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学接受学的定义及其学科渊源比较文学接受学,又称接受研究,是建立在西方当代接受美学理论基础上的一种新的比较文学变异研究的研究模式,主要研究一个国家的作家作品被外国读者、社会接受过程中出现的变异。鲁迅曾举《红楼梦》为例“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脂砚斋认为:《红楼梦》的总纲是“色空”、“梦幻”,作者写的是自己内心的悲愁与苦闷;王希廉认为,是一部感叹家世盛衰之作;王国维认为:“彻头彻尾之悲剧也”,王梦阮认为,顺治皇帝和董小宛的故事;蔡元培认为:是政治小说,“吊明亡,揭清之失”。景梅久认为:表现了作者的排满思想。题西林壁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接受学的研究内容1、通过对于同一文学作品的意义理解产生差异的原因分析,探讨不同民族文化传统的特点、文化差异;2、将不同民族、不同时代对异域文学作品的接受作为研究对象,以此折射出不同民族在某一特定时期的社会生活、时代精神及文化心理结构的变化;3、研究不同作家对异域作家作品和思潮接受的选择和差异,以了解和认识不同作家独特的审美情趣、美学追求以及创作个性、风格等。接受学的学科渊源二战后,读者在文本的构建中的作用得到重视。随着接受理论和“读者反应批评”的出现,越来越多的比较文学学者意识到了接受研究的重要性,并自觉地将其运用到比较文学的研究之中,形成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新的范式——接受研究。比较文学接受学诞生的标志是1979年在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召开的国际比较文学第九次学术讨论会。这次会议以“文学的传播和接受”为题展开讨论,正式将接受研究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新范式纳入到比较文学研究体系之中。1、接受理论简介20世纪60年代,联邦德国康斯坦茨大学的五位年轻的文艺理论家和教授提出研究读者对作品接受时所产生的一系列因素与规律的理论,人称“康斯坦茨学派”。他们倡导的侧重研究读者接受过程的理论,被称为“接受理论”。其理论观点概括起来大致如下:1)提出读者中心论与文本中心相对;直接将批评焦点集中到读者身上,认为读者具有能动性,其阅读活动具有创造性;读者是作品所要面对的惟一的、最后的对象,也是文学作品是否能流行传世的决定性力量。接受理论承认读者对作品的接受是多种多样的,接受理论认为,一切阅读活动都是在具体的时空中进行的,都受其地域时代的限制,接受具有历史性,正是不同的历史距离造成了理解的多样性,例如司汤达。司汤达生前文名寂寞,他的作品在国外极少被人阅读,甚至在法国也鲜有读者,据说他的《爱情论》在其生前才卖出了13本。雨果曾经讽刺司汤达不懂得小说的艺术。但是到了19世纪80年代,以法国文学评论家泰纳为首的一批学者,开展了“发现司汤达”运动,司汤达的文学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升,他以自己为数不多的几部小说在文坛上赢得了与创作《人间喜剧》的巴尔扎克同样的地位。2)没有独立、绝对的文本文学作品的价值和作家的历史地位要由作家与读者共同创制而成;作者的创作意识能否实现,文学作品的最终价值如何,要依靠读者的接受意识;文学的历史实际上应该是文学的接受史和作用史,而不是文学的创作史和表现史。不同的读者对金庸的《雪山飞狐》的结尾的理解不同:胡斐对苗人凤的那一刀是砍还是不砍呢?一妇人在清理垃圾,想扔掉一本书,对丈夫说:“那是一本嗜血的夸张之极的情节剧,充满了谋杀和自尽。一个人的父亲被他叔叔杀死了,他自以为是个私家侦探,便开始在夜间偷听,又杀了他女朋友的父亲和兄弟,然后是他叔叔,最后他自杀了。”“典型的现代垃圾!”丈夫愤愤然。妇人将书扔进了垃圾堆。丈夫看到,封面上赫然写着《哈姆雷特》。3)读者先在的“期待视野”读者在阅读一部作品之前已经具有了由其历史文化传统、出生、学养、个性、兴趣等构成的独特意向,这种意向构成其“期待视野”;它决定着读者对作品的选择、阅读的重点与期待、对作品的态度与评价等;而作家进行创作时即已开始了文学接受的过程:创作时总是会有意无意地考虑读者能否理解和接受,即读者固有的“期待视野”的问题;作家在接收到读者的褒贬评价之后,往往会有意识地修正自己作品的结构与内容。