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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省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建立水土保持监测网络，对全省水土流失动态进行监测、预报，省人民政府定期将监测、预报情况予以公告。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所属的水土保持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建立执法关于富勒的信赖利益理论与缔约过失之比较研究关于富勒的信赖利益理论与缔约过失之比较研究作者吕巧珍（清华大学法学院北京100084）摘要：富勒提出的信赖利益理论和大陆法系的缔约过失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有共同性，尤其是富勒作为事实提出的信赖利益发挥功能的典型领域。不过，他们论述问题的角度还是不同的，信赖利益赔偿的范围也有一定的差别。从总体上看,两个理论都对两大法系的制定法和法理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促使我们重新考虑契约法和侵权行为法之间的关系。关键词：信赖利益缔约过失论述角度信赖利益的赔偿范围影响富勒在美国契约法的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他和他的学生帕迪尤发表的文章《合同损害赔偿中的信赖利益》，被认为是在契约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在该文中，富勒通过对损害赔偿目的的认真研究，发现了隐身于现实实定法契约责任背后的基础——信赖利益，①并提出，如果原告基于被告允诺的信赖，而改变了自己的处境，或者错过了订立其他合同的机会，那么就应该赔偿原告因信赖被告的允诺而遭受的损害。这就打破了美国契约法上传统的损害赔偿原则，即“要么赔偿期待利益，要么没有责任”，为英美传统的契约法理论提供了另一种救济方式。与富勒的信赖利益理论相类似的，在大陆法系为缔约过失理论，它是由德国著名法学家耶林提出的。耶林于1861年首次以历史与理论的观点对缔约过失加以论述,他认为：于契约成立之前，在特定要件下缔约当事人已经进入一个具体的、而且可以产生权利义务之债的关系,[1]违反了债务，就应当依当事人订立或所欲订立的契约承2担责任。这项规则被德国的HansDolle教授誉为“法学上的发现”。富勒提出的信赖利益理论在于避免严格约因主义的适用，填补受害人因信赖允诺而遭受的损失，其功能和大陆法系的因缔约过失而赔偿受害人的信赖利益是一样的。因此学者常常将富勒的贡献类比耶林对于大陆法系的贡献。不过，由于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法律传统不同，缔约过失理论和富勒提出的信赖利益理论在论述的切入点、责任基础以及范围和内容等方面也存在差异。因此，本文主要是从比较的角度来对英美法系尤其是富勒提出的信赖利益理论和大陆法系（主要是德国）缔约过失理论进行简略的比较分析，以期达到对两个理论有更深的理解。一、从理论产生的背景和角度来分析：学者之所以将信赖利益理论和大陆法系的缔约过失理论相对照，主要是两者存在很多相似之处。首先，富勒本人对德国法学很有研究，而且对耶林的缔约过失理论持肯定的态度，因此,他的信赖理论有一定的缔约过失的理念；其次，最重要的是，富勒作为事实提出的信赖利益发挥功能的典型领域和大陆法系缔约过失责任的类型很多都是相同的。富勒在其文章的第二部分列举了大量的实例，说明了在理论上一直被忽视的信赖利益的赔偿在现实的判例中正在进行，尽管一般是很隐蔽的形式。富勒提出的信赖利益赔偿的判例形式主要包括：期待利益无法确定的损害赔偿；合同不能与目的落空时的损害赔偿；表述或者法律效力不完善时的损害赔偿；涉及非商事性标的的交易；错误陈述的责任，撤回要约或允诺时的损害赔偿，以及以期待利益的赔偿会给允诺人施加不当负担的判例，等等。实际上在此之前，对于错误的制度、胁迫和不当影响的制度、无主体资格和滥用代理权的制度以及错误陈述制度等，普通法中的解决办法是只能解除合同，然后返还不当得利，而不能要求损害赔偿。其原因就在于没有约因就没有合同，没有合同就没有责任。