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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杜林论》第一讲1878年7月出版的《反杜林论》，是恩格斯在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杜林的论战中，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一部极其重要的经典著作。马克思指出，真正有科学知识的人，都能够从恩格斯的正面阐述中吸取许多东西。列宁也指出，《反杜林论》“是一部内容十分丰富、十分有益的书”。它和《共产党宣言》一样，“是每个觉悟工人必读的书籍”。《反计林论》（政治经济学编），在最初发表时名为《欧根•杜林先生在政治经济学中实行的变革》，全面介绍和总结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研究的主要观点，其中第十章即“批判史”部分是马克思亲自撰写的。《反杜林论》（政治经济学编）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是弘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重要文献。它对杜林在经济思想上的错误观点进行了批判和清算，全面总结和概括了马克思经济学说的核心概念和理论精髓，对于我们完整理解、全面把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指导意义。一、《反杜林论》（政治经济学编）的写作背景《反杜林论》（政治经济学编）大体上写作于1877年6－8月。它的写作有着深刻的历史和阶级背景，适应了当时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的历史需要。从历史背景看，19世纪70年代，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已经结束，自由资本主义开始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同时，欧美各国工人阶级总结了巴黎公社的经验和教训，在工人阶级队伍进一步壮大的基础上，先后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工人政党，积极宣传革命理论，组织群众，积蓄革命力量。由于各国的国情和国际斗争形势的发展，当时革命运动的中心，已从法国转移到了德国。在德国国内，1871年全国统一之后，资本主义得到进一步发展，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工人运动不断高涨。而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工人政党的实现统一，更是对统治阶级形成了严重的威胁。德国资产阶级为了维护同地主阶级的联合专政，一方面支持俾斯麦政府用暴力镇压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另一方面又大肆宣传各种庸俗折衷主义，企图瓦解无产阶级的革命意志，抵制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影响。这时，一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既接近社会主义，又调和阶级矛盾，反对革命斗争；既想从理论上概括飞速发展的各门科学，又坚持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他们滥造了种种“体系”，冒充科学权威。杜林的理论就是这种假科学在工人运动中的典型代表之一。欧根•杜林（1833－1912）出生于德国一个大官僚家庭。他是柏林大学讲师，小资产阶级思想家。早在1867年，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他就写文章进行“批判”。可是，在1875年前后，他却摇身一变，公布改信社会主义，并以社会主义“改革家”自居，扬言要在科学中实行一次全面的“改革”。他发表了一系列著作，散布庸俗经济学观点，抹煞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歪曲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宣扬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用伦理社会主义对抗科学社会主义。由于杜林的错误理论是打着“社会主义”招牌，并以“科学”的面貌出现，所以在德国党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1869年建立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即爱森纳赫派，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但在理论上还不成熟。1875年，它在同拉萨尔派实行合并时，由于无原则妥协，没有同拉萨尔的机会主义展开斗争，使杜林的理论得以泛滥。有名的机会主义者伯恩斯坦、莫斯特、恩斯等，赞颂杜林是“科学领域内最热心、最果敢、最勤奋的首领”，称杜林的著作是“划时代的著作”，并采用各种手段，迫使党的《人民国家报》发表他们吹捧杜林的文章。