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鉴中国传统道德教育思想

借鉴中国传统道德教育思想增强现代高校德育效果安徽中医学院人文学院党总支书记周亚东中国传统道德教育资源是中国人在长期的道德教育实践和对道德教育规律认识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是一整套较为完备的具有中华民族特点的伦理道德教育思想体系，在世界道德教育思想发展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地位和基本特征，是现代道德教育的现实历史基础，在当代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对当代中国的道德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从传统文化的精华中寻求精神营养，充分挖掘和有效利用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德教育资源，是高校凸显德育首位、拓展德育思路、改进德育方法、创新德育内容，实现德育目标的重要途径，对提高德育效果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一、借鉴中国传统“德教为先”的道德教育思想，真正把高校德育放在首位所谓“德教为先”，一是指在社会政治思想领域，在道德教化与政令刑法关系上，要坚持以德教为主的原则；二是在学校教育中，在德育与文化知识教育的关系上，要坚持以德育为首位的原则。早在《礼记·学记》上就有：“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观点，而“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1]，可见，道德教育是古代教育的核心内容。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2]意思是说，从政时，你用政令和刑罚来压服，那么百姓可以做到不犯罪，但是并不能使他有羞耻之心；如果你用道德来教化他，用礼来引导他，那么他就不会犯罪，并且有了羞耻之心。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3]也就是说，只要以仁德治国，就能化难为易，广泛地赢得民心。所以儒家认为，为政的根本在于得民心，而得民心在于道德教化，“善政”不如“善教”，道德教化是为政的根本。为了实现对国家管理和对人民的统治、治理，孔子竭力主张“以德教民”，对庶民百姓广施教化，要“道之以德”，反对“不教而杀”的管理方法。我国古代学校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造就“修己治人”的治术之才，即培养从事国家管理的士，以至“尽伦尽制”的圣人、君子，故孔子曰：“君子怀德。”[4]“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5]，也就是说，君子经常所想的就是道德，君子要专力道德教育与修养这根本方面，根本方面树立了，仁道之德也就由此而产生。对知识教育和道德教育的关系，他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存余力,则以学文。”[6]也就是说,第一位是道德教育,第二位才是知识教育，要把道德教育放在一切教育的首位。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现代大学不断受到“狭隘的职业主义”浪潮的冲击，一部分高校已经从以往的“象牙塔”或者“学问的殿堂”转变为“就业的准备机构”，高校的“象牙塔功能”后退，“教养教育功能”弱化。[7]高校存在着“智育一手硬，德育一手软”的现象，在实际中常常会产生“重智轻德”、“以智代德”、“以分数看学生”的偏向，德育工作受到一定的削弱。很多高校对专业课教学十分重视，不惜投人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而对德育课教学则重视不够，敷衍了事，造成一部分学生中理想信念动摇、高智低德的现象存在。一部分教师重教书轻育人，把德育工作看作是辅导员、政治理论课老师的事，对德育工作缺乏一种责任感和自觉行动。这种种现象造成高校德育工作存在一些形式化、应付性、短期性的行为，常出现“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现象，往往是“坐而论道，不能起而行”，知和行不统一，因而德育工作难以落到实处。