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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中外职业教育的差异职业教育是整个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关于“谋职与从业”的教育。发达国家主要靠工业、产业工人决定着整个国家的国力。然而，在国内读职业院校与上重点高校没有成就感和价值，成为大多数人对职业院校的共识。职业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原属于分类的不同，在我国却变成了层次上的不同。长期形成的教育观和社会文化认同观等已经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我国整个职业教育体制、企业用人观念中。当前，我国职业教育存在学历低、实训差，不能满足产业需求，就业率高，但是就业质量并不高。通过中外职业教育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到国内职业教育存在的一些问题。一、教育体制的差异当前，我国拥有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然而，由于职业教育水平比较差，其直接影响到劳动生产的效率。在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中，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是比较低，我国只占了35%左右，而发达国家一般占60%-80%。据统计，我国劳动生产率相当于日本的1/26，美国的1/25，德国的1/20，能源消耗是日本的5倍，美国的2.6倍和德国的3.6倍。反思中国教育三十多年来，我国培养的博士和硕士研究生逐年甚至是成倍增长，然而，高职教育却相对薄弱，导致“中国制造”在国内甚至受冷遇，甚至国人更喜欢进口货，看看公路上汽车大多以国外名牌为荣。我们在技术人才培养方面缺失什么？我国读职校的学生在社会上不被看好。这种反差很大的教育现状，在潜移默化中给学生和家长以及社会高招入学中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这种教育观念直接影响着制定相关政策及其职业院校的长远发展。其实，在职业教育战略中不但要投入资金扶持，而且企业承担职业教育责任。瑞典一直有企业和学校合作教学的传统，国家规定工矿企业需要根据教学计划提供实习场地和实习条件，企业和学校合作共同培养学生，企业培训是职业教育体系得到保证的条件。而国内企业会将此当成负担。德国是世界上职业教育最先进的国家。学校传授理论，企业做技能培训，这样培训出来的学生，技能和理论都比较到位。但在国内校企合作只是院校一头热。德国职工教育经费可纳入企业生产成本，减免税收。如果企业不具备从事职业教育的条件，国家会对这个企业招收员工予以限制。而中国的用工准入制度已出台多年，实施却不规范。德国职校毕业生可以进入社会工作或到高校继续学习。中国企业对工作后所获学历不够认可。德国将职业教育法规写入联邦法案中，《中国职业教育法》自1996年出台后，但一直未制定出具体实施细则。对于发展职业教育、涉及校企合作、毕业生的待遇、教师职称等相关政策落实得很少。只是我国职业教育法中用“鼓励”校企合作并未达到相应结果，将残疾人归人职业教育中来帮扶反而是中国职业教育法的一大特色。职业教育是培养人才的教育，不是培训廉价劳动力的教育。美国从小孩子开始引导“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一样，从根本上破除职业教育的种种阻隔。多数美国人不在乎名校招牌和职业分类，一个人只要干自己喜欢的事都是成功的人生。比利时中学生在15岁时开始分流为四类学校：普通高中、技术学校、艺术学校、劳动培训学校。这个分流教育系统与我国有所不同的是，比利时学生并不都去读高中和念大学，他们会根据自己的特长和喜好选择上哪一类的学校。年轻人不会以读高中大学为荣，也不会以读劳动培养学校为耻。此外，教育管理者的文化观也是直接影响职业教育的重要因素。在日本东京职业学校的宣传册上。前几页上常常会介绍学生及其校服特色，学生在每学期都学什么，并告诉学生毕业后干什么，想就业有100多家企业可对接，想升学100多所大学可选择，这种小册子为学生入学指明了方向。然而，在我国大多数职业院校的宣传册，从党委书记、校长的照片、致辞，校园鸟瞰图，大同小异，大多职业院校还把个别人的成功当成整个职业院校的成功，突出表现的是院校。