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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中杂记方苞方苞(1668—1749)作者方苞（1668一1749）方苞：清代桐城派古文的创始人，字凤九，号灵皋，晚年又号望溪。桐城（今安徽桐城）人。康熙四十五年进士。为文主张一种“义法”，要求做文章“言之有物”“言之有序”，提倡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并重，并讲求词语的“雅洁”。这些主张在当时很有影响。在实践中，方苞以及其他桐城派作者成就虽然不很高，思想内容比较空虚，但大抵能够写得明白晓畅，在行文的结构、修辞方面有一些可取的地方。背景康熙五十年（1711），方苞因《南山集》案牵连入狱。《南山集》为桐城人戴名世所著。戴名世在《南山集》《与余生书》一文中提出写历史时应给明末几个皇帝立“本纪”。此事被御史赵申乔揭发，戴名世全家及其族人牵累定死罪者甚多。方苞也因《南山集》序文上列有名字，被捕入狱。开始在江宁县狱，后解至京城，下行步狱。两年后出狱，被编入汉军旗，以奴隶身份入值南书房。康熙死后被特赦，解除旗籍。后累官至礼部侍郎。本文是方苞出狱后，追述他在刑部狱中所见所闻的记录。“杂记”，是古代散文中一种杂文体，因事立义，记述见闻。本文以“杂记”名篇，材料繁富，错综复杂，人物众多，作者善于选择典型事例重点描写，“杂”而有序，散中见整，中心突出。如用方苞提出的古文“义法”来衡量，繁富的材料就是“义”，即“言之有物”；井然有序的记叙就是“法”，即“言之有序”。导读提示：方苞因受戴名世的牵连而被捕入狱，他亲身体验、观察和了解到清王朝刑部监狱的种种黑暗现实，以严肃、质朴的文笔描写了牢狱的恶劣环境，揭露了狱吏的贪赃枉法、滥用酷刑和囚犯中的无辜者含冤蒙屈、痛苦无告的不幸遭遇。狱中杂记概读课文，理清层次全文共分五段。第一段，自开头至“皆轻系及牵连佐证法所不及者”，写刑部狱中瘟疫流行情景，揭露造成瘟疫的根源。第二段，自“余日’’至“于是乎书”，写刑部狱中系囚之多的原因，揭露刑部狱官吏诈取钱财的罪恶。第三段，自‘‘凡死刑狱上”至“信夫”，写行刑者、主缚者、主梏扑者心狠手辣，揭穿刑部狱敲诈勒索的黑幕。第四段，自“部中老胥”至“人皆以为冥谪云”，写胥吏放纵主犯，残害无辜，主谳者不敢追究，揭露清代司法机构的黑暗与腐败。第五段，自“凡杀人”至结尾，写胥吏狱卒与罪犯奸徒勾结舞弊，揭露刑部狱成了杀人犯寻欢作乐牟取钱财的场所。牢狱生存条件之差表现在哪里？二百多人挤在一排没有窗户的狭小暗室里，吃喝拉撒都在一处，人死后不能及时处理，传染病动辄流行。狱吏是如何贪赃枉法的？恣意妄为，制作伪章，篡改公文，甚至调换主罪者名单，即使是良吏亦多以脱人于死为功，而不求其情，法律之正义公理荡然无存。监狱里的黑恶势力结成一个很大的网主管官员管理着狱中囚犯的一举一动，囚犯的命运可以说是直接操纵在他们手上。监狱中的狱霸虽然他们本身也是囚犯，但他们与狱吏内外勾结，也能赚大钱。作者笔下的狱霸最后都乐不思蜀了，这一奇怪现象足可见封建牢狱黑暗之一般。康熙五十一年三月，余在刑部狱，见死而由窦出者，日三四人。有洪洞令杜君者，作而言曰：“此疫作也。今天时顺正，死者尚稀，往岁多至日十数人。”康熙五十一年三月，我被关在刑部监狱里，亲眼看到死后从牢墙的洞口被拖出去的犯人，每天有三、四个，有位曾任过洪洞县令的杜君，站起来对我说：“这是发生了瘟疫。现在天时正常，死的人还不多，往年多到每天要死十几个。”余叩所以，杜君曰：“是疾易传染，遘者虽戚属，不敢同卧起。而狱中为老监者四，监五室。禁卒居中央，牖其前以通明，屋极有窗以达气。旁四室则无之，而系囚常二百余。我向他询问原因，杜君说：“这种疾病非常容易传染，得了瘟疫的人，即使是他的亲属也不敢陪伴他同起同卧。而狱中设立了四个老监，每监分五个牢房。看管犯人的狱卒住在正中那间。他在前面墙上开一个窗户照明，屋顶开一个天窗通气。两旁四间则没有窗户，但是关押的犯人常常多达二百多个。