这些人同杜林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机会主义的宗派集团。更为危险的是，杜林对资本主义不痛不痒的“批评”和对共产主义的虚伪“称赞”，甚至骗取了党的左派领袖倍倍尔等人的支持和信任。党的刊物也转载杜林歪曲马克思学说的著作。这样，就给党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造成了严重的混乱。杜林的理论思想直接危害着当时德国工人党的健康发展。德国党面临一个十分严厉的问题：是以杜林的观点作为党的理论基础，还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这不仅是关系德国党能否作为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而存在的根本问题，也是关系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沿着什么方向前进的根本问题。因为当时德国工人阶级处于国际无产阶级斗争的前沿，假如让杜林的思想泛滥，将会给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严重危害。为了捍卫科学社会主义，使刚刚统一起来的德国党沿着正确道路前进，必须批驳杜林的错误观点。党的领导人李卜克内西也积极建议恩格斯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上著文反驳杜林。为此，恩格斯暂时中断了《自然辩证法》的写作，花了两年多的时间，陆续在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机关报《前进报》上发表文章，逐点批驳杜林的观点，同时阐述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些文章于1878年7月汇编出版，以《反杜林论》的书名发表，其中批驳杜林错误的经济思想的部分，成为书中第二编“政治经济学编”的内容。恩格斯在写作《反杜林论》的过程中，得到了马克思的赞同和积极协助。马克思看过《反杜林论》的全部手稿，非凡是亲自写了“政治经济学编”的第10章“批判史”，批判了杜林在经济学说史方面的错误。二、《反杜林论》（政治经济学编）的结构和主要内容《反杜林论》（政治经济学编）是一部论战性的著作，因此在结构上主要服从于批判的需要。在批判杜林的过程中，恩格斯以大量翔实的事例和资料，从正面完整简明地阐释了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基本概念和原理。“政治经济学编”共十章，第一章主要阐述了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方法，第二章到第四章讲“暴力论”，科学地说明了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性和阶级性，批判了杜林在政治经济学上的先验主义和形而上学观点；第五章到第九章论述了政治经济学的主要范畴和基本原理，包括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地租理论和经济规律等，批判了杜林的庸俗政治经济学；第十章是政治经济学说史的论述，重点批判了杜林的历史虚无主义。在第一章“对象和方法”中，恩格斯第一次提出了广义政治经济学的概念，“政治经济学，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这个定义中没有讲分配，是因为分配方式是由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决定的，“随着历史上一定社会的生产和交换方式和方法的产生，……同时也产生了产品分配的方式方法。”。比如，资本和雇佣劳动制度相结合的生产方式和市场经济的交换方式，决定了以按资分配为核心的按生产要素分配方式。恩格斯对政治经济学的第二个界定中就包括了分配：“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这样广义的政治经济学尚待创造”。《反林林论》中系统地阐述了政治经济学关于生产、交换、分配的关系与过程；同时重点批判了杜林的有关理论。杜林认为，在一切经济问题上可以区分为两种过程，即生产过程和分配过程，而将流通过程从属于生产之中。恩格斯指出，杜林把生产和流通这两个虽互相制约但本质上不同的过程混为一谈，“把生产和交换合而为一，泛称为生产，然后使分配同生产相并列，把它当作同第一个过程毫不相干的、完全外在的第二个过程”，这是错误的。杜林忽视交换、流通作为独立的过程的作用，将其纳入生产概念中；又割裂生产与分配之间的关系，否定分配和生产之间的内在联系，把分配说成是由道德因素所决定的。他完全抹煞客观经济原因，把整个分配理论从经济学领域转移到道德和法的领域。恩格斯批判了杜林的庸俗分配决定论。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要求与之相适应的分配方式；分配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化而变化。“分配就其决定性的特点而言，总是某一个社会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以及这个社会的历史前提的必然结果”。当然，分配方式不是消极的，它对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也起反作用。“分配并不仅仅是生产和交换的消极的产物；它反过来也影响生产和交换”。