宣传册反映出一所学校的办学理念，小册子暴露了中国与发达国家的职业教育的差距，比如：官本位思想与以学生为本理念之间的差距，中职、高职“断层”式教育与完善职教体系之间的差距，把学生定位为廉价劳动力与培养高技能人才之间的差距。二、企业用人观念的差异我国职业教育之所以不被社会重视，症结在于职业人才观上轻视技术性的人才。职业技工在行政管理员中是个“活工具”，无论有多高的技术能力，在工资待遇等实际方面永远超不过管理人员。这种问题不但存在于单位招聘上，而且还存在于求职人们的就业意识中。我国引进第一台地铁盾构掘进机谈判时，参与谈判的德国海瑞克公司的专家是职业技术学校毕业生，这些人也是派到中国安装、调试盾构机的技术骨干，他们都是国内最吃香的人才。相反，我国硕士、博士就业受冷落时，高级技师成了稀缺资源，这已严重影响到我国的人才结构和产业发展。前些年南方某省以期通过举办专业技师比赛，建立与营造重视高技能人才的机制氛围，结果报名的人数比设定的奖项还要少。目前，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0多种工业产品占全球总量的第一，不过在产业链上仍属于低端层次，有好的设计却制造不出好的产品。没有一流的技工很难达到一流的产品。由于我国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类型、层次与结构不适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需求。我国在世界上以技术制胜的跨国公司却很少，像世界上最大的数控钣金机床制造商德国通快集团，它牢牢占据了钣金加工、激光生产、电子应用以及医疗设备等科技创新领域的竞争优势，究其原因就是德国在职业技术人才的致胜。还有德国的职业教育及其科学研究对经济和技术创新的推动力，不可低估，这也是德国制造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的主要原因。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及其德国高水平的职业教育师资队伍，促进了德国职业教育师资培养的理论基础——职业教育学的发展、改革与创新。譬如，员工有机会通过培训获得新技能，使劳动力以更优良的素质进入新的经济结构。而我国成了世界跨国公司的加工基地，追根溯源，这是我国职业教育战略上的失败。现在，我国就业方面供多需少，许多行业出现种种就业限制，比如，空乘服务员为“空姐”们所取代。国外空姐的英语单词由原来stewardess，仅代表女性，有歧视男性之嫌，改为现在的单词flightattendant涵盖男性，一个单词的更改是对人的权利的尊重，是社会的进步，大妈大婶、丑女替代了会场上所谓的靓女服务，显现的是和谐。美联航洛杉矶至上海航班的空服人员为平均年龄60岁的“空中大妈”，资深有经验的空姐平均空中服务工龄40年以上，与国内航空用人以瘦、高、白、秀、幼等标准大不相同。其用人观念不仅在航空服务方面，而且在其他行业中，国外白发苍苍的门童或者服务员，他们举止优雅、训练有素，受客人尊敬。这样的情景在国内却十分少见。另外，西方的职业价值观和国内差别很大，比如，修马桶在国人眼里不算好工作，而德国人把它看作一项有技术含量很专业的工作，他们与律师一样受人尊敬，薪酬也是按钟点算的，收入并不低。职业尊严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在劳动中更需要整个社会层面用实际物质性的兑现其价值所得。日本的“贩卖士”有一级、二级、三级的技能之分，而国内职业鉴定很少设置此类服务等级，以此显示技能上的高低区别。三、薪酬及社会地位的差异我国人们受传统思想影响，通常把收入不高、社会地位低等定位于技工的标识。而在美国餐厅用餐者对服务员都会非常客气，并对提供服务的劳动者支付小费。而国内食客对服务员唤来唤去随处可见。我国蓝领收入总体偏低，技工的待遇与其做出的贡献不相符，同工不同酬的现象依然在很多企事业单位包括中央企业中普遍存在。而在发达国家，各行业的收入基本相差不大。我国职业工资是随着职位的升高而增加的。而发达国家的薪酬标准则是依据每个人的贡献度或专业度，专业技工收入比总经理高的现象并不少见。在西方一些顶级酒店，经常会为头发花白的老服务员开送别会。瑞士某些小型豪华酒店，实习生最低工资标准是3000瑞士法郎；高级服务员4000—5000瑞士法郎，还有可观的小费收入。而国内服务行业的收入属于低薪阶层。“吃”的文化国内高于西方，然而，作为“吃”的制作者“厨师”在我国地位并不高。