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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是永恒不断的创造，因为在它内部蕴含着过剩的精力，它不断流溢，越出时间和空间的界限，它不停地追求，以形形色色的自我表现的形式表现出来。－－泰戈尔日本经济发展史1.从明治维新到二战结束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建立了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国家，开始将赶超西方强国、推进经济增长作为国家目标。但是，可称之为“近代经济增长”的过程实际开始于19世纪的80年代后期，其标志是：民间企业开始迅速发展；制造业的产值开始迅速增加；近代的财政、金融体制开始形成；明治初期的经济混乱状况开始改观，至少可能从统计上加以把握。与西方强国相比，日本现代经济增长的起始阶段的特点是：开始最晚；起点最低；开始之后的增长率最高。美、英、法、德4国的现代经济增长开始于1850—1859年。日、美、英、法、德5国在上述年份或时期的人均GNP分别为136美元、474美元、227美元、242美元、302美元（按1965年美元价格折算）。5国从现代经济增长至1965年的GNP和人均GNP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3.6％和2.5％、3.6％和1.6％、2.2％和1.2％、2.0％和1.7％、2.7％和1.7％。明治政府实施“殖产兴业”的经济政策，自上而下地培育现代产业（例如由政府开办“模范工厂”，然后廉价出售给民间），促使工业化获得了迅速的进展，对追赶欧美先进国家起到了重要的效果。与此同时，明治政府还推行“富国强兵”政策，将工业化与经济增长带来的“国富”用于“强兵”，而不是用于改善国民的生活，终于走上与西方列强为伍、竞相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对外发动侵略战争与进行掠夺成为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经济获得较快增长的极为重要的原因。例如，在1894—1895年发生的中日甲午战争（日本人称之为“日清战争”）之后，日本获得了“割地”（台湾、澎湖列岛）、“赔款”（2亿3150两白银，相当于3亿6400万日元，而当时的中央政府的一般会计岁出为7000—8000万日元）及在中国开放港口的通商特权。从一定意义上说，获取战争赔款，通过侵占殖民地掠夺国外资源与财富，对日本实现工业化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也是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特点。从国内看，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经济增长与工业化过程得益于明治政府积极推行的对外开放政策，引进了先进的技术和制度；同时，从江户时代（亦称“德川时代”，1603—1867年）以来日本就十分重视教育，造就了一支质量较高的劳动力队伍，因而，使从国外引进的先进技术与制度能够得到很好的消化。许多后进国家为了追求现代经济增长，普遍采取了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与制度的政策，但未必都像日本那样成功，其主要原因在于教育落后。日本现代化过程的一个特点是，其义务教育的开始早于现代经济增长的开始，而美、英、法各国的义务教育的开始晚于现代经济增长的开始。因此，日本之所以能实现较快的经济增长，除去依靠明治维新的政治变革与明治政府的强有力的经济政策（这给日本带来了“现代因素”）以外，也是与其重视教育的“传统因素”的贡献分不开的。随着工业化的进展，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以后，从慢性的债务国转变为债权国，在经济结构上则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1918年工业比重超过50％，达到56.8％），虽然工业结构是以轻工业为中心，钢铁、造船、机械、化学等重工业和化学工业也有了相当的发展。