但是富勒通过归纳的方法分析指出：这样的判例很多都判予了受害人以信赖利益的赔偿，这些判例的形式和大陆法系缔约过失责任的类型很相似。缔约过失责任是缔约人故意或者过失地违反先契约义务时依法承担的民事责任，关于缔约过失责任的类型，虽然大陆法系各个国家的具体法律规定不同，但是一般情形下，缔约过失制度应用广泛，主要也包括了契约不成立、无效或可撤销、无权代理所产生的损害赔偿，缔约之际没有尽保护义务、通知义务、保密义务等产生的损害赔偿，撤回或撤销要约不当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害赔偿，撤回承诺不当时的损害赔偿[2]等等，在此情形下，加害人要赔偿受害人的信赖利益的损失。同时，在富勒列举的许多判例中包含的契约和侵权行为的中间领域，也可以看作大陆法系的因契约不成立、无效或3者可撤销等产生的损害赔偿。因此，虽然大陆法系缔约过失的类型采取的是演绎的方法,即先规定缔约过失责任的涵义,再看哪些情况适合此规定,和富勒的通过列举案例得出结论的方法不同,但在先契约责任问题上，富勒的信赖利益理论和大陆法系的缔约过失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再次，缔约过失责任的法律效果是加害人赔偿受害人的信赖利益的损失，这和富勒的信赖利益的损害赔偿在名称上相同；最后，富勒主张信赖利益的目的在于探究对违反约定的司法干预之正当性的根据，[3]而大陆法系将缔约过失理论纳入现行法律体系时，主张其法律基础或为侵权或为契约，其实质也是使法官在做出承担缔约过失责任的判决时有法律依据。因此，基于以上几个相似点，将富勒的信赖利益理论和缔约过失制度做类比是很有意义的。不过，富勒的信赖利益理论和大陆法系的缔约过失责任进行论述的角度是不同的。富勒提出信赖利益理论主要是从损害赔偿的范围着手，来说明契约效力的根源。英美传统法上“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损害赔偿方式，其理论根源在于其约因理论。约因的概念产生于英国，发展和完善于美国。大法官霍姆斯构筑了形式主义的约因理论。根据霍姆斯的论述，约因是一种限制契约责任范围的工具。他指出：“契约的全部意义在于它的正式性和外在性。”除非契约的形式已经具备，否则既不存在契约，当然也无契约责任。[4]这个外在的形式就是约因。该理论表现在契约损害赔偿责任方面就是“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模式，同时，美国契约法上的损害赔偿始终是以期待利益的赔偿为目的，因此，传统的损害赔偿模式就是：如果存在约因，就要赔偿全部的期待利益；如果没有约因的存在，则不对受害人赔偿。这样将损害赔偿责任就限制在一个狭窄的范围内，于此范围，责任才是绝对而无条件的。霍姆斯及其后继者主要是威利斯顿的约因理论表现在《合同法重述》第75条中。虽然《合同法重述》第90条规定了“允诺禁反言”原则，但它只是约因的例外替代，即一方合理信赖另一方的允诺而作为或不作为，并为允诺人可预见的，视为有适当的约因，允诺就有强制执行的效力。在该情形下的损害赔偿，仍然是赔偿全部的契约赔偿请求（afullcontractualrecovery）。富勒指出，“反对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处理方式，这不仅是由于部分即足以使原告获得充分的填补时这一处理方式可能使他获得了全部，更有甚者乃是在那些原告急需且适合部分时由于法院不敢给他全部则可能使他落个全无。”[5]因此他主张赔偿信赖的必要性必须作为一种独具特征的允诺利益而给予特别的保护，这样就增大了契约损害赔偿的场合。至于法律为什么保护期待利益，富勒认为，保护期待利益的目的在于保护信赖利益，因为信赖利益中机会的损失难以计算，而期待利益是合同的价格，计算4起来较为简单，这样保护期待利益成了保护信赖利益的替代物，才产生合同法上损害赔偿以期待利益为目的。法律对信赖利益的保护是对于只承认期待利益的赔偿或责任否定的二者必居其一的传统契约法理论的突破，它发挥着开拓中间救济道路的功能。大陆法系的缔约过失理论并不是从损害赔偿的范围来论述的。德国普通法时期过分注重意思说，强调当事人主观意思的合致，故不足适应商业活动的需要；要约承诺传达失实，相对人标的物的错误，俱足以影响契约的效力。[6]基于这样的事实，耶林提出，契约因当事人一方的过失而不能成立时，有过失的一方就他方当事人因信赖契约成立而遭受的损失，负赔偿责任，而且是依所欲订立的契约而不是根据侵权来承担责任。