向于革命。同年10月，冯玉祥被任命为湘西镇守使。1920年的直皖战争，直、奉联合打败皖系，把持了北京政权。1921年，北京政府撤销皖系陈树藩陕西督军职务，改由直系阎相文继任。陈树藩拒不卸任，致使阎相文决定以武力接收。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为入陕接收的先锋部队。冯玉祥将全旅编成三个纵队，由张之江、李鸣钟、张维玺率领，从河南直入陕西，经过几番激战，击败陈军，并把陈树藩赶出西安。于是，阎相文顺利入城接任。由于第十六混成旅作战有功，扩编为第十一师，冯玉祥升任师长。同年8月23日，陕西督军阎相文在督署内突然吞服鸦片自杀，冯玉祥继任陕西督军。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开始奉军占了上风，吴佩孚在长辛店失利，急调冯玉祥救急，同时任命冯玉祥为后方总司令。冯军兵分三路向奉军发起攻击，不久，大破奉军。5月5日，与奉军勾结的河南督军赵倜发兵偷袭郑州。冯军又与赵倜和鲍德全的部队在郑州展开血战。5月9日，冯军发起反攻，大破赵部，并追击赵部残兵至开封。这场直豫战争（也称河南战争）结束后，冯玉祥被任为河南督军。冯玉祥就任河南督军后，马上进行整训和扩充军队，改编了两个补充团和一个学兵团，不久又将这三个团扩大为三个混成旅。此时，冯玉祥有了一个师又三个混成旅的实力，冯军成为了一支举足轻重的部队。由于冯玉祥屯兵开封，与洛阳的吴佩孚在一条铁路线上，朝发夕至，鸡犬相闻，遂成为吴佩孚的心头大病。冯玉祥有些新派思想及平民作风，治军严谨，严禁烟赌娼妓，这些做法，使吴佩孚怒不可遏，斥责他是“赤化”。于是，吴佩孚的关系日益恶化，吴佩孚操纵中央，于1922年10月由黎元洪总统调冯玉祥到北京任陆军检阅使，这是个有职无权的闲差，实际上是把冯玉祥逐出河南。冯玉祥出任陆军检阅使两年期间，主要精力用于训练部队。冯玉祥是小兵出身，深知士兵的苦楚，所以他既治军严格，又十分爱护士兵。他不准官长侵犯士兵利益，要求官长与士卒同甘苦。他特地规定，只准上级请下级吃饭，不准下级请上级吃饭，只准上级给下级送礼，不准下级给上级送礼。冯玉祥对下级军官都很熟，不但能叫出他们的大名，而且记得很多人的小名。他常常与士兵打成一片，毫无大官的架子。就在担任陆军检阅使时，他曾亲自给一个得败血病的士兵献过血，这在近、现代军阀中恐怕是绝无仅有的。冯玉祥要求部队要爱护老百姓，他让士兵左臂都佩戴着“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的白布蓝字袖章，要求官兵把老百姓看成自己的父母兄弟乡邻亲戚。他还亲自编了《爱百姓歌》，要部队广泛传唱。对于害民、扰民的官兵，他的处罚相当严厉。冯军中曾发生过一个连长强迫老百姓换马，和一个士兵吃老百姓西瓜不给钱的事，结果那连长和士兵均被枪决。有一次，冯军行军途经怀柔和密云，道两旁都是缀满鲜红大枣的枣树，整整三个旅开了过去，也没有人去采摘枣子，树上仍然果实累累。冯玉祥把军队训练看得极为重要，他始终如一日地抓教育训练，并且不断改进训练方法和提高训练水平。1917年7月他率第十六混成旅进驻常德，有了两年能正规地系统地训练部队的时间。他组织了教导队培养干部，成立官佐体操团提高技术水平，经常组织阅兵和行军；组织官兵学习文化、政治等知识。1922年10月他出任陆军检阅使后，又有了两年训练部队的时间。他在办教导队的基础上又办了高级教导团，对以前教导队毕业的人员再作培训。此外，还办了学生团和电学传习所等。冯玉祥还是基督教徒，故又有“基督将军”之称。由于冯玉祥注重部队的思想教育和军事训练，冯军的军风与当时凶恶蛮横的军阀部队完全不同，既得民心，战斗力也强盛，这为他日后发动北京政变，自成一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24年9月，直系军阀孙传芳、齐燮元进攻皖系卢永祥，爆发了江浙战争。奉系张作霖则以粤浙奉同盟为由，通电责直，并率兵入关，响应浙卢反直。9月15日，十五万奉军分六路向榆关、朝阳进攻，爆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曹锟火速电召吴佩孚到京主持战务，吴佩孚于9月17日到京，18日被任命为“讨逆军”总司令。吴佩孚在中南海四照堂点将，任命王承斌为副总司令兼后方筹备司令；以彭寿莘为第一军总司令，出兵山海关；以王怀庆为第二军总司令，出兵喜峰口；以冯玉祥为第三军总司令，出兵古北口；张福来为援军总司令，杜锡硅为海军总司令。这次战争双方各有二十万人参加，战争首先在热河揭开，但主要战场是在山海关一带。冯玉祥出任讨逆军第三军总司令，任务是率部出古北口经滦平、承德向北进军。冯玉祥所担任这路，交通不便，人烟稀少，地瘠民贫，不但行军困难，而且给养也无法解决。冯玉祥知道这是吴佩孚故意所为，企图以此使冯部陷于绝境。吴、冯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促使冯玉祥最后下定决心，趁这次直奉战争进行倒戈，发动政变。