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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通典》、《唐会要》开启的典志系列记录制度的典籍，最早可以追溯到“三礼”。在图书分类中，出现关于典章制度的部类见于阮孝绪《七录》。其“传记录”的旧事、职官、仪典、法制四部，在《隋书·经籍志》史部为“旧事”、“职官”、“仪注”、“刑法”四类。所著录之书，皆为朝廷政法礼仪。唐朝前期，这四类书数量剧增，形式与内容方面也呈现出新的特点。一是增加新的专题，如“选举”。二是注意沿革考察。三是初具总结性质。同时，注意到单项制度的撰述多为“一时之制，非长久之道”，“编于史志”的大都“伤于浅近”，“失于未达”，“不能尽其旨要”，而未编入史志的“遗文余事，亦多散亡”。由记录单项制度走向综合考察，由一朝一代典章制度向系统探索沿革演变，两个方面的结合，促成典志史的出现。唐玄宗开元末，刘秩“取《周礼》六官所职”，撰分门书《政典》已具有综合性、系统性，继之而起的《通典》产生出久远的影响。一、“颇探政理，窃究始终”《通典》《通典》适应社会变动而出现，为史学发展带来转机。杜佑（735—812），字君卿，唐京兆府万年县（今陕西长安县）人。历经代宗、德宗数朝，自地方僚佐升迁封疆大吏，直至宰相。代宗大历三年（768）纂修《通典》初具规模，德宗贞元十七年（801）完成《通典》200卷。（一）《通典》的“篇第之旨”《通典》纂修不完全遵循“圣人之道”，提出从社会实际出发的主张，对当时社会结构及内在联系做出第一次完整地论述。以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的次序分别考其沿革，认识其间的相互联系，形成一个新的逻辑结构：从经济基础到政治体制，从选举到设官，从文教到法制，从中央到地方，从汉族到边族。以这样的结构编排全书，不仅建立起一个认识社会结构的全新体系，而且成为历史编纂学上的一大创举。历代史志中的律、历、天文、五行，包括符瑞、祥瑞、征灵等，不反映社会结构，不表现社会风貌，《通典》根本不取。历代史志中所无的选举、兵、边防，杜佑视为社会结构的重要内容，同食货、职官、礼并列。选举、兵独立门类是其首创，为其后史志仿效。边防所记周边政权或部族，相当于纪传史中“四夷传”、“外国传”。（二）《通典》的性质与内容杜佑《通典序》说要使“览之者庶知篇第之旨”，其“篇第之旨”究竟是什么呢？这就涉及如何认识《通典》的性质问题。《通典》一部是什么性质的书，自问世以来就认识不一。当时，“颇详旨趣”并为之作序的李翰为其书“知之者甚稀”而“长太息”过。宋代数百年间大都“以类书目之”，《直斋书录解题》以其“载古今制度沿革”而视为“典故”。明清谓其为“政书”，近代以来称典志史。下面，分四个点对其性质和内容进行考察。1、从“体要”探“政理”《通典》成书后二年摘要为《理道要诀》，《进理道要诀表》表述了这样的思想：“窃思理道，不录空言。由是累纪修纂《通典》，包罗数千年事，探讨礼法刑政，遂成二百卷。”“理道”即“治道”治理之道，为避唐高宗李治名讳，改治为理。考察上千年“礼法刑政”沿革，是为了是探寻“理道”。把握住这一点，才能准确认识《通典》的性质。ii进而，《理道要诀》自序表达出与以往探“理道”的区别：以往谈理道者“多主规谏而略于体要，臣颇探政理，窃究始终。”先前谈治政得失，大多以议论、规谏为主，忽略“体要”。杜佑探寻“理道”不在“规谏”而在“体要”，从“体要”出发“探政理”，这是超越前人之处。所谓“体要”，指“治政得失”的关键——体制，而体制是寓于社会结构之中的。“颇探政理，窃究始终”八字表明，考察“体要”的“始终”，为的是探寻“政理”。这与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有着明显的承继关系。不同的是，司马迁处在社会制度大变革之后，认识“变”相对容易。杜佑处在同一制度自身起变化时，对“变”的察觉要困难得多。但杜佑恰恰把着眼点放在为政的关键——体制之“变”上，由此入手“探政理”，极大地推进了司马迁所欲稽之“理”。