每薄暮下管键，矢溺皆闭其中，与饮食之气相薄；又，隆冬，贫者席地而卧，春气动，鲜不疫矣。狱中成法，质明启钥，方夜中，生人与死者并踵顶而卧，无可旋避，此所以染者众中。每到傍晚就锁门，犯人的大小便都拉在牢里，臭气与食品的气味相混杂。到了寒冬，贫穷的犯人就睡在地上，春天一到，很少不生病的。狱中的老规矩，天快亮时才开锁。到了半夜，活人和死人脚挨脚、头并头而睡，没有办法回避，这样得传染病的人就多了。又可怪者，大盗、积贼、杀人重囚，气杰旺，染此者十不一二，或随有瘳。其骈死者皆轻系及牵连佐证，法所不及者。”余曰：“京师有京兆狱，有五城御史司坊，何故刑部系囚之多至此？”令人奇怪的是，那些大盗、惯贼、杀人要犯，却体质强壮，精力旺盛，被传染上疾病的十个中不到一、二个，即使有的得了病，随即又痊愈了。那些接连死去的，都是因轻罪被关押的人，以及被牵连作证而依法不该判罪的。”我说：“京师有京兆狱，有五城御史司坊，为什么刑部监狱关押的犯人如此之多？”杜君曰：“迩年狱讼，情稍重，京兆、五城即不敢专决；又九门提督所访缉纠诘，皆归刑部；而十四司正副郎好事者及书吏、狱官、禁卒，皆利系者之多，少有连，必多方钩致。杜君说：“近年打官司，案情较重的，京兆狱和五城御史衙门都不敢擅自判决；加上九门提督所搜捕查究的犯人，都归刑部拘禁。而十四司正副郎官中乘机营私者以及掌理文书的小吏、狱官、小卒，都把多关押人视作有利可图，所以，稍有牵连的人，一定千方百计拘捕到。苟入狱，不问罪之有无，必械手足，置老监，俾困苦不可忍，然后导以取保，出居于外，量其家之所有以为剂，而官与吏部分焉。中家以上，皆竭资取保；其次，求脱械居监外板屋，费亦数十金；惟极贫无依，则械系不稍宽，为标准以警其余。一旦投入监狱，不问有罪无罪，必定戴上手铐脚镣，关进老监，使他们痛苦不堪，然后劝诱他们寻找保证人，缴纳保证金，才放他迁出狱外，狱官估计他家财产来定敲诈的数额，得钱后官吏就坐地分赃。中产以上的家庭，都倾尽家财去找人取保，次一等的人家，只求脱掉镣铐，住在监狱外的板屋，也得化费数十两银子；只有极其贫困而又无依靠的囚犯，则被铐得很紧，以作为样子来警告其余的犯人。或同系，情罪重者，反出在外，而轻者无罪者罹其毒。积忧愤，寝食违节，及病，又无医药，故往往至死。”余伏见圣上好生之德，同于往圣，每质狱辞，必于死中求其生。而无辜者乃至此。有时同是一个案子，案情罪行严重的，反而能居住在监狱外，而罪轻或无罪的人却遭受其害。这些人忧愤积结，饮食起居又不正常，一旦染病，又缺医少药，所以往往死去。”我见皇上有爱惜生灵的品德，和以往那些好皇帝一样，每次审察判决书，必然能在被判死刑的犯人中寻求出一些可以放生的人，而如今无辜者竟然到了这个样子。倘仁人君子为上昌言，除死刑及发塞外重犯，其轻系及牵连未结正者，别置一所以羁之，手足毋械。所全活可数计哉！或曰：“狱旧有室五，名曰现监，讼而未结正者居之。倘举旧典，可小补也。”假使仁人君子向皇上直言：除死刑犯以及发配到边远地充军的重刑犯外，那些罪行较轻以及受牵连还没有结案定罪的犯人，可以另外关在一座监狱里，不给他们上手铐和脚镣，这样，所保全而活下来的人能数得清吗！或者说：“监狱原有的五个牢房，定名为临时拘留所，让那些正在打官司而没有结案定罪的人住。这样即使实行过去的规章制度，也可以稍有补益。”杜君曰：“上推恩，凡职官居板屋；今贫者转系老监，而大盗有居板屋者，此中可细诘哉！不若别置一所，为拔本塞源之道也。”余同系朱翁、余生及在狱同官僧某，遘疫死，皆不应重罚。又某氏以不孝讼其子，左右邻械系入老监，号呼达旦。余感焉，以杜君言泛讯之，众言同，于是乎书。杜君说：“皇上开恩，凡犯罪官员住板屋；如今贫困犯人转到老监关押，而大盗中却有住板屋的人，这里面是可以仔细查究的啊！不如安置在另一所监狱里，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办法。”同我一起被捕的朱老先生、姓余的青年，和狱中的同官县僧某，先后得了传染病死去，都是不应该判重罪的。又有某人因儿子不孝控告他儿子，左右邻居也被牵连关押在老监，呼天喊地一直到天亮。