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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契合点尽管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产生的时代背景不同，一个来自东方，一个来自西方的欧洲大陆，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并为中国人民所认同、接受，而且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已成为现实。中国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是历史的选择，是被实践证明了的正确的选择，这种选择一方面是中国革命、中国社会现实的需要，另一方面则是有着深厚的民族文化根基，即中国传统哲学。外来文化要在中国土壤上生根开花，必须符合中国人的民族心理，在内容和形式上都与本民族的文化精华相通、相融，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一定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和一致。一、哲学基本问题及其回答上的契合哲学基本问题是哲学问题域中最重要的问题，贯穿在各类哲学问题当中，决定着整个哲学体系的特征和性质，它的解决影响和支配着其他哲学问题解决的思路、原则和方向。恩格斯认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1]即思维与存在、精神与物质哪个是本原、哪个是派生，谁决定谁，思维、意识能否反映存在，现实世界是可知的还是不可知的。围绕着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做出了明确的回答，在本体论方面是唯物主义一元论，坚持物质第一性、是本原；在认识论方面坚持的是可知论，思维和存在具有同一性，意识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现实世界是可以被认识的。中国传统哲学两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每一个时期都有一个讨论、争辩的主题。先秦至两汉主要讨论的问题是天人关系和名实关系，魏晋至隋唐讨论的主要问题是有无本末的关系、言意关系、形神关系，宋元明清哲学主要讨论的问题是理气、心物关系，天人之辩的核心问题是天是有意志的天还是自然之天，是自然界还是能主宰万物和人事祸福，人对天（自然界）能否有所作为。是将天奉为人格化的神，认为天有意识和意志，世界是按其命令建立和发展的，还是把它看作是自然界运动发展的规律，从而赋予它以物质存在的意义？因此，“关于天是自然界还是神意的天命的讨论就蕴含着对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的探究；人的行为往往是有意识、有目的的，因而人对于自然界的作为就关联到人的主观精神对于客观自然界的关系，这无疑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的题中之意。”[2]对天人关系问题作总结的是荀子，提出了“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明于天人之分”“制天命而用之”。即“天”就是物质自然界，没有意识，独立存在，有自己运动的规律。人要遵循自然界的规律并改造自然。有关理气、心物的讨论是要明确理在气先还是气在理先，气、理、心哪个是最根本的，主要观点有：气一元论、理一元论、心一元论，王夫之以“理在气中”“道不离器”“气外无物”总结了理气心物之辩。由此看出，中国传统哲学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讨论的哲学问题不尽相同，但是都体现出了哲学的基本问题，或者说，像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样，哲学基本问题即物质和精神的关系问题贯穿始终，并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最后以朴素唯物主义观点的回答作了总结。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与中国古代的朴素唯物主义的契合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唯物主义的，认为世界的本原是物质，主张世界统一于物质，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和各种现象都是物质的不同形态，意识、精神是物质的产物，都依赖于物质而存在，没有物质，精神既不能产生，也不能存在，精神和意识是一种派生的、第二性的东西，对物质有绝对的依赖，即物质第一、精神第二，物质决定精神。物质是无限可分的客观实在，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存在，运动、时间、空间是物质存在的方式和基本形式。物质既不能被创造，也不能被消灭，只能从一种形态转化为另一种形态。“物质是世界的本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念体系的逻辑起点，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都是以物质为基础的，思想是物质的产物，是物质的一种反映，思考问题要从物质世界及其发展规律出发。”[3]中国传统哲学蕴涵着丰富的唯物主义思想，尽管这些唯物主义思想只是朴素的和直观的。今文尚书的《洪范篇》以金木水火土为五种最根本之物，把五行作为宇宙的根本。老子把“道”作为世界的本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无”即“道”）。老子的“道”兼具了普遍道理和原始物质的属性。荀子的哲学中含有很多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提出了“形具而神生”“制天命而用之”等著名命题。又如：“星队木鸣，国人皆恐，曰：是何也？曰：无何也，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物之罕至者也。”这样就对自然界的一些少见现象作了唯物主义的说明，否认“天命”意志，反对把那些自然界特殊现象看成是“天”的有意识的活动，是“天”对人事的干预等“天命论”思想，而是把它看成是自然界天地、阴阳等本身变化的结果。在宇宙本体论上，北宋张载提出了“气一元论”，把“气”或“太虚”作为世界的本原。他说：“凡可状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气也。”他认为宇宙间只有气的聚散变化，气聚则产生有形的万物，气散则万物返回无形的太虚，这蕴含了物质不灭的思想。王夫之讲天下惟器，道在于器，有其器才有其道，无其器则无其道，有事才有理，有物才有则，未有其事物，即无其理则。“气是无形物质，器则是有形之物，船山天下惟器的见解，实是最显明的唯物论。”[4]“梁启超的‘群体变用’思想认为天下的公理、宇宙、自然、人身体的各种现象，无一不是‘群’，他把‘群’当成宇宙万物生存、联系的共同属性，反映出浓厚的唯物色彩。”[5]三、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与中国古代的朴素辩证法的契合马克思、恩格斯吸取了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合理内核”，抛弃了它的唯心主义，对其进行了唯物主义的改造，从而创立了崭新的唯物主义的辩证法。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有机的统一，二者是结合在一起的。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现在世界是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以及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这三大基本规律当中，另外还体现在现象和本质、内容和形式、原因和结果、偶然和必然、可能性和现实性等范畴之中。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学习它的辩证法，学会辩证、正确地看待问题、看待世界。