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讲明朝法律制度

第十二讲明朝法律制度一、主要法律(一)《大明律》吴元年（1367）冬十月朱元璋平定武昌，即吴王位后命左丞相李善长为律令总裁官，以“法贵简当，使人易晓”为修律宗旨，参照唐律制定律285条，十二月颁行。洪武六年（1373）诏刑部尚书刘惟谦等撰定《大明律》，次年完成，颁行天下，篇目一准于唐，内容有较大变化，凡30卷，606条。洪武九年朱元璋以律条“犹有未当者”，命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汪广洋等“详议厘正十有三条”。洪武二十二年，又命翰林院和刑部再次更定《大明律》，将篇目改按六部官制编目，即名例、吏、户、礼、兵、刑、工七篇，30卷，460条。隋唐以来沿袭已久的封建法典篇目，至此一变。洪武三十年将《钦定律诰》147条附于其后，总其名曰《大明律》，五月正式颁行。从《大明律》的内容看，它脱胎于唐律，又不同于唐律。它总结了唐、宋以来，特别是明朝建国三十处封建统治和司法镇压的经验，增加和充实了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内容，是一部比唐律有所发展、比《宋刑统》更加周密的封建法典。朱元璋曾下诏“令子孙守之。群臣有稍议更改，即坐以变乱祖制之罪”。因此除明神宗万历十三年（1585）将《问刑条例》附其后面而形成《大明律附例》外，终明一代，《大明律》的律条通行无改。它不仅标志着明代封建立法的成就，而且影响了清代立法的格局。因此，它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代表性法典，不仅在中国法制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而且影响了朝鲜李桂成时代的《刑典》和《刑法大全》，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改定律例》，越南阮世祖时期的《嘉隆皇越律例》和宪祖时期的《钦定大南会典事例》的制订。它在中国法制史上与唐各领风骚数百年。(二)《大诰》明太祖分别于洪武18年8月、19年3月、11月和20年12月，连续编制颁布了《御制大诰》74条、《御制大诰续编》87条、《御制大诰三编》43条和《御制大诰武臣》32条，共236条。这四篇大诰与《大明律》一样，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是明初的重要法规。洪武三十年，太祖“命刑官取《大诰》条目，撮其重略，附载于律”。《大诰》中的例实际上成为律外之法，起着补充、解释《大明律》的作用。《大诰》的体例模仿《尚书·大诰》（是周公东征前对臣民的训诫）。编制大诰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进行法制宣传，用严惩官民犯罪的具体案例，树立善与恶、曲与直的标准，劝诫人们安分守己，奉公守法，以达到巩固封建统治的目的。《大诰》四编汇总了当时用严刑峻法惩治官民犯罪的典型案例，兼有朱元璋的“训导”，从而制定出新的法律规范。它的主要精神是：第一，作为朱元璋推行重典治国的“特种刑法”，规定了许多严酷的刑罚。如族株、凌迟、枭首、斩、墨面文身、挑筋去指（或去膝盖）、剁指、断手、月足等，大多是大明律所未设的。而且与《大明律》相比，用刑更为加重，如贪赃罪，明律计赃论罪，而《大诰》则规定“凌迟示众”。第二，设置了不少大明律所没有的禁令和罪名。如“禁游食”“市民不许为吏卒”，“严禁官吏下乡”“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第三，《大诰》偏重于打击官吏贪赃和豪强作恶。如《大诰续编》中属于这两类案件的占70条左右。(三)“例”“例”即判例或事例。以例或条例作为断案的根据，以补法律之不足的做法，到明代愈益发展。其原因主要是明祖有训，《大明律》不可擅改，否则，“即坐以变乱祖制之罪”。但随着社会关系的不断变化，为了使法律更有效地调整社会关系，就必须进一步发挥例的作用。弘治五年（1492）刑部尚书彭韶等人对历年旧例加以删繁去复，编成《问刑条例》；弘治十三年诏三法司议定《问刑条例》297条，作为常法，颁行天下，与律并行。