我十分感慨，并以杜君所说的话广泛核实，大家所说的都相同，于是我就写了下来。凡死刑，狱上，行刑者先俟于门外，使其党入索财物，名曰“斯罗”。富者就其戚属，贫则面语之。其极刑，曰：“顺我，即先刺心；否则，四肢解尽，心犹不死。”凡判死刑的案件已经上奏的，刽子手就先等候在门外，叫他的同伙进去勒索财物，叫做“斯罗”。有钱的人就对他的亲属勒索，穷苦的就当面对本人说。如果犯人被处以凌迟，就说：“满足我的条件，就先刺心；否则，就先砍去你的四肢，心还不死。”其绞缢，曰：“顺我，始缢即气绝；否则，三缢加别械，然后得死。”惟大辟无可要，然犹质其首。用此，富者赂数十百金，贫亦罄衣装；绝无有者，则治之如所言。主缚者亦然，不如所欲，缚时即先折筋骨。有对那些被处以绞刑的，就说：“满足我的条件，一绞就死；否则，三绞三放再加上别的刑具，然后才让你死。”只有斩首的无法要挟，但是还要把砍下的犯人头作抵押品。因此，有钱的用数十两、上百两银子作贿赂，贫穷的也要卖光衣物；穷得一点钱都没有的，就按以上所说的处置。掌管捆绑犯人的差役也是如此，欲望得不到满足，绑时就先折断犯人的筋骨。每岁大决，勾者十三四，留者十六七，皆缚至西市待命。其伤于缚者，即幸留，病数月乃瘳，或竟成痼疾。每年秋天大决时，皇帝用朱笔勾过的约占十分之三四；未勾暂留的约占十分之六七，但都须缚到西市刑场等待命令。那些因捆绑而受伤的，即使幸而不死，也得病上几个月才痊愈，有的竟成了终生残疾。余尝就老胥而问焉：“彼于刑者、缚者，非相仇也，期有得耳。果无有，终亦稍宽之，非仁术乎？”曰：“是立法以警其余，且惩后也。不如此，则人有幸心。”我曾经问过一个供职多年的小吏：“他们和被判刑者、被捆绑者，并非互相仇恨，只是想得到一些钱财罢了；如果犯人真的拿不出，最后对他稍微宽容一些，不是做了一件善事吗？”小吏说：“这是做出规矩来警告其他犯人，并且惩诫后来的犯人；不这样做，那些犯人就会有侥幸心理。”主梏扑者亦然。余同逮以木讯者三人：一人予三十金，骨微伤，病间月；一人倍之，伤肤，兼旬愈；一人六倍，即夕行步如平常。或叩之曰：“罪人有无不均，既各有得，何必更以多寡为差？”曰：“无差，谁为多与者！”孟子曰：“术不可不慎。”信夫！掌管上刑具、打板子的狱卒也是如此。同我一起被捕遭到木制刑具审讯的有三个人：其中一个给银子三十两，被打之后骨头微伤，病了一个多月才好；另一个加倍给钱，只伤了皮肤，二十天就好了；再一个给六倍的钱，当晚走路就象平常人一样了。有人问小吏说：“犯人贫富不等，既然从他们那里都有所得，何必一定要按贿赂的多少来区别对待？”小吏说：“不分别对待，谁愿意多给钱！”孟子说：“选择职业不可不慎重。”真对呀！部中老胥，家藏伪章，文书下行直省，多潜易之，增减要语，奉行者莫辨也。其上闻及移关诸部犹未敢然。功令：大盗未杀人，及他犯同谋多人者，止主谋一二人立决；余经秋审，皆减等发配。狱辞上，中有立决者，行刑人先俟于门外。刑部中的老吏，家里藏有假印章。公文下发到直属中央的各省，都被他们暗中更改，增加或删去公文中的重要词句，执行的人难辨真假。只有那些给皇帝的奏章以及发到平行各部的公文，他们还不敢这样做。法令规定：大盗没有杀人，以及和他同伙的几个罪犯，仅立刻处死主谋一、二人；其余的经秋季审讯，都可以罪减一等，发配充军。判决书上奏后，其中有立即处死的，刽子手已先等在门外。命下，遂缚以出，不羁晷刻。有某姓兄弟，以把持公仓，法应立决，狱具矣。胥某谓曰：“予我千金，吾生若。”叩其术，曰：“是无难，别具本章，狱辞无易，但取案末独身无亲戚者二人易汝名，俟封奏时潜易之而已。”命令一下，就绑出来，片刻也不停留。有某姓兄弟俩，因为把持公仓，法律规定应当立即处决，案件已经判决。某狱吏对他说：“给我一千两银子，我让你活命。”问他有什么办法，则说：“这个并不难，我另外准备一份奏章，判决书不需要改动，取列名在判决书后面的从犯中没有亲属的两个单身汉换你俩的名字，等叛决书加封上奏时暗中调换一下姓名就是了。”其同事者曰：“是可欺死者，而不能欺主谳者；倘复请之，吾辈无生理矣。”胥某笑曰：“复请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