中国传统哲学含有丰富的朴素辩证法。我国的第一部哲学著作《周易》中就有很多这样的朴素辩证法思想，比如“一阴一阳之谓道。”“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刚柔相推而生变化。”注意到事物变化是从微小的变化开始，逐渐积累起来成巨大的变化，即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老子》）说明事物矛盾对立面的相互依赖，孤立的事物本身已不成其为事物；“反者道之动”“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说明矛盾双方的相互转化；“合抱之木，生于毫末；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说明事物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发展方向和质量互变规律。荀子用“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来说明自然、社会有自身变化的规律。韩非的辩证法在讲到对立双方的相互转化时注意到了一定的条件。他在《解老》中说：“人有祸则心畏恐，心畏恐则行端直，行端直则思虑熟，思虑熟则得事理。行端直则无祸害，无祸害则尽天年。得事理则必成功，尽天年则全而寿，必成功则富与贵。全寿富贵之谓福，而福本于有祸。故曰：‘祸兮福之所倚’。”“人有福则富贵至，富贵至则衣食美，衣食美则骄心生，骄心生则行邪僻而动弃理。行邪僻则身死夭，动弃理则无成功。夫内有死夭之难，而外无成功之名者，大祸也，而祸本生于有福。故曰：‘福兮祸之所伏。’”魏源认为事物都是矛盾的统一体，矛盾双方相互斗争并向相反的方向发展，任何事物发展到顶点都会走向自己的反面，“暑极不生暑而生寒，寒极不生寒而生暑；屈之甚者信（申）必烈，伏之久者飞必快。”近代中国维新派代表人物之一谭嗣同指出：“求之过去，生灭无始；求之未来，生灭无终；求之现在，生灭息息。”这是世间事物处在永久不断地变化之中、一切皆变的辩证法思想。四、认识论上的契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其基本观点是实践第一和认识的辩证发展。强调认识来源于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马克思的一句话充分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性的特点：“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群众掌握，也会变成物质力量。”[6]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就是实践论，是实践的唯物主义。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知和行主要是指道德意识和道德践履，但也有一般认识论的意义，因为从多方面探讨了认识论的中心问题――认识和实践的关系。《尚书?说命》首次提到了这个问题，指出：“知之匪艰，行之维艰”。中国传统哲学认识论有两个特点：注重习行践履和强调主观能动作用，这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和认识辩证发展理论是相通的，明末清初的颜元提出了“习行格物”的认识论，重视“习”和“行”在格物穷理、知识获得的作用。他讲到要学乐、知乐，“任读乐谱几百遍，讲问思辨几十层，总不能知。”一定要“搏拊击吹，口歌身舞。”汉代王充的认识论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上的，他对唯心主义先验论做了批判，“所谓圣者，须学以圣。”“不可知之事，不学不问不能知也。不这处知，不问处晓，古今行事未之有也。”戴震提出“血气心知”认识论，他说：“有血气，然后有心知。”“耳之能听也，目之能视也，鼻之能臭也，口之知味也，物至而迎而受之者也。”“事物来乎前，虽以圣人当之，不审察无以尽其实也。”血气指人的身体，心知指人的认识，戴震的观点是人的身体是认识的生理基础，人以血气为基础产生心知的认识活动；人的感官所产生的感觉不是凭空而来的，是外在客观事物作用于感官所产生的，要认识事物内在之理，就要审察、剖析；客观世界是人感觉经验的来源，认识来源于客观事物。这种认识论也坚持了唯物主义观点。五、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与天人合一的致和精神的契合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尊重自然规律、保护环境的生态思想体现在他们很多的论述中。马克思说：“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的复活。”[7]恩格斯向人们发出过警告：“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别的地方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毁灭了森林，他们梦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为荒芜不毛之地，因为他们在这些地方剥夺了森林，也就剥夺了水分的积聚中心和贮存器。因此我们必须在每一步都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象征服者统治异民族那样，决不同于站在自然界以外的某一个人。相反，我们连同肉、血和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并存在于其中的。”[8]又比如“自然史和人类史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连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9]“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西班牙的种植厂主在古巴烧掉山坡上的森林，发现在木灰中有能获得最高利润的咖啡树的足够用一个世代的肥料，――以后热带的大雨会冲掉得不到任何保护的腐植土而只留下赤裸裸的岩石，那对他们来说又有什么相干呢？”“如果说人靠科学和创造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么自然力也对人进行报复，按他利用自然力的程度使他服从一种真正的专制，而不管社会组织怎样。”[10]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肯定空想社会主义有“提倡社会和谐”的积极主张，可见，“和谐”是他们追求的理想，是共产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他们指出人是直接的自然存在物、是自然界的产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要求我们把自然界当作自己的“无机身体”，以保证人类社会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不受破坏。马克思主义将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结合起来思考，这对于我们理解和处理环境和生态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中国传统哲学中有很多的贵和尚中、和而不同的思想。西周末史伯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之后孔子又提出“和而不同”。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缘起于人与自然的原始亲和关系，主要是作为一种道德理想和精神境界发生作用，突出了终极关怀或宇宙情怀的意义。《孟子?尽心上》中的“上下与天地同流”“万物皆备于我”，是指人与万物一体的意思。庄子的天人合一境界表现在他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即自然界的万物都是与我为一和相同的，应该同等地看待万物，无差别地、普遍地爱一切东西。“‘万物一体’远不止于人与人‘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