武宗、世宗朝又有增加，到神宗万历十三年（1585）又重修《问刑条例》，将嘉靖以后的诏令、军政条例、捕盗条例与刑名相关者皆辑入，共382条，附于《大明律》之后，合为一书，形成《大明律附例》。(四)《大明会典》自明初太祖废中书省后，封建政权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行政法律关系也日趋复杂。明初统治者为了调整封建行政关系，相继制定了一些带行政法规性质的条例。由于此类行政性法规显得零散不统一，难以有效地调整行政关系，故从明英宗正统（1436-1449）开始编纂具有行政法大全性质的《会典》。至明孝宗弘治十五年（1502）书成，共180卷，但未颁行。后经明武宗时期“补正遗阙”，于正德四年（1509）正式颁行天下，称为《正德会典》。又经明世宗、明神宗时期的重加校刑增补，分别于嘉靖28年（1549）和万历十五年（1587）形成《嘉靖续纂会典》、《万历重修会典》。至此，会典内容增多，达228卷，后世所说的《明会典》，多系指此而言。《大明会典》规模浩大，内容详尽，汇集了有明一代官修的《诸司职掌》、《皇明祖训》等有关行政律令典章的内容。编纂体例采用以官职为纲，分别规定各行政机关的职掌、沿革、事例、章程、法令、典礼，形成宗人府1卷、吏部12卷、户部29卷、礼部75卷、兵部41卷、刑部22卷、工部28卷、都察院3卷、武职衙门2卷以及通政使司、六科、大理寺、大常寺、詹事府、光禄寺、大仆寺、鸿胪寺、国子监、翰林院、尚宝司、钦天监、太医院、上林苑监、僧司各一卷。它是一部在《唐六典》基础上制订的更加完善的封建行政法典。对封建社会最后一部行政法典《清会典》的制订具有重大的影响。二、立法思想(一)“明刑弼教”、“重典治国”的原则朱元璋认识到治理“乱世”，必以“重典”治之，“重典治国”的内涵包括重典治吏和重典治民，通过重典治吏和重典治民实现重典治国。他于明初确立的立法指导思想既坚定又明确，他曾说“吾治乱世，刑不得不重”“反元政，尚严厉”“若不律以条章，将必仿效者多，则世将何治”。朱元璋深知治吏在治国中的极其重要性，也熟谙历史上法家“明主治吏不治民”的深刻道理。因此，他在治吏上坚言“故今严法禁，但遇官吏蠹害吾民者，罪之不恕”。“胡党之狱”、“郭桓贪污案”“蓝玉案”等足以说明重典治吏的思想和决心。(二)“明礼导民”“定律以绳顽”的礼法结合原则朱元璋深知礼在治理国家中的重要作用。建国之初，就鼓吹“纪纳法度为治之本”，“礼法，国之纪纲。礼法立，则人志定，上下安。建国之初，此为先务”。治国重礼、礼法结合又是朱元璋一以贯之的立法指导思想。在《大明律》颁行后，他亲“御午门，谕群臣曰：‘联仿古为治，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特别在洪武末年，他认为“重典治乱世”已见成效后，他谆谆告诫子孙：在混乱的时代，我治理国家，刑不得不重；在承平的时代，你治理国家，刑法自然要轻。所谓刑罚要随着时代的治乱有轻有重。三、法律主要内容（一）刑事法规1.特点（1）“轻其轻罪，重其重罪”对背违伦理的处刑上明显偏轻。如，“不孝罪”中有一种“祖父母、父母在，子孙别籍异财”的行为，唐律处徒刑三年，而明律只处以杖一百的刑罚；对于“闻父母丧而匿不举哀”的行为，唐律处流刑二千里，而明律只处杖刑六十。明律对于直接危害封建统治、封建君主的犯罪，如“十恶”以及秘密宗教活动的处治，比前代严厉而且残酷。对“十恶”罪人的行刑，不分主犯、从犯一律凌迟处死。扩大了“十恶”的范围。规定凡部民杀死所属知县、知州、知府；军士杀死百户、千户、指挥的，均属“十恶”中的“不义”罪，一概处以极刑。特定“禁止师巫邪术”律条，规定“为首者绞，为从者杖一百，流三千里”。（2）严惩官吏失职、渎职的行为《大明律》规定“凡军官犯罪应请旨而不请旨，及应论功上议而不上议，当该官吏处绞。若文职官有犯应奏请而不奏请者，杖一百，有所规避从重论”。武官在临军征讨时，按规定应供的军器、粮草等，如“违期不完者，当该官吏各杖一百”。文官在选拔考核官吏方面，有“贡举非其人”罪，“举用有过官吏”罪；在值宿方面，有“擅离职役”罪；在起草印刷发送文书方面，有“照刷文卷失错”罪、“磨勘卷宗迟错”罪；在检查登记户口田粮方面，有“失于取勘脱漏户口”罪等。这些失职行为，都要相应处以刑罚，以肃吏治。规定了司法官吏因失职而处以严刑的内容。《大明律·吏律·讲读律令》中规定“凡国家律令，参酌事情轻重，定立罪名，颁行天下，永为遵守，百司官吏，务要熟读”。