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是五四运动前的第一次翻译高潮

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是五四运动前的第一次翻译高潮，以后近千年内，我国共翻译佛经1500多部，丰富的翻译实践造就了一批佛经翻译理论家，他们是三国时期（公元3世纪）的支谦、东晋的道安、六朝时代的鸠摩罗什，隋代的彦综和唐代的玄奘。支谦的《法句经序》是我国第一篇有关翻译的论文，道安总结了比较完善的直译原则，鸠摩罗什是主张全面意译的第一人。彦综和玄奘生活在佛经翻译的鼎盛时期，玄奘亲自去印度取经，带回经书600余卷，其中一半以上由他+译出，译文具有“意译直译、圆满调和”的品味。他还提出了“既须求真，又须喻俗”的翻译标准，力求忠实与易懂并重。宗教术语，主要是印度佛教文化的词语，通过异化移植的方法被大量引进汉语中，如“佛陀”(Buddha，指修行达到三觉具备者)，“菩萨”(Bodhisattva，指修行到达一定程度，地位仅次于佛陀的人)，“阿弥陀佛’(Amitabha，指大乘佛教三世佛之一，西方极乐世界教主；通常在前面加的“南无”则译自Namo一词，表示信仰、皈依)，“弥勒佛”(Maitreya，指未来佛)，“菩提”(Bodhi，指彻悟的智慧和达到彻悟的途径)等等。这些外来的佛教术语，历经千载，广为流传，家喻户晓，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常用词汇，佛教文化也渐渐融人中国的主流文化之中。第二次翻译高潮是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中国的士大夫与传教士联手将欧洲的宗教、哲学、科学、技术和文学等“西学”介绍到中国来，徐光启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合译了6卷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还独译了不少天文地理等方面的著作。李之藻翻译了10卷亚里士多德的《辩证法概论》，最早介绍西方逻辑学，他创用的某些逻辑术语已成为逻辑学的专门词语，沿用至今。第三次翻译高潮指鸦片战争后至“五四”前的西方政治思想和文学翻译。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组织了一大批学者翻译有关西方自然科学书籍。在维新思想的影响下，一大批介绍西方政治思想、科学方法的译作和文学名著的译本问世。其中最有名的当推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原富》、《法意》和《社会通全》等。他的译著推动了“新学”的发展，起到了启蒙的作用。他提出的翻译标准“信、达、雅”至今认为翻译界所认可。文学翻译成就最大的是林纾。他是一位奇才，不懂外语却能从事翻译,林纾译书的速度是他引以自豪的。口述者未毕其词，而纾已书在纸，能一时许译就千言，不窜一字。他是古文家，喜欢用古文义法来讲他译的小说。，完成的译述有183部，总计1200万字。他的翻译方法奇特：由动外语的合作者口述原文内容，他再“加工”成译文。这样的译文虽然难以忠实于原文，难免有许多遗漏、删改、增补之处，但可读性仍然很强，对介绍西方文学起到一定的作用。五四运动至新中国成立期间，我国的翻译活动为马列主义思想和世界文学的传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由于白话文代替了文言文，通俗易懂的大众化语言使东西方各国优秀文学作品拥有更多的读者，鲁迅、瞿秋白、郑振铎、茅盾、郭沫若、成仿吾、林语堂、朱生豪、艾思奇等学者辛勤笔耕，不仅翻译了大批世界名著，而且对翻译理论进行了认真的思索和探讨，研究的范围扩大到语言学、哲学、美学和心理学等众多领域，为我国的翻译理论的系统化和科学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中西文化的接触和交流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进行。反映当代西方文化的新词术语更是大量地涌入汉语和中华文化中，如：超市(supermarket)、便利店(conveniencestore)、快餐(fastfood)、麦当劳(McDonald)、汉堡包(hamburger)、销品茂(shoppingmall)、绿色食品(greenfood)、转基因食品(genemodifiedfood，简称GMF)、克隆(clone)、因特网(internet)、鼠标(mouse)、电子邮件(e-mail)、电子商务(e-commerce)、托福(testofEnglishasaforeignlanguage，简称TOEFL)、首席执行官(chiefexecutiveofficer，简称CEO)、脱口秀(talkshow)、情景喜剧(situationcomedy，简称sit-com)等等。然而，在文化交流和融合的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不同的文化不可避免地会发生某种程度的冲突和矛盾，给语言的翻译带来种种难以逾越的鸿沟和难以克服的困难，从而增加语际翻译的不可译度。这正如王佐良所说过的：“翻译的最大困难是两种文化的不同。”美国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也曾指出：“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熟悉两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更重要，因为词语只有在起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因此，尽管语言、文化及翻译三者之间可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文化的差异性仍然会给语际翻译带来种种棘手的难题。第一个高潮是在公元前3世纪中叶。当时最著名的译作为《希腊文旧约圣经》(Septuagint).据说该译作由72名学者在72天内从希伯来语译为希腊语，以满足讲希腊语的犹太人学习《圣经》的需要。与此同时，由于希腊丰富的文化遗产吸引着发展中的罗马，罗马文学家将荷马史诗《奥德赛》（Odyssey）和大批希腊戏剧作品译为拉丁语或用拉丁语改编希腊戏剧，打开了欧洲翻译的局面，使古希腊文学得以传播和继承。第二个高潮发生于公元4世纪至6世纪之间。它与基督教的发展密切相关。由于《圣经》是基督教的经典，要传播基督教必须将希伯来语和希腊语写成的《圣经》译为拉丁语才能为罗马人所接受，于是各种译本相序问世，其中杰洛姆（Jerome）翻译的《圣经通用本》（theVulgate）最具权威性。出于对宗教的狂热和对上帝的敬畏，当时许多译者认为忠实地传达原文意思必须采用直译的方式，所以他们的译文难懂，而杰洛姆（Jerome）的思想比较开明，他坚持“在不损害意思的前提下，应当使译文符合译语的韵律和各种特征”，因此他的译文流畅自然，易于读者接受。第三个高潮是11世纪至12世纪之间。由于基督教与穆斯林对彼此的文化深感兴趣，大批作品从阿拉伯语译成拉丁语，希腊语译成古叙利亚语，西班牙的托莱多因翻译活动的繁荣成为欧洲的学术中心，这一高潮持续了近一百年。14-16时机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思想、文学和艺术的革新，引起了翻译的第四次高潮，翻译活动的高潮，又推动了思想、文学和艺术等众多领域的发展。德国宗教改革领袖马丁•路德将《圣经》译为民众喜闻乐见的德语，为现代德语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路德翻译《圣经》的原则之一是：“译者必须同家庭主妇、街上的儿童和市场上的普通人谈话，了解他们怎么说话，在此基础上进行翻译，使民众明白并意识到有人在用德语同他们谈话。”路德的这一原则体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精神，是圣经翻译摆脱宗教思想的禁锢，顺应民意的重大突破。他的人文主义观点，无疑影响了《圣经钦定本》（KingJamesVersion）的译者。1611年英王詹姆士一世钦定的这一《圣经》译本，以通俗、优美、流畅的语言闻名于世，被视为“英语中最伟大的译著”，对现代英语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时机的法国文学家阿米欧花费17年时间译出的《希腊、罗马名人比较列传》，英国的查普曼用18年时间译出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都是译作中的精品。翻译的第五次高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翻译活动。在这段较长的和平时期内，西方的经济与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为翻译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厚的物质基础与先进的技术条件。翻译不再只限于宗教和文学领域，而是迅速地深入到科技、教育、艺术、商业、旅游等社会生活得各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