正是由于杜林把生产与分配割裂开来，不承认资本主义分配方式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决定的，其理论逻辑如恩格斯概括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很好的，可以继续存在，但是资本主义的分配方式完全不适用，必须消灭掉”。恩格斯将其称之为谬论。在第二章到第四章“暴力论”中，恩格斯科学地论述了经济的决定性作用的原理，批判了杜林宣扬的政治决定经济的反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杜林反对“新的社会主义体系”即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所主张的经济的基础性地位的理论体系，提出政治是“历史上基础性的东西”，而经济是“次等的事实”，“本原的东西必须从直接的政治暴力中去寻找，而不是从间接的经济力量中去寻找。”“政治状态是经济状况的决定性的原因，相反的关系只是次等的相反结果……”杜林认为阶级、不平等和私有制的产生，都是使用暴力的结果，是暴力破坏了历史上永恒的经济规律。在杜林的有关论述中，往往把政治权力的强制作用也视作暴力。他用政治权力所造成的人对人的“间接依附”来说明资本主义的分配形式。恩格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武器，根据丰富的历史事实，有力地批驳了杜林的暴力论。恩格斯认为，私有制度是随着生产的提高和交换的发展而产生的，是经济发展的结果，暴力根本没有起任何作用。掠夺者在占有他人的财产以前，私有制必须是已经存在了。因此，暴力虽然可以改变占有状况，但是不能创造出私有财产本身，“私有财产在历史上的出现，决不是掠夺和暴力的结果。相反地，在一切文明民族的古代自然形成的公社中，私有财产已经存在了”。恩格斯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资本主义发展历史进程以及资本主义阶级对立、贫富分化和资本主义的一切经济特点的分析，有力地证实这“全部过程都为纯经济原因所说明，而毫不需要任何掠夺、暴力、国家或任何政治干预”。恩格斯为了批驳杜林的所谓暴力在私有制和阶级起源中起决定作用、人对自然界的统治是以人对人的统治为前提等颠倒政治与经济关系的观点，系统地考察和论述了阶级、不平等和私有制的起源问题，指出了形成阶级和阶级压迫的历史过程，阐述了经济是社会制度、政治压迫的基础，政治暴力是为一定的经济利益服务的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科学地说明了消灭阶级和阶级压迫的途径。恩格斯在这里再次说明：阶级剥削的产生和存在，既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又是生产力发展不够的结果。“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到现在为止的一切历史对立，都可以从人的劳动的这种相对不发展的生产率中得到说明。”《反杜林论》（政治经济学编）第五章到第九章，分别是“价值论”、“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资本和剩余价值”、“经济的自然规律：地租。”在价值概念上，杜林认为“价值是经济物品和经济服务在交往中所具有的意义”。对价值的这种界定是不科学的，是一种主观价值论，不是指商品客观具有的内在的价值，而是指经济物品与服务对交往者的意义，即对人的用处。这是把商品经济意义上的价值概念同哲学文化含义上的价值概念相混淆了，从而必然导致杜林将价值与价格相等同。他主张价值即价格，两者没有什么区别，只是表现形式不同，一个用货币来表现，一个不用货币来表现。他又认为物品的价值由两部分组成：“第一，它本身所包含的劳动，第二，‘手持利剑’逼出来的附加税”。他讲“劳动”，不讲是生产使用价值的劳动，恩格斯指出，假如制造的物品对别人没有使用价值，就不能造成丝毫价值。再者，杜林讲的劳动不是社会必要劳动，而是个别劳动，这是不科学的。至于所谓手持利剑逼出来的“附加税”，是指垄断价格，杜林又称之为“分配价值”。杜林的所谓“垄断价格”和“分配价值”，按恩格斯在批判中的说明：“利润是资本家利用自己的垄断、利用自己手中的利剑逼出来的赋税或加价，是分配价值。”这实际上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剩余价值”。恩格斯指出，商品的价值量大小，取决于商品生产时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量的大小，而价格是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是以价值为基础的。在简单劳动是计量价值的标准这一问题上，杜林认为任何劳动时间都是等价的，他否定马克思关于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学说，他说：“并不像马克思先生模模糊糊地想象的那样：某个人的劳动时间本身比另一个人的劳动时间更有价值。”他把劳动时间决定价值同劳动时间具有价值相混同。恩格斯指出，劳动决定价值，但劳动还有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之分。劳动本身没有价值，它只能是价值的尺度。关于剩余价值学说，杜林硬说马克思认为资本是由货币产生的，这是公然的歪曲。恩格斯对此进行了批判，论述了马克思关于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