面对这种不利局面，中国古代“德教为先”的道德教育思想具有重要借鉴价值，在高校教育中，要全面贯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党的教育方针，坚持把“学校教育，育人为本，德智体美、德育为先”作为高校教育根本指导思想，在高校的育人目标中应把德育放在首位，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把“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的问题作为教育的灵魂和核心问题，要把培养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高校的教学、科研、后勤、行政等各项工作都要坚持和服务于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承担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的使命。同时，高校要处理好德育与其他“诸育”的关系，德育与其他“诸育”的关系不是并列的，而是居于统摄地位，是贯穿于其他诸育中的永恒思想命脉，在“诸育”的关系中，德育是首位、是先导、是核心。高校要把“立德”放在第一位，坚持把培养具有高尚道德品质的人才看作学校教育的根本宗旨，把德育放在一切教育的首位。学校各项工作都应围绕这一根本宗旨展开，把德育贯穿于学校工作的全过程，形成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的全方位育人的工作局面。二、借鉴中国传统“修身为本”的道德教育思想，注重引导学生自我修养中国传统道德教育思想强调“德教为先”，把德育放在“治世”和“治学”的首要位置，企图通过“文、行、忠、信”的教育来提高人的道德素质，从而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目的。同时又强调“德教”的目的是启发人们内心的道德自觉，加强自我修养，完善个人品格，自身修养与锻炼是实现“德教”目的、形成良好道德品质的根本途径。中国古代各家各派的思想家都十分重视自我道德修养问题，尤以儒家学派对修养问题阐发的最丰富、最深刻、最一以贯之，使之几乎成为中国传统道德中最核心的问题之一。“修身为本”是儒家对道德人格培养问题的基本定位，孔子最早对其进行系统阐发，以后历代思想家根据不同的社会状况，吸取其它派别的观点，使其形成较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孔子认为要成为“仁人”，必先“修己”。“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8]认为只有修养好自己的品德，才能使家人安乐，使百姓得到安定。孟子将孔子的“修己”明确发展为“修身”说，并提出“身为本”的论点：“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平天下”[9]。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身”乃天下、国家、家之“本”，“修身”就是“正本”，从而直接开启了《大学》“修身为本”的思想观念。《大学》中明确指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民，在止于至至善。”“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以修身为本。”《大学》还设计了人生修养的“八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将“修身”视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所谓“修身”就是重视主体内在的道德理性自觉，进行自我品行的冶炼，涵养德行，实现理想人格，即所谓“吾欲仁，斯仁至矣。”[10]充分肯定个人作为道德主体的能动性，承认每个人内心都有一种价值自觉的能力，只要自觉地致力于提高自身价值，立志向善，就一定能够成就一个“成仁”和“取义”的道德高尚的人。儒家认为自我修养的关键在于内心自觉、严以律己，并提出了诸如修己、克己、自省、自反、慎独、改过自新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可操作性的原则和方法。同时指出，“修身”不是“独善其身”，修己与“敬”、“安人”、“百姓”密切相关，“修身”就是要达到“修、齐、治、平”的政治理想。反观当前高校德育，过分偏重社会价值，片面强调德育的社会功能，而忽视德育对大学生的生命价值、成长需要的真正意义。这种片面性的德育价值倾向，歪曲了德育的本质，导致了只见社会不见人的无人化德育现象，长期以来，我国高校形成了以刻板的灌输方式强制受教育者去服从各种道德规范的美德袋式的道德教育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德育过程重传递、轻思考，重说教、轻交流，重外律、轻内修，重理论、轻实践，造成高校德育与大学生成长和发展的严重疏离，结果是德育效果长期低迷，德育的社会价值也不能真正的得到体现。然而，德育是指向人的德性培养的教育，德性的培养需要经历一个外部影响不断内化和内在观念逐渐外显的复杂过程。整个过程包括了道德理性认知、道德情感升华和道德行为习得三个阶段。每一阶段的发生发展和转化都需要充分发挥受教育者主观能动性，这一点和中国传统道德教育的“自我修身”思想是不谋而合。