在缔约过失理论刚提出时，只是适用于契约不成立或无效的场合，后来德国判例学说进一步贯彻他的理论，认为即便是没有缔约行为或者缔约上的意思，也可以直接有客观的社会关联产生法律关系以及债的关系。缔约过失理论提出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如何使这一制度溶入现行的法律体系，也即缔约过失责任的归属，学说多有争议，主要有侵权行为说，法律行为说和法律规定说三种。有学者认为,耶林在建立缔约过失责任之时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念:侵权行为仅适用于尚未频繁社会接触而结合的当事人之间的冲突，而当事人缔约时已经进入一个具体的生活关系，负有互相照顾的义务，这种义务要高于侵权法中所要求的注意义务，因此，违反此义务就不应该按照侵权行为的规定来负责任；同时德国民法中第823条所保护的为所有权及其它权利，对于财产本身并不保护，并且即便是符合了缔约过失的要件，则因有雇佣人免责的规定、时效、举证责任等问题，对受害人保护不周，因此，侵权行为说不可取。耶林主张的法律行为说因为纯出于拟制当事人的意思，在理论和实务上有很大的缺陷，也不足取。最终德国判例学说肯定当事人因缔约行为而产生了一个类似契约的信赖关系，并属于法定债的关系，这在实体法上体现为修改前德国民法典第242条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而修改后的德国民法典于311条第2款、第3款明确地规定了缔约上过失的一般理论。由此可以看出，德国式的契约缔结上的过失论，从契约的无效、不成立场合下的损害赔偿开始，扩大到不问契约效力存在与否，只要有契约接触场合下的一般的保护义务。在此核心的争点首先是应否肯定这种责任，且如果肯定之，其法律性质如何，即该责任应看成契约责任还是应以侵权行为法来处理？[7]与此相对，富勒所提出的问题的核心始终在于契约责任上的损害赔偿的范围如何，即他着手的不是契约法和侵权行为法的中间领域，应归属5于哪类的问题，而是传统上契约责任的赔偿形式主要是“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形式还是更多场合采取信赖利益的赔偿？简言之，前者是从契约外的法律关系来论述信赖利益的赔偿责任，而后者是从契约内的法律关系来研究的。二、信赖利益的范围和限制分析：富勒在其文章的第二部分所列举的诸多案例中说明，法院在很多情况下判予被告赔偿信赖利益，大陆法系的缔约上过失所产生的法律效果也是信赖利益的赔偿，两者在范围和损害赔偿的限制方面有很多共性，当然也有不同之处。区分判予契约损害赔偿所可追求的三种主要目的，富勒将契约利益分为返还利益、信赖利益和期待利益。如果基于对被告允诺的信赖，原告向被告交付了某些价值，被告未履行其允诺，法院可以迫使被告交出他从原告处接受的价值，[8]这种利益就称为返还利益（therestitutioninterest），对此保护意味着防止不当得利；所谓信赖利益是指原告信赖被告的约定使自己产生的自我状态的变更。对此的保护意味着将原告恢复到与允诺做出前一样的处境；期待利益是基于双方的约定创造出来的期待的价值，对此的保护意味着，将原告置于与契约已被履行相同的地位。大陆法系将契约利益分为履行利益、信赖利益和完全性利益（维持利益）。履行利益是指法律行为（尤其是合同）有效成立，但因债务不履行而发生的损失，又称为积极利益或积极的合同利益；信赖利益是信赖法律行为有效而该行为无效或可撤销时所蒙受的损害，也称为消极利益或消极的合同利益；完全性利益是指违反保护义务，侵害相对人身体健康或所有权，受害人于健康或所有权所受的一切损害。在这种情形下也可认为构成缔约上过失时，应由加害人赔偿此类损害，而此可能远逾履行合同所生的利益，却并不发生以履行利益为限界的问题。[9]对履行利益的赔偿是为了使当事人达到合同履行后所应达到的状态，对信赖利益的赔偿是为了使受害人恢复到缔约前的经济状态。这和富勒讲的期待利益和信赖利益的目的是一致的。大陆法系的履行利益和富勒所称的期待利益在内涵和外延上相近，一般也可以认为是相同的，不过，信赖利益的范围却不相同。富勒认为信赖利益可以分为两类：必要信赖（essentialreliance）和附带信赖(incidentalreliance)。必要的信赖是原告通过合同所可获得好处的“代价，它包括对双务合同中明示或默示条件的履行、对单务合同中所要求之行为的履行、为这两种案型的履行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