不以皇帝个人作为为规谏对象，而要从“治政得失”的关键——体制的古今变化中探寻施政之道，把“探政理”同反映体制的社会结构变革紧紧联系在一起，这才是杜佑修纂《通典》的旨趣，这一旨趣把史学功用推进了一大步。2、酌古通今，既弊思变“酌古之要，通今之宜，既弊而思变，乃泽流无竭”，这一思想贯穿《通典》全书，服从于“探政理”需要，包含三个层次的内容。1）古今既异，形势亦殊。针对美化往昔社会的各种说法，用历史事实对“非今是古”者进行驳斥。在认识人类社会不断进化的基础上，看到古今的差异，得出“古今既异，形势亦殊”的结论。2）欲行古道，势莫能遵。不把重大历史事变的原因仅仅归结为个人作为，而是从社会变革中去进行探寻，提出“势”、“形势”、“事理”等概念。古今异制，形势驱之，欲行古道，“势”决定其行不通，这是杜佑探“政理”的重要内容。（3）随时立制，既弊而变。认识到古今体制变化的不可抗拒，认识到决定重大事变的因素是客观存在的“形势”、“事理”，行之有效的施政之道只能是“随时拯弊，因物利用”。这不但体现其“酌古通今”思想，更反映杜佑“经世”的意识。3、记述礼仪，考察社会礼，从其产生之日始，就作为人们行为规范、法规和仪式而干预整个社会。在其后的发展演变中，一方面形成一朝一代的礼仪制度，另一方面又因习成风，变为一家一姓的“良风美俗”。从这个意义上讲，礼仪记录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演进的轨迹，既有维护“封建等级”和强化“封建统治”的内容，又容纳着中华民族传统的诸多基本方面。《通典》礼100卷，按卷数计，占全书一半篇幅。吉礼为祭祀天地之礼，包括一部分祭祀祖先的内容，反映中华民族古来自然崇拜、祖先崇拜的形式，从中可以探得中国原始宗教的起源、社会作用及其演变。嘉礼，包括冠冕、婚嫁以及由婚姻派生出的宗族关系。宾礼，记朝聘之礼、宾主之仪。军礼，为命将出师等礼。凶礼，包括各类丧祭制度、各种亲族服制及其所反映的亲族关系。除吃饭问题在食货之外，人类生活的基本内容——衣着（冠冕）、婚嫁、宗族、丧葬等，是《通典》100卷礼记述的重点。家庭“作为社会经济单位”是整个社会结构的基本细胞，考察婚姻、宗族关系，是杜佑认识社会结构和社会面貌的需要，也是其“探政理”的重要内容。由婚姻形成的五宗、九族和亲族服制，反映“血缘亲属关系的亲疏异同”，这正是“完备地制定的亲属制度的基础”。透过嘉礼、凶礼的记述，可以揭示这种“亲属制度”是如何成为制约人际关系的行为规范的。丧礼和祭礼反映人们的鬼魂崇拜观念，贯穿于现实社会关系之中，因此丧葬问题是嫁娶之外古代社会生活中的又一重要内容。从杜佑有选择的记述，既可看清古代厚葬与薄葬的演变之迹，又表明他本人反对厚葬的立场。总之，通过礼仪沿革了解中国古代婚姻状况、家庭结构、宗法关系、社会生活、文化生活以及认识中国古代社会基本面貌，是一个很值得探索的问题，决不应排斥在史学范围之外。iii把“礼”纳入“思理道”、“探政理”的范围，杜佑有两点过人之处。一是《通典》记述礼仪沿革与以往“滞儒”不同。“滞儒”们“空事钻研”的都是“方今不行之典，于时无用之仪”，杜佑主张“从宜之旨”，记述“便俗适时”的有用内容。二是杜佑考察礼仪沿革，重“古今之异制”，强调“皆贵适时”，反对（因）“循往古之仪”！如果说“探政理”的话，这是杜佑所探“理”中最有价值的地方。4、凡为著述，诚要审详州郡门关于“星宿分野”的一则“议曰”写道：“凡为著述，诚要审详者也。但编旧文，不加考核，递相因袭，是误后学。”全书的说、评、议，都可以认为是杜佑对“旧文”的一种“考核”。这种严谨的著述态度，使其书保存的许多珍贵史料，深为辑佚家所重视。总结一句：《通典》在历史认识方面开出认识社会结构的新体系，在历史编纂方面开出史书编纂的新系列。从“体要”出发“探政理”，是其基本著述宗旨。记述礼仪，是为详细考察社会。二、“集天下之书为一书”的《通志》《史记》之后、宋代以前，出现两部纪传体通史：一是南朝梁武帝敕群臣续《史记》而修通史，二是中唐《高氏小史》。到了南宋高宗年间，郑樵“集天下之书”的“会通”之作《通志》问世，因为不能跻身“正史”行列，被视为“别史”。（一）《通志》的编纂郑樵（1104—1162，或1103—1161），字渔仲，兴化军莆田（今属福建）人。