但是，与工业化与经济军事化加速推进的同时，社会发展十分迟缓，三大差距（不同社会阶级、阶层的贫富差距、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地区差距、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的“二重结构”）不断扩大，劳动人民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1923年发生了关东大地震，造成了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1929年又卷入世界性经济恐慌，使日本的工、农业及金融业遭到沉重打击。从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到1941年挑起太平洋战争，使战争费用更加扶摇直上，达到了7558亿日元这样的天文数字，国债余额从1930年的62亿日元增加到1945年底的1439亿日元，整个经济陷入了崩溃的边缘。1945年日本战败，战争给日本留下的是“大东亚共荣圈”幻梦的破灭，是“人工沙漠”（随美国占领军抵达日本的从军记者语）般的一片废墟，是足以令国民发誓“决不能让战争重演”的深刻教训。2.战后经济复兴（1946—1955年）二战结束的第二年即1946年，日本开始走上了经济复兴之路。由于长期战争的破坏，生产能力锐减，工业设备的30％—60％遭到空袭破坏，未遭破坏的设备也急需修理与更新。同时，由于战时大量支出军费的结果，导致恶性的通货膨胀，许多生活必需品供应奇缺。1946年国民生产总值仅为战前（1934—1936年平均值）的65％，工矿业生产仅为战前的28％，农林渔业生产仅为78％。全国的失业人口多达1300万，从海外撤退回国的日本国民多达650万人。大批无家可归的流浪者露宿街头，食品不足导致许多人因营养不良而死亡。可以说战后的经济复兴之路的起点是极为困难、悲惨的。在经济复兴的开始，日本在美国占领当局的“间接统治”下，实行了战后改革，包括改革初期实施非军事化，制定“和平宪法”，同时实施解散财阀、农地改革、劳动立法等三大民主改革。战后改革使日本在外力的推动之下确立了战后的和平发展道路，并使市场竞争原理在除金融外的大多数产业领域得以发挥作用，为整个战后的日本经济、社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46年采取的“倾斜生产方式”对经济复兴具有重要意义。由于当时的能源中心是煤炭，产业“粮食”是钢铁，为了全面恢复生产，首先需要倾全力于增产煤炭与钢铁。“倾斜生产方式”就是选准煤炭与钢铁作为恢复经济的突破口，首先将依靠美国援助，从美国进口的重油优先投入钢铁生产，接着将增产的钢铁优先投入煤炭生产，再将增产的煤炭投向钢铁生产，通过钢铁业与煤炭业的相互促进与共同振兴来带动电力、化肥、交通等其他产业部门的发展。为了实施“倾斜生产方式”，日本政府还对重点产业部门实施价格补贴，并于1947年初设立了“复兴金融金库”，给重点产业部门提供低息贷款。这样，到了1948年日本经济虽然摆脱萎缩状态而走上了扩大再生产的道路，使整个经济重建工作开始走上轨道，但是，大量的价格补贴和巨额的低息贷款加剧了通货膨胀，出现了所谓“狂乱物价时期”。为了稳定日本经济，克服通货膨胀，美国政府于1948年底提出了稳定日本经济的9条方针，并委派底特律银行董事长道奇为占领军司令部的财政金__融顾问。1949年根据道奇的指示（道奇路线），对日本经济进行整顿，废除了价格补贴和低息复兴贷款，并编制了超平衡预算，使通货膨胀得到了控制，物资供应的紧张局面得到缓和，对经济的统制也逐步撤销，为市场机制进一步发挥作用创造了条件。推行紧缩的财政、金融政策，虽使通货膨胀趋于收敛，却又引起生产萎缩，失业增加，导致日本经济一步步地陷入危机的深渊。正在这个关头，美国侵朝战争于1950年6月爆发，大量的战争“特需”犹如及时雨润泽了日趋干枯的日本经济，使工矿业生产部门重又活跃起来，不仅摆脱了道奇路线造成的经济危机，而且带来了空前的“特需景气”。1952年朝鲜停战之后，由于美国不再从日本大量采购战争物资，致使日本经济一度陷入短暂的不景气，但此时日本经济已经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企业得以依靠其资本积累扩大设备投资，实行产业的合理化，提高国际竞争力；城乡居民在收入明显提高的条件下，对耐用消费品等的需求不断增大，刺激了生产的发展，因而很快出现了“投资、消费景气”。至1953年日本的实际GNP超过1944年的水平，而在1946年实际GNP只及1944年的56％。从1946—1955年的10年间，GNP年均增长率达到9.2％。3．经济高速增长时期（1955—1973年）1956年发表的《经济白皮书》宣称：“现在已不是战后了”。这句话一时成为流行语，甚至被后人认为是日本进入经济高速增长时代的“宣言”。1955年度的日本经济不仅在国民收入、矿工业生产等“流量”方面，而且在企业设备等“存量”（即业已积累起来的资源）方面，都超过了战前水平。“现在已不是战后”的判断，所依据的正是对战前、战后经济实力的比较。然而，日本经济彻底恢复到战前水平之后，其增长率是否也将恢复到战前的4％—5％的平均水平去呢？