与此相反，西方人认为烹调是一门艺术，厨师是艺术家，人们自然很敬重厨师职业。比如，法国人认为，饮食是反映了主厨个人的生活哲学，是结合艺术与生活于一体的精致文化的呈现。所以，厨师在法国与思想家、哲学家、艺术家的地位一样，而绝大多数的法国餐厅大多以主厨的名字来命名，主厨才是餐厅的灵魂。美国人对厨师也非常尊敬，感激厨师为他们做出了丰富美味的食物，他们把厨师看作美食的工程师。可见，这种中外职业文化观反差极大。职业技工虽然就业率高，但在国内不被看好的重要原因就是职业社会地位不高。同公务员相比，我国技工在薪酬、待遇等方面远远不如一个普通公务员的社会地位，尤其该职业对于大多年轻人，由于影响到恋爱、婚姻、家庭的关系，所以技工类职业在我国并不看好。随着我国经济改革的开放，以收入高低作为衡量社会地位的重要指标之一，从中外薪酬比较中也是差别很大。在国外发达国家中，蓝领职业收入超过白领有许多。比如，在美国，2009年人均年薪43460美元，而石油、天然气钻井工人和石油管道运输系统、炼油厂工人的平均年薪分别是59560美元、56990美元。美国收入最高的蓝领工作是电梯安装工和修理工，其工资平均高达每小时32.57美元，较全国所有工种的平均工资高12美元每小时，其年薪约达67750美元，远远高于42270美元的全国平均水平。其次还有铁路行业的信号、道岔维修工、工具制造技师、泥瓦匠、地铁和有轨电车操作员、机车工程师薪酬最高。然而，我国进入经济转型期后，经济产业结构也随之变化，引发蓝领的绝对数量下降。一个人收入多寡不是决定于学历的高低，而是其能满足市场需求的相对稀缺性。我国人才培养结构已经严重偏向培养本专科的高级人才，忽视了市场的需求。结果导致拥有专科、本科生甚至是研究生求职者比比皆是，有一技之长的技工人才及中高级熟练技工人才缺失。这是我国在职业教育上忽视人才培养的科学调配的结果。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的统计，我国城镇从业人口中技师、高级技师仅占4%，即使一汽集团这样的技能人才高地，高级工比例也才13%，而发达国家高技能工人占30%-40%。这种差距只是反映了一个侧面。告诫我们高技能人才急缺十分严峻。四、缩小我国职业教育同发达国家的差距缩小我国职业教育同发达国家的差距，已经成为我国能不能持续成为经济强国的重要根基。我国政府部门应当从职业教育管理体制上，加大职业教育扶持力度；在教学实践上将职业教学与校企实际生产紧密相连，使学生和企业有很好的培训实习的长期机制，扩大技工的薪酬待遇，提高技工社会地位。运用技工高薪酬的经济杠杆作用：扭转社会文化价值认同的错位。构建我国技能人才的发展空间，让高技能人才在为社会经济的“潜力股”。我国教育体制、企业用人观、社会地位的悬殊等，不仅造成高技能人才短缺，同时也造成普通高等教育毕业生“过剩”的现象；现在教育矛盾问题很多，根本问题是从上层决策者到下层实施者和参与者，在制定政策方面、教育培养扶持方面、招生业源、就业理念上产生了诸多问题，造成了普通高等教育人才过剩和高级技术人才急缺两种倾向。政府在教育战略决策上改变原有职业教育的被动局面，社会用人单位真正让技术人才的价值观回归升级，举办各种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把高技能人才纳入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范围。对高技能人才楷模、全国技术能手、首席技师、首席员工、技能大师工作室等，实行高技能人才培养、评价、使用、激励机制等得到不断创新和完善。我国高端技能人才更需要在薪酬及待遇方面给予相应的优待，首先从经济收入方面实现重视职业技术人才的地位转变。另外，从文化基础层面上，缩小文化差异的影响，改变将人与职业捆绑化的称呼习惯，避免职业或职务终身化的尴尬。此外，加强职业教育与国外发达国家的合作培养机制，汲取国外先进管理文化策略。对外加强合作、共同发展、互惠共赢，深入交流中外职业教育发展的战略谋划、体系设计、政策机制、行业企业参与以及制度执行等方面的国家经验。增强中外在职业教育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共同探索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促进职业院校校企合作，开展职业教育课程与教材建设，推进职业院校学生技能大赛的交流与合作，开展职业教育领域研究等，以促进职业教育科学发展，提升职业教育对经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