冯玉祥受命以后，借口筹措军粮，修理军械，故意拖延出发时日，及至出发，每天只前进二、三十里，10月1日才到达古北口，又以筹措给养为名停了下来。在古北口，冯玉祥静观战局变化，一面秘密与张作霖的代表达到倒直的协议，一面与驻喜峰口的直系援军第二路司令胡景翼和京畿警备副司令孙岳秘密计划倒戈。胡景翼和孙岳二人，早年都曾加入同盟会，民国成立后，都曾参加倒袁运动和护国战争，胡景翼还曾出任陕西靖国军总指挥，所以他们都赞同冯玉祥倾向革命的主张和行动。几天以后，冯玉祥得到东线直系屡战失利的消息，同时又接到讨逆军总部参谋长张方严“九门口危急，望速进军”的电报，认为时机已到，遂于10月21日将后队改为前队，昼夜兼程。22日午夜，冯军第八旅旅长李鸣钟，第二十二旅旅长鹿钟麟，在负责戍守北京的孙岳配合下，一枪未发，首先率部开到北京，占领交通、电讯等重要机关。鹿钟麟派出一营兵力包围了总统府，将还在睡梦中的曹锟抓了起来，并囚禁在中南海延庆楼上。10月24日，冯玉祥到达北京，通电停战。24日，冯玉祥迫使曹锟发表命令，撤销吴佩孚讨逆军总司令等职务。不久，冯玉祥又迫使曹锟自动辞职。冯玉祥的北京政变，使直奉战争的形势急转直下，直军军心大乱，迅速溃败。吴佩孚由秦皇岛逃回天津，后又只得率残部乘舰狼狈南逃。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但在袁世凯和帝国主义威胁下，南京临时参议院通过了优待清室的八项条款，使清逊帝溥仪仍留居故宫，沿用宣统年号，享受皇帝的生活。北京政变后，北京一些清末遗老和保皇党人乘机活动，复辟清帝之谣纷纷。为此，冯玉祥采取果断措施，决定把溥仪驱出故宫。11月4日，黄郛摄政内阁会议议决修正清室优待条件五条，从即日起永远废除皇帝专号，与中华民国国民在法律上享有同等权利；每年补助清室家用50万元，另拨200万元开办北京平民工厂，收容旗籍平民；清室即日迁出宫禁，自由择居，民国政府仍负保护之责；清室宗庙陵寝永远奉祀，民国政府酌设卫兵妥为保护；清室私产归清室完全享有，其一切公产则归国民政府所有。11月5日，京畿警备总司令鹿钟麟向清室宣布了以上条件。并限令溥仪即日出宫。是日下午，溥仪及其妻妾，少数太监、宫女随其移居什刹海溥仪父亲醇王载沣的故居醇王府，后又移居天津日租界的张园。北京政变成功之后，冯玉祥联同胡景翼、孙岳将所部改为国民军，宣布脱离直系军阀系统，自成一派。国民军共三个军，冯玉祥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孙分任副总司令兼第二、三军军长。次年，冯玉祥任西北边防督办，所部驻扎北京、察哈尔及绥远地区，第一军改称西北陆军，归西北边防督办公署直辖，并增编为六个师又三个旅，因此，冯玉祥所属各部又被称为西北军。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囚禁曹锟，驱逐清室，脱离直系军阀系统，组建国民军，这些都是带有革命性质的重大政治举动。但是，由于政治立场的局限，冯玉祥不可能从根本上提出推翻军阀统治的政治主张。他一方面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一面又与奉系军阀张作霖联合，推出段祺瑞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使政权又落到段祺瑞、张作霖手中。得知北京政变的消息及接到冯玉祥的电邀，在广州正在与共产党合作，改组国民党，成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孙中山先生，也极受鼓舞，马上打电报给冯玉祥，电文说：“……大憝肃清，诸兄功在国家，同深庆幸！建设大计，即欲决定。拟即日北上，与诸兄晤商。先此电达，诸维鉴及。……”冯玉祥也立即回电孙中山，请早日北来，指示建国方针。并派马伯援为代表持他的亲笔信，前往广东欢迎孙中山先生。冯玉祥嘱咐鹿钟麟：“孙先生到京后，一定要尽力保护。”并说：“国民军的队伍，就等于孙先生的队伍，应听从孙先生的指挥。”孙中山于1924年11月13日抱病北上，17日到达上海，22日乘船东渡北京。当孙中山到达北京的时候，冯玉祥却因张作霖和吴佩孚的联合压迫，已离开北京。孙中山在旅途中积劳病倒，于3月12日在北京逝世。原来，北京政变后，冯玉祥、张作霖、段祺瑞三派共同把持北京政权。此时皖系的军事势力所存无几，段祺瑞政府的基础只是建筑在冯奉两系的军事均势之上。冯奉控制北京政权后，双方的矛盾不断产生并激化，11日及12月间，冯玉祥和张作霖先后采取“以退为进”的手法，提出辞职，恫吓对方。段祺瑞不得不从中调解，作出“巧妙”处理。1925年1月，段祺瑞准冯玉祥辞去陆军检阅使一职，专任西北边防督办；准张作霖辞去东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