如果把经济复兴阶段的高增长率看作是对作为复兴出发点的战败之初过低的经济水平的补偿（即越是低水平的经济越容易达到高的增长率），那么，在日本经济恢复到战前水平之后，还能保持这样高的增长率吗？对此很多人是抱有疑问的。然而，“奇迹”再次发生了。从1955年到1973年将近20年期间，尽管增长率年年都有变动，但平均年增长率持续保持在10％以上，甚至比复兴时期的平均增长率还要高一些，既然高速增长时期的出发点与经济复兴时期的出发点是大相径庭的，因此，两个时期十分相近的增长率数字（9％—10％）的含义显然是不能同日而语的。在1973年、即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终点”年份，日本的实际GNP达到1946年的11倍，达到战前水平（1934—1936年）的7.7倍。日本的人均GNP从50年代不及美国的1/10，增长到相当于美国的60％。这样的增长速度在日本的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的历史上也是少有的。如果说，在经济复兴时期的经济增长是以出口（“外需”、特别是朝鲜战争的“特需”）为主导的增长，那么，高速增长时期的经济增长则是以投资为主导的增长，即迅速增长的民间企业的设备投资成为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从数字上看，例如1969年民间固定资产投资率（民间企业的设备投资与国民生产总值之比）高达27.3％，包括政府投资在内的投资率更是高达__35.3％。当时，日本无论是在生产方面，还是在消费方面，都以美国作为样板，为此所需要的技术，也无需自己从头开发，只要把先进技术引进来，通过模仿、消化与改良，就能迅速使之产业化、产品化。由于竞相引进技术而导致了设备投资的迅速增长，出现了所谓“投资呼唤投资”的热潮。通过设备投资热潮，在战争期间由发达国家开发的新技术、新产品大量流进日本，使原有的产业设备一举更新，崛起了钢铁、合成纤维、石油化学、电子工业等一大批新兴产业。从产业结构的角度看，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也就是战后重工业化和化学工业化的过程。1960年由池田内阁提出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成为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象征，使广大的民间企业受到鼓舞，其低利率政策则有力地刺激了民间投资的增长。迅速增长的投资促使生产设备日趋先进化、大型化：在钢铁业，最大高炉容量从1953年不到1000立方米扩大到1964年超过3000立方米，1973年超过4600立方米，以致在70年代世界最大的5座高炉中日本占了4座，并迅速导入氧气顶吹转炉等最先进的炼钢技术；在石油化工业，最大乙烯工厂的规模从1958年的年产2万吨扩大到1966年的年产20万吨，1973年的30万吨，建成了以大型联合企业为主的石化生产体系；在电力工业，最大火力发电机容量从50年代后半期的17.5万千瓦扩大到1967年的60万千瓦，进而向100万千瓦升级。与“大量生产”形成相互促进关系的是“大量消费”，特别是“家庭电器热”成为高速增长时代国民消费的一大特征。在50年代，号称为“三种神器”的黑白电视、洗衣机、冰箱得到普及，其中黑白电视迅速普及是在每台价格相当于人们一个月工资的50年代后半期。到了60年代，彩电、空调、小轿车（由于这三大件的英文词的第一个字母都是“C”，故又称“3C”）成为国民消费需求的新的中心。其中小轿车的普及率从1955年每千人口保有1.7辆提高到1965年的22.0辆，1973年的133.6辆。由于技术引进与革新提高了生产力，加上1949年设定的日元对美元的固定汇率偏低（1美元等于360日元），日本的出口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迅速增强，出口以两倍于GNP增长率的速度增加，其结果在60年代后半期开始形成贸易收支的黑字态势（出口大于进口）。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日本于1964年加入经合组织（OECD），进入了发达国家行列。以美元换算的日本国民生产总值于1967年超过了英国和法国，1968年超过了西德，从而在经济规模上成为西方国家中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日本的人均国民收入也从1960年的378美元上升到1970年的1515美元，接近了西欧的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