中国传统道德教育的“自我修身”思想为现代德育充分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涵养德性指明了方向。首先，教育者要树立学生自我修养是德育不可或缺的手段的思想。自我修养是重视主体内在的道德理性自觉，进行自我品行的冶炼，突出了道德认识和道德行为自觉性要求，有益于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自觉地遵守道德规范，主动地进行自我修养，使道德教育落到实处，从而实现德育目的。其次，教育者要真正确立学生在德育过程中的主体地位，把学生看作是有感觉、能思考、充满意志、奉行自我转化并且能够越超自身的人，而不是被动接受灌输的机器。教育者应该力求遵循学生的“天性”、“本性”，循循善诱，使之具有自由的思想与独立的人格，使他们真正成为他们自己，相信“个人人格尊严的确立和对个人自主选择的尊重，这既是道德教育的目标，也是道德教育得以有效进行的前提”。[11]再次，教育者要相信“成仁”的关键是“向内用功”、向心寻求，重视学生内在的力量，重内过于重外，相信学生内心中具有一种价值自觉的能力，具有“自省”，“自反”，“慎独”，“自我完善”的价值倾向。要善于运用启发诱导的方法唤醒学生的内在道德自觉性，激发他们追求道德理想的兴趣，使其“好学”、“乐学”，调动学生发扬善性的主动性，向着完善自我之方向迈进。最后，提高学生的道德修养能力，实现道德自由。要加强对学生自我省察、自我约束能力的培养，把道德规范由外在的他律转化为内在的自律，使个体自觉地运用主观能动性控制自己行为。要积极创设有效的德育情境，引导和启发学生在自我认识、自我选择、自我检查、自我反思、自我评价、自我构建、自我实现中进行自我教育，不断提高自我修养的能力，使德育真正成为“不教之教”。三、借鉴中国传统“知行合一”的道德教育思想，着力培养学生良好的道德行为习惯中国传统道德教育思想在知行观上总的思想倾向是强调知行合一，认为从道德学习的全过程来看，“知”和“行”成为人们认识客观道德原则和礼仪规范的两个主要环节，知而不行不可,行而不知也不可。知行不仅相须而且相互为用。诚如王夫之所说：“知行相资以为用。惟其各有致功,故相资以互用;则于其相互,益知其必分矣。同者不相为用,资于异者和同而起功,此定理也。”[12]肯定知与行各有功效，相资互用。“知”是道德认识阶段，“知者，知人之所以为人之理也，知道之所旨，知德之所归也。知者，行之先导也。”“知是行的主义”，“知是行之始”，[13]所以孔子强调学生要“知德”、“知仁”、“知礼”、“学道”、“适道”,“未知，焉得仁?”[14]还说：“有德者必有言，”[15],说明欲明道知德，应先从有德者之言入手,对道德规范有所认识。只有有了丰富的道德知识，才能分辨善恶、是非、荣辱，才能不迷惑，即所谓“知者不惑”[16]。中国传统道德教育强调知德的同时，特别强调“行”高于并优于“知”，认为“行”比“知”更重要，“行”是德的归结，“德”不能离开“行”。朱熹说:“知、行常相须，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17]荀子说，“学至于行而后止。”[18]孔子说：“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19]，“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20]，“敏于事而慎于言”[21]。墨子认为：“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22]所以提倡重行，强调把“力行”、“躬行”、“笃行”作为道德修养的重心。“力行”、“躬行”实际上就是“践履”，“履，德之基也”[23]，指亲身道德实践，道德理论见之于道德实践。“道虽弥，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24]因此，衡量一个人品德的好坏，不但要“听其言”，更应“观其行”，判断一个人是否有道德的标准不在于他懂得多少道德知识和拥有多少道德智慧,而在于他能否依据一定的道德准则诚心诚意地进行道德践履，只有“言必行，行必果”的人才是真正道德高尚的人。当前高校存在着对德育和智育范畴模糊的现象，高校德育工作要么陷入用智育模式来解决德育问题的弊端；要么误入以智育取代德育、削弱德育工作的歧途。在德育目标实施过程中，重视解决“知”的问题，而不重视道德信念和道德品质的养成，忽略了对“行”的明确要求。具体表现在以文为本，重知识、轻养成，重视对书本知识的传授，以学生考试得分高低作为衡量和判定德育效果的标准，只解决知不知的问题、会不会的问题，却不解决信不信、行不行的问题，从而使高校德育脱离活生生的现实生活，忽视了学生的道德情感、道德信念和道德行为的培养，造成一部分学生知而不行、言行不一、知行脱节。为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状况，中国古代“知行合一”的道德教育思想非常值得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