接受理论还认为,任何理解和阐释都是以读者头脑中存在的“先在结构”和“成见”为基础的,也就是读者的“期待视野”决定了其对一部作品的理解。例如英国著名的侦探小说家柯南道尔在其名著《福尔摩斯探案集》中最后让作品的主人公福尔摩斯在追捕罪犯时坠入悬崖摔死了。广大读者强烈反对这一结局,甚至有读者在报纸上提出一字千金,要求作者修改小说中大侦探福尔摩斯的结局,在读者的强烈要求下,柯南道尔又让坠崖的福尔摩斯大难不死,重新复活,继续续写这一故事。《人民的名义》之所以受到观众热烈的欢迎,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它所描绘的“视野”空间一方面在政治写实上符合观众定向性的审美期待,另一方面也在题材选择,人物设计上满足了观众对于“政治好奇”的创新性期待。一个外国人眼里的金庸作品评论《射雕英雄传》:对人类的智力提出了质疑。书中有五个拥有最强内力的人,骄傲地将自己封为五个方向的虚拟君主。但在小说结尾,他们惊奇地发现自己并不比一个略有弱智的青年更强。书中一个似乎拥有罕见美貌和聪明的女子,最终也为这个青年所拥有。更为微妙的是,这五个虚拟君主中的那个西方君主,后来似乎拥有了最强大的内力,但他的智力情况却更糟——成了一个严重的失忆症患者。4)作品的意义由读者从文本中发掘出来作品文本的接受是一种阐释活动;作品在未经阅读时,包含着许多“意义空白”和“未定性”,需要读者运用自己的经验、知识、想象力去进行创造性的填补和阐发;这些“空白”和“未定性”使作品成为一个开放的“召唤结构”,即一种不具有既定所指的虚构,阅读的任务就是发掘文本的潜在结构,使这种开放的“召唤结构”得以充实完备;因为作品存在这种“召唤结构”于是就产生多种解释的可能性,结构中实际上潜藏着“暗含的读者”。读者的阅读过程就是“暗含的读者”具体显现的过程,也就是读者与作家共同创作的过程。5)文学接受分为垂直接受和水平接受两种前者指从历史延续的纵向角度入手,历时性地考察读者接受作品的情况;后者指同一时代的不同读者横向接受作品的情况;不同时代的读者因其“期待视野”随时代的改变以及作品本身的“潜藏含意”逐渐被读者发现而表现出诸多不同的接受情况;同一时代的读者因各自传统、文化、个性、学养等差异而导致了接受的变异。6)文学效果由作品内涵与读者接受意识相结合的程度决定首先,读者运用以往的经验来理解和阐释作品;其次,读者运用想象力将作品内涵与自己的期待进行对比,作出判断;最后,读者从阅读中获得道德的、美学的认知,并将其表现在自己的行为中。文化传播中的文化过滤1、文化过滤的定义文学交流中接受者的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文化传统对交流信息的选择、改造、移植、渗透的作用。也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发生影响时,接受方的创造性接受而形成对影响的反作用。2、文化过滤的特征:首先是接受者的文化构成性。任何接受者都生长于特定的地域时空里,他与生俱来地烙上其地域时空的文化印痕、社会历史语境以及民族心理等因素,这些因素在文化交流中必将发挥着作用。第二,接受过程中的主体性与选择性。文化交流过程中,影响对接受者个体的影响并不是完全一致的,这取决于个体与社会文化之间或强或弱的关系。第三,接受者对影响的反作用。如在清末,由于中国长期受到外国的侵略、凌辱,中国有些人在排斥洋人的时候也排斥洋人的先进的技术,如对照相机的排斥,认为照相机是洋鬼子用来摄取人的灵魂的。“文化过滤”的另一个理论来源是文化相对主义。文化相对主义的核心是尊重差别并要求相互尊重。它强调多种生活方式的价值,以寻求理解与和谐共处为目的,而不去评判甚至摧毁那些不与自己原有文化相吻合的东西。文化相对主义突破了西方中心论的模式,肯定了异质文化的多元存在,有利于比较文学在向比较文化学拓展时,正确对待不同民族的文化。当然我们也不能固守自己的文化方式,而盲目排斥甚至压制其它文化。比如,赛义德在《东方学》一书中所揭示的,正是西方人囿于自我所从属的价值体系与偏见为理由来解释和评价东方人的文化、行为方式和行为的。