两宋交替，与兄郑厚在家乡夹漈山下、霞溪之滨隐居。兄住溪东，弟住溪西，号溪西遗民，有夹漈草堂。高宗绍兴十九年（1149）前后表示：“自司马（迁）以来，凡作史者皆是书，不是史。又诸史家各成一代之书，而无通体。樵欲自今天子中兴，上达秦汉之前，著为一书，曰通史。”绍兴三十一年（1161）进献《通志》。全书200卷，以纪、传（含世家）、谱、略、载记五体构成《史记》之后又一综合体（或曰纪传体）通史。纪传部分，汇总《史记》至《隋书》十五史，改变各史断代不相因、彼此有重复的弊端。按年代会同史事，进行补正，作贯通性编排。同时，核实辨妄、考信订误，用“臣谨按”的形式表示。尽管郑樵十分推崇司马迁的“会通之法”，却没有司马迁的胆识，纪传不仅没有“通今”，如其所说至“今天子中兴”，甚至连《唐书》、《五代史》也因“本朝大臣所修”而“不敢议”。（二）“总天下之大学术”的《通志略》自序“今总天下之大学术而条其纲目，名之曰略，凡二十略，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尽于此矣。”二十略，通常称《通志略》，总52卷。总序用一半篇幅序说各略宗旨。礼、职官、选举、刑法、食货5略，取材于杜佑《通典》对应的5门。氏族、六书、七音、都邑、昆虫草木5略为旧史所无，取自其本人著书。天文、地里、谥、器服、乐、艺文、校雠、图谱、金石、灾祥10略，取自其本人著书。1、会通之义《通志》总序开宗明义：“百川异趋，必会于海，……万国殊途，必通诸夏，……会通之义大矣哉！”只有会通，才能“极古今之变”，这是司马迁“通古今之变”自中唐以后出现的新趋势。由于郑樵的经历不同于杜佑，只能从学术角度阐述其“会通之义”，即所谓“总天下之大学术”而已。iv郑樵的会通，是尽可能汇总各种史料，按时序贯通各类事物，探其源流，理出线索，即所谓“会天下之书而修”，“集天下之书为一书”，包括纵通、旁通两个方面。不仅容纳了社会历史所固有的内容，而且将氏族、文字、音韵、动物、植物等的内容进行贯通，使史学领域进一步扩大。郑樵的“集天下之书为一书”，比起后来“五经皆史”、“六经皆史”，更具有实践性的品格。二十略体现“总天下之大学术”的旁通，各略又分别贯彻着纵通的原则。强调：“类例既分，学术自明，以其先后本末具在”。将历代典章、学术分门别类，探其源流，本身自有体系。各略再分门类，纲目有序。郑樵区分类例，不单是为查考方便，重要之处有二：一是为辨明事物性质，二是为考镜学术源流。《通志略》是在最广泛地搜集历代之书的基础上进行综合整理而成，但局限也很明显，一是仅限于“总天下之大学术”，没有将社会历史“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察；二是注意到某些具体典志、学术的前后演变，没有对其相互之间关系的探讨。2、反对空言，力行实学《通志》总序深耻史书“皆准《春秋》，事事褒贬”，指出义理之学、辞章之学皆“非为实学”。揭露欺人、欺天“二学”：“说《春秋》者，皆谓孔子寓褒贬于一字之间，……尽推己意而诬以圣人之意，此之谓欺人之学”；“说《洪范》者，皆以明五行之旨，刘向创释其传于前，诸史因之而为志于后，析天下灾祥之变而推之于金、木、水、火、土之域，……此之谓欺天之学”。针对欺人、欺天之学，从“务实”角度作《灾祥略》，为“绝其妖”，“专以记实迹，削去五行相应之说”，只记天象及地震、水、旱、火、风等灾害，成为一份上起春秋，下迄隋代天象与自然灾害的记录。由于这两方面的巨大成就，《文史通义》肯定其“承通史家风而成一家言”，将其与《通典》、《资治通鉴》、《太和通选》相提并论。《四库全书总目》评述说：“采摭既已浩博，议论亦多警辟，虽纯驳互见，而瑕不掩瑜，究非游谈无根者可及，至今资为考镜，与杜佑、马端临书并称‘三通’，亦有以焉。”“三通”之说，由此而来。三、“融会错综，原始要终”的《文献通考》郑樵之后，南宋遗民马端临继《通典》及唐、宋会要，编著成《文献通考》，影响远及明、清。（一）《文献通考》的编著马端临生平，《宋元学案》有小传，并为《新元史》采用，但因简略造成一定混乱。应当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