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索
贫富差距过大亮黄灯中国不能承受之重(2005-08-2409:29:11)•凤凰卫视8月23日消息综合报道，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警告，中国贫富悬殊已经达到危险水平，如趋势持续，如果政府不能找到结束两极分化的有效途径的话，2010年之后，贫富悬殊有可能引发社会的不稳定。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拉大•预警系统显示，2003年城镇居民内部总体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其评价指数为69分，低于70分的“黄灯”警戒线。城镇居民最高组与最低组之间的收入之比从2002年的5.2:1扩大到2003年的5.4:1。•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城乡收入差距评分从1980年的80分左右下降到2003年的72.7，接近“黄灯”警戒线。1980年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人均纯收入的2.5倍，到2003年该比例扩大到3.23。•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拉大，贫富悬殊的评价指数为64分，已接近60分的“红灯”警戒线。1992年贫困农民的收入上限与一般农民之比为1∶2.45，2004年扩大到1∶4.39。研究组专家据此提出，当前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中最核心的问题是农民收入过低问题，更明确地说是农民中低收入者的收入问题。•预警系统通过与其他国家的比较得出，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平等程度在国际上处于中等略偏下的水平，这与运用基尼系数排序结果基本相似。专家同时也提醒，测算是以国家统计局最新提供的2003年统计数据为基础。但事实上，中国的收入分配中还存在隐性收入、特定制度下的非货币收入等不定因素，因此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实际形势可能比当前测算的结果还要严重。贫穷村落的村民们等待迎亲时的场面。2011年7月2日晚7时，武汉港江滩，精致漂亮的游轮上，富豪相亲会落幕剧上演。48位钻石男与50位经过精挑细选的佳丽进行“终极相亲夜”。女宾们穿上华丽晚礼服，戴着妖娆面具，走在红毯上犹如明星，才艺展示性感妩媚，她们尽力展现最完美的自己，只为在这场晚宴式的相亲会上找到多金钻石男。当前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状况1.城乡之间居民收入差距过大。2.地区之间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如：到2000年,最高的华东地区与最低的西北地区绝对差距达到1774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也达到492.8元,相对差距两者比值为2.15:1,比1978年高47个百分点。3.不同行业之间职工收入差距过大。如：1990年收入最高的三个行业是采掘业、水电煤生产供应业和地质勘探水利业;2000年变为科研和技术服务业、金融保险业和房地产业,最低的三个行业变为农林牧渔业、餐饮服务业和采掘业。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基本原因1.权力资本渗入收入分配领域。寻租:就是对已有的财富寻求对自己最有利的分配。腐败过程中的寻租活动,就是利用权力创造收入。寻租、设租等各种形式的不公平竞争,权钱交易等各种形式的腐败和非法收入问题大量存在,且有泛化趋势,直接造成了收入差距的不合理扩大,严重损害了普通公众的基本利益。虽然从严格意义上说,腐败等非法收入问题不属收入分配范畴,但通过非法收入确实造就了一批暴富者,并从许多方面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社会分配过程,同时也对社会心理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2.城乡分割导致城乡收入不平等。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束缚了农村劳动力向非农转移,束缚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和农民致富的步伐,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产生的基础。这是因为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大大低于第二、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而城乡劳动生产率的差别,必然会导致城乡居民收入产生差距。当前对“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在就业、居住、教育以及享受财政补贴的各种社会福利和公共设施等方面所采取的”城乡分割”政策,还有城乡获得信贷和投资的巨大差别,等等,又直接造成了城乡收入分配的不公平,使这一差距进一步扩大。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农业在国民总产出和就业中的比重必将不断下降,这就要求农业劳动力和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日本经济起飞时期(1950年至1980年)的农业人口下降了65%,美国在经济起飞时期农业人口下降了72%。但是,在中国,由于种种限制移民的政策,如户籍制度等,从1985年到1990年我国只有115%的农村人口转移出去。中国农民占有占用的生产资料少,就业不充分,生产环境和生产方式落后,限制了农民收入的提高幅度。近年来农村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尖锐,相当于农村百分之三十左右的剩余劳动力及其赡养人口需要转移到城市去,却长期滞留在农村。显然城乡分割、限制移民造成并加剧了城乡之间过大的收入差距。3.地方垄断干预收入分配。由于区位环境、历史文化、基础条件、人口素质、生产力水平以及国家曾经实行的一些政策措施等因素,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明显地呈现出东、中、西阶梯式发展的格局。