正如赛义德所正确指出的,建构“东方主义”的理论基点或观察视角并非“东方”,而是基于“西方”自身的视野。正是从西方这个“他者”的眼中,东方才被当作一个“他者”的“他者”建构了出来,并成为西方的对立物而出现。又如,浪漫主义是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一个主要思潮和流派,作为一种理论观念,其本身是一个舶来品,但一旦它进入一种异质的文化环境之中,就不能不与异质的本土文化及其话语系统相碰撞,相交流,并在异质中发展和丰富。西方浪漫主义作为古典主义文学观念的掘墓人,作为既定文学秩序的破坏者和叛逆者,无疑应合了中国五四新文学反抗封建礼教对人性的压抑和束缚、追求个性解放和自由的思想基调。但是中国五四时期的作家在吸取西方浪漫主义精神的同时,却把“立人”与“立国”联系在一起,视“立人”为“立国”之根本。这与19世纪西方浪漫主义强调的以个人为本位的个人主义思想显然有着差异。中国五四作家们内心深处潜埋着对祖国与人民的忧患意识,无论如何也不会把民族置于个人的对立面,更不可能把个人置于社会之上,他们要负起历史的重任。文学传播中“文化过滤”的作用机制在文学交流中,文化过滤是必然的A、现实语境、传统文化因素对文学影响的文化过滤语境是决定着个体人的思想、行为和价值选择,在认识外来文学时,接受者受现实语境之制约,也同时制约着或反制约着现实语境。比如,在西方现代主义诸流派的文学中,中国现代作家偏爱象征主义文学而相对冷淡未来主义文学,这一“迎”一“拒”,就在于中国现代作家个体或作家群体的“选择性疏忽”或“文化过滤”起了作用,即象征主义文学“应合”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比兴”与“象征”。B、语言差异对文学影响的“文化过滤”“文化过滤”另一个制约机制来自语言。一种文化之所以得以独立,就是因为它自身的特点和本质规定,其中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语言。首先,语言既是“器”(工具)又是文化。语言不仅是人们说话、交际的工具,但同时也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如中国的汉字,都有中国独特的文化因素。一本被译成汉语的外国小说,一首被译成外语的中国诗歌,最终是通过接受语境中的过滤而成为接受语境的一部分的。比如,中国道家和道教的核心术语“道”是个内涵丰富的词,老子尚且言:“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继而又异词反复言:“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老子第二十五章》)一词多举,可见老子既担心词之不达己意,又担心词义之离散,故己先行道说出并予以消解之。老子本人尚且如此,此“道”要在西语文化中予以再现,可想其难度之大。尽管它与西方的“逻格斯”在意思上有相同之处,但却不能完全对等。即使用西语“逻格斯”来表现“道”,其结果也只能是在西方学术生态中的一种选择与“过滤”而已。其次,文学翻译过程即是文化过滤的过程。如林纾翻译的外国小说,很多翻译如写景的部分,很多都是中国式的景色。C、接受者个体文化心理结构对外来文学的“文化过滤”在跨文化文学的交流中,作为“文字流传物”的作品必须首先与特定的读者或译者遭遇,也就是说,首先起作用的是读者或译者个体的主观需要,个体和人格世界的差异也往往表现在不同的接受者对于同一种外来文化所采取的不同立场上。比如在西方浪漫主义触发中所形成的中国现代浪漫主义作家群体,在整体上他们都把追求个性解放和自由视为其其基本的思想基调。但是这种“别求新声于异邦”在不同作家身上却因个性特质的差异而有着不同的表现。如鲁迅使用恶魔式的叛逆,尼采“超人”式的激情,雪莱式的“与旧习对立,更张破坏”,以及拜伦式的“重独立而自由”等方式来打破中国社会沉闷和人民精神的愚昧,在无声的中国开出一条生路。郭沫若同样从这种思想基调里取来了“浪漫”之火,烧毁了像孙悟空的紧箍咒一般禁锢人们头脑的旧文学观念,创造了《女神》中一系列引人入胜的浪漫主义诗歌形象,他们在“涅槃”中迎来了新世纪的曙光。但是以郁达夫为代表的作家们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