每至年终进行考核，“若有不能讲解，不晓律意者，初犯罚优越钱一月；再犯笞四十附过；三犯于本衙门递降叙用”。如有“官吏人等，挟诈欺公，妄生异议，擅为更改变乱成法者，斩”。明律很重视对官吏渎职行为中的贪赃犯罪的刑处，并且把贪赃分为六种：监守盗、常人盗、窃盗、枉法、不枉法与坐赃。且绘六赃图标于律首，以示重惩贪墨之罪，这为中国法律史上的一大变化。明律关于官吏受赃犯罪共有十一条“官吏受财”、“人士赃致罪”、“事后受财”、“有事以财请求”、“在官求索借贷人财物”、“家人求索”、“风宪官吏犯赃”、“因公擅科敛”、“私受公侯财物”、“克寸留盗赃”、“官吏听许财物”。律后还有条例七条。（3）创设“奸党”罪，严禁臣下朋党明朝统治者鉴于唐、宋两朝臣下结党、内外官勾结，造成尾大不掉、皇权旁落、统治危机的教训，在采取废除丞相之职，不准后宫与宦官干预朝政等一系列措施的同时，还专设“奸党”条。规定“若在朝官员，交结朋党，紊乱朝政者，皆斩，妻子为奴，财产入官”，“若犯罪，律该处死，其大臣小官七言谏免，暗邀人心者，亦斩”，“若刑部及大小各衙门官吏，不执法律，听从上司，使出入人罪者，罪亦如之。若有不避权势，明具实迹，亲赴御前，执法陈诉者，罪坐奸臣，言告之人与免本罪，仍将犯人财产均给充赏，有官者升二等，无官者量与一官，或赏银二千两”。“凡除授官员须从朝廷选用，若大臣专擅选用者斩”。将任用官员的权力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固定下来，使之专属皇帝。明朝历代统治者为达此目的，不惜罗织罪名，虐杀无辜。洪武年间，宰相胡惟庸与凉国公蓝玉两案，坐奸党罪被杀的文武官吏及其亲属，达四、五万人之多。明成祖以奸党之名，大肆屠杀建文帝的近臣，“多者三言辞，少者一族，而方孝儒被族，先及母族、妻族，九族既戮，皆不从，又把朋友、门生等为一族”。规定禁止侍臣、后妃、外戚过问、干预朝政，朱元璋在宫廷立铁牌“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洪武五年（1372）朱元璋又作铁榜九条，告诫功臣不得营私谋利，官军不得私自为公侯服务。《大明律·吏律·职制》规定“凡诸衙门官吏，若与内官及近侍人员互相交结，漏泄事情，夤缘作弊而符同奏启者，皆斩；妻子流二千里安置”。（4）重典惩治贪官污吏《大明律》专设官吏“受赃”专章，用刑也严，官吏有受财而枉法者，一贯以下杖七十，受财达八十贯者处以绞刑。洪武十八年（1385）郭桓贪墨案发后，明太祖以重典治之，“自六部左右侍郎下皆死”，“词连直省诸官吏，系死者数万人”；查出遍及全国的借用、寄存赃粮，凡中等的富民家庭都被抄查破产；还将审判不力的大理寺审刑司长官吴庸等司法官处以死刑。在《明大诰》236条中，属于惩治贪官污吏的多达155条。对于不枉法罪处凌迟、枭首等酷刑。建立民拿贪官污吏的制度，规定对于害民之官吏，允许良民将其“绑缚赴京治罪”；对于“违旨下乡，动扰于民”的贪官，“许民间高年有德者民率精壮拿赴京来”；对于民“拿害民该吏，正官、首领官及一切人等敢有阻当者，其家族诛”。明代还采取一些法外措施以惩治贪官污吏。一是在府、州、县及乡之里社立申明亭，“揭诸司犯法者于申明亭，以示威”。即使是犯罪后得到宽宥复职的官吏，也要将其过失书写，张贴于家门口，如不悔改，则依律治罪。二是设“皮场庙”，悬“剥皮实草之袋”。据《草木子》“明祖严于吏治，凡守令贪酷者，许民赴京陈诉。赃至六十两以上者，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府、州、县、卫之左特立一庙，以祀土地，为剥皮之场，名曰皮场庙。官府公座房，各悬一剥皮实草之袋，使之触目警心”。（4）刑罚残酷，“法外用刑”习以为常充军宋元时期已有充军刑，到明代才发展为正式刑。明初只是把犯人送到边疆开荒种地，后来逐渐成为经常适用的刑罚，并“定制，分极边、烟瘴、边远、边卫、沿海、附近。军有终身，有永远”。定制后的五等充军刑称为“五军”。充军远近不等，从四千里到一千里，凡充军者均行杖刑一百。充军分为“终身”、“永远”两种，终身充军者指本人充军到死，死后刑罚执行完毕；永远充军是指本人死后，还要罚子孙，由子孙后代接替继续充军，直至“丁尽户绝”为止。据《明会典》记载两次制定条例，洪武26年（1393）首定《充军条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