这种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必然造成居民收入的地区性差异,而地方垄断干预收入分配,又加剧了收入差异的不合理性。地方垄断是指一些地方政府或行政主管部门为了本地利益,采取传统计划经济的做法,实行地区封锁,用行政手段阻碍一体化市场的形成,以保护本地资源和产品获得垄断高价。地方垄断及其相应的地方保护主义导致政府调节和市场机制双失效,一方面,它保护了特定市场中的利益相关者和利益集团的非竞争性利益,使其因避免竞争、获取垄断收益,而提高收入水平。但是另一方面,它又保护了落后,使本地丧失发挥比较优势的机会,导致本地不能以优势产品带动经济发展,最终造成本地发展的相对滞后,拉大了本地与其他地区居民的收入差距。4.行业垄断扭曲收入分配。我国有些行业和部门具有比社会平均水平高得多的收入,关键在于它的垄断位势。行业垄断一般由中央政府主管部门实施,因而能创造出完全排斥竞争的效果。我国正处于产业结构变动时期,优势产业的交替变化极为频繁。就职于新兴的或上升时期的产业部门,报酬会丰厚一些;就职于衰退性的产业部门,报酬会低一些。如果劳动力能够自由流动,那就会流向工资水平较高的行业,从而有效抑制优势行业工资水平的攀升势头,减缓劣势行业工资的下降趋势。但是由于行业垄断等因素的限制,为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设置了重重障碍,于是那些受行政权力或部门利益保护的行业,通过垄断经营或竞争初始条件的不平等分割,而获得高额利润,并把其中一部分以不同形式分配给职工,使职工的收入水平大大高于其他行业,导致了不同行业之间收入的过大差距。5.灰色收入是收入差距过大的重要根源。根据有关数据衡量,目前我国城镇居民的工资,绝大部分被支付到食物方面,几乎很难通过“制度内收入”获得储蓄。但是名目繁多的工资表外收入接近甚至超过工资表内收入,个人收入分配隐性化、多元化,庞大的消费能力和银行储蓄,基本上是通过“制度外”实现的。有人把“制度外”收入形象地称之为“灰色收入”,它既包括政策规定允许及超乎政策规定以外自行设立和发放的种种“福利”收入、单位大面积的“创收”所得,如各种巧立名目的奖金、五花八门的福利补贴;也包括个人提供的服务收费(如高级专门人才的专题报告费)、回扣、某些“灰色公关”消费,甚至还有为法律、纪律、政策明确禁止的诸如贪污受贿、收受红包礼金、私费公报、走私、偷漏税等形式获取的种种非法非正常收入。除非法收入外,公职人员薪外收入的形式多种多样,数量也因单位不同有较大差别,其薪外收入规模有多大,很难做出精确的统计。据一些典型调查,薪外收入一般已与薪内收入“并驾齐驱”,少的也不低于薪内收入的一半,多的则可达薪内收入的数倍。灰色收入甚至黑色收入对社会心理的影响更为突出,造成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使人们无法认同现有的分配结果。收入差距对社会的影响分配不公引起的贫富差距扩大，影响深远。其中重要的是以下三个方面。•1.贫富差距扩大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很大的负面影响。这种负面影响具有“连带效应”，会产生一系列的循环反应：消费不足使买方市场的生产竞争加剧，许多实力较弱的中小企业减员减产至停产破产，企业效益下降；投资信心及投资总量的减少使社会就业岗位增加受限，使大量贫困、失业和待业的低收入者通过就业提高收入的途径受阻；社会经济增长的放缓，国家财政收入增长可能会随之减慢，进而使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及对低收入者和低收入地区的资金扶持力度减小。这样，又反向促成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造成恶性循环。•2.贫富差距扩大关系到是否走向和谐社会目标。中国社会当前阶段的一种矛盾奇特现象是，在经济超高速发展（GDP连续30年平均在9％以上，最近连续5年在10％以上）的同时，幸福指数和群众对生活水平的感受却并没有如同GDP那样上升，相反，普遍感到生活艰难。因教育费贵，怕孩子上不起学。上了学，就是大学毕业了，又面临就业难。在城市里就了业，房价贵，买不起或租不起住房，成不了家。许多人怕生孩子。因医疗费用贵，有病看不起，“小病拖，大病捱，到死还不能往医院里抬。”从生到死，步步感到艰难。2005年，按联合国最低标准，中国贫困人口的总数不少于2亿，仅次于印度，位列世界第二。发生这些情况的根源在于，GDP增长带来的新财富中，很大部分被富人拿走了，或者说，穷人创造的财富有一部分被富人拿走了。由此带来贫富阶层的分野。部分富者骄奢淫逸，不事生产工作。部分贫者找不到工作，生活困难。贫困不仅是一种物质状态，也是一种心理状态。贫富悬殊使部分居民心理失衡，不和谐因素和社会稳定隐忧与GDP一起迅速增长。贫富悬殊危及社会和谐。通过贪污、行贿、制假、偷盗、抢劫、诈骗、绑架、贩毒、卖淫等手段谋财案件增多。保安、防盗门（网）、围墙、富人住宅区城堡化等等之多，为历史所罕见，在世界上也少有。3.三是贫富差距扩大关系到改革的性质与社会前进的方向。什么是社会主义？邓小平说得很明白：“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搞社会主义就要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贫富悬殊会导致两极分化，危及社会主义。当邓小平决定以市场经济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时，他心中清楚市场经济会自发地导致两极分化，所以他一再强调要防止出现两极分化。“贫富分化”不同于“两极分化”。前者是财富占有量的差别，是个量的概念，衡量贫富分化程度可用基尼系数等指数。后者是财富占有者在生产关系中地位的差别，是个质的概念。若大家都在变富，只是先富后富之别，那就是贫富分化而不是两极分化。衡量两极分化的标志是剥削者阶级和被剥削者阶级的产生。在中国当前阶段，集中表现在邓小平说的是否“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并因此产生了新的资产阶级。事物的量变会引起质变。贫富分化中含有两极分化的要素与萌芽。贫富分化的趋势如不加以遏制，任其发展，势必导致两极分化。邓小平指出：“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判断中国是否已经进入由贫富分化向两极分化转变，关键在于是否已经出现“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情况。以上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富者愈富的情况，还是穷者愈穷的情况都是显著的。中国当前居民收入与财富占有状况差距悬殊，贫富分化严重，对这种发展趋势如不立即予以扭转，必将转化为两极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