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征交换与死亡--读书报告

《象征交换与死亡》读书报告《象征交换与死亡》是波德里亚影响最大的著作，被公认为后现代理论与文化研究的最重要、最经典阐述之一。作者在此书中认为，自文艺复兴以来，人类历史经历了“仿造”、“生产”和“仿真”这三种不同的仿象，它们分别对应于价值的自然规律、商品规律和结构规律。作者通过对劳动、时尚、身体、死亡、诗歌语言等多层面的社会文化现象分析，指出仿真原则现在已经替代过去的现实原则支配着一切，不论是政治经济学还是精神分析学，在今天都已成为守法的革命，丧失了有效性和激进性。根据我对这本书的阅读和感受，我想从以下几个方面来阐述我的对该书的理解和观点。第一方面，生产与一切社会参照和目的性相分离，于是生产进入增长阶段。应该按照如下的意义理解增长：它不是一种加速，而是另一种事实上标志着生产终结的东西。它的特征就是生产和比较偶然、自主的消费之间存在的那种有意义的差距。它的特征就是生产和比较偶然、自主的消费之间存在的那种有意义的差距。但自从消费得到完全的引导，即它同时从神话和受控变量中获得力量（从1929年的危机开始，尤其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开始），人们便进去这样一个时期：不论是生产还是消费都不再有自身的确定性，也不再有各自的目的——两者全都陷入一种循环、一种螺旋或一种超越它们的混杂，这就是增长。增长把生产和消费的传统社会目标远远地甩在后面。它是一种只属于自己、只为自己的过程。它不再涉及需求，也不再涉及利润。它不是生产率的加速，但就结构而言，它是生产符号的通胀，是所有符号的交叉移位和向前的逃逸，其中当然包括货币符号。这是火箭和协和飞机计划、全方位军事计划、工业园扩张计划、社会和个体基础设备计划、培训和进修计划的阶段。按照一种不惜任何代价的再投资要求（而不是根据剩余价值率），必须生产，生产什么都行。这种再生产计划中的代表作有可能是反污染，整个生产系统都将转而清除自己的废料——毫无效果的巨大方程——不过并非完全无效，因为通过污染/反污染的“辩证法”，一种无限增长的希望显现出来了。第二方面，货币符号与一切社会生产分离：于是货币符号进入投机和无限的通胀。通胀与货币的关系相当于工资攀升与劳动力出售的关系（相当于增长与生产的关系）。在所有这些情形中，相同的脱节造成了相同的超速运行和相同的潜在危机。工资与劳动力“合理”价值的脱节，货币与真实生产的脱节：这都是参照的丧失。前一种情形中抽象的社会劳动时间和后一种情形中的金本位都丧失了自己的功能——等价关系的指数和标准。因此，工资通胀和货币通胀（以及增长）同属一个类型，它们不可分离。第三方面，货币被掏空生产的目的性和生产的情感，它成为思辨性的。它从金本位（这已经不是再现真实生产的等价物了，但仍在某种平衡中保留了生产的痕迹——通胀很小、可与黄金兑换，等等）到流动资本和普遍浮动制，从参照符号变成结构形式。这是“浮动”能指特有的逻辑，这里说的不是列维-斯特劳斯的能指，在他那里能指可能还没有找到所指，这里是说能指摆脱了任何约束它的繁殖和无限游戏的所指（它摆脱了真实中的等价关系）。因此，货币可以按照一种简单的转账和记账的游戏，按照一种对自身抽象实体的不断拆分与重复来自我再生产。第四方面，我认为仿象的三个等级应这样划分，第一级级仿象（制造：从文艺复兴到工业革命的“古典”时期的主要模式）依赖的是价值的自然规律；第二级仿象（生产：工业时代的主要模式）依赖的是价值的商品规律；第三级仿象（仿真：目前这个受代码支配的阶段的主要模式）是价格的结构规律。第五方面，我认为象征不是概念，不是体制或范畴，也不是“结构”，而是一种交换行为和一种社会关系，它终结真实，同时也就消解了真实与想像的对立。秘传行为与我们的现实原则相反。它表明，出生的现实仅仅来自出生与死亡的分离，生命的现实本身仅仅来自生命与死亡的分离。因此，真实效果在任何地方都只是二项分离的结构效果，我们那著名的现实原则及其规范性和压制性，只是这种分离代码在所有层面上的普遍化。自然的现实，它的“客观性”、“物质性”，仅仅来自人与自然的分离——用帕斯的话说，就是来自身体与非身体的分离。身体的现实本身，它的物质地位，来自一种精神原则的分离，来自灵魂与肉体的区别，等等。象征终结了这种分离代码，终结了分离的词项。它是终结灵魂与肉体、人与自然、真实与非真实、出生与死亡之邦的乌托邦。在象征操作中，两个对立词项丧失了自己的现实原则。但这个现实原则从来都只是另一项的想像。第六方面，我认为死亡作为人类境况的普遍概念，是从有了对死人的社会歧视时才开始存在的。死亡的体制，如同来世和不朽的体制，是教士阶层和教会的政治唯神论很晚才征服的东西：教会正是通过对死亡这个想像领域的管理而建立了自己的权力。至于宗教来时的消失，这是国家政治理性主义更晚才征服的东西。当来世被“唯物主义”理性的进步抹去时，来世就干脆转移到生命本身中了：国家正是通过对作为客观来世的生命的管理而建立了自己的权力。国家比教会更强大，国家及其抽象权力不是在对来世的想像上建立起来的，而是在对现世本身的想像上成长起来的。国家依靠的是世俗化的死亡和社会性的超越，国家的力量来自它所体现的这种致命的抽象性。正如医学是尸体的医学一样，国家也是对社会成员的遗体的管理。教会一开始就建立在死后生存与生命、尘世与天国的划分上。它精心守护着这种划分，因为一旦这种差别消失，它的权力也就结束了。第七方面，我认为教会为了阻挡修会的尘世诱惑，强行建立了一种个体拯救政治经济学。首先是通过信仰（但信仰成为心灵与上帝的个人关系，而不是整个修会的狂热），然后是通过善行和功德的积累，即通过一种本义上的经济，它由结算和等价关系。正是在此时，死亡真的在生命的地平线上出现了，积累过程一旦开始就总是这样的。正是在此时，天国真的转到死亡的一边了——每个人都重新独自面对死亡。第八方面，我认为政治经济学合理性的基本动力是死亡的困扰以及通过积累来消除死亡的意志，价值的积累，尤其是作为价值的时间的积累，幻想把死亡推迟到无限远的线性的价值终点。甚至那些不再相信个人永恒的人，也仍然相信时间的无限性，就像相信一种复息货币资本。资本的无限性转移到了时间的无限性中，这种永恒的生产系统不再有交换/馈赠的可逆性，只有数量增长的不可逆性。时间的积累强行建立了进步的观念，如同科学的积累强行建立了真理的观念：在这两种情形中，积累的东西都不再以象征方式交换，都成为一种客观的维度。归根结底，时间的完全客观性，如同完全积累，就是象征交换的完全不可能性——就是死亡。由此出现了政治经济学绝对困境：政治经济学想通过积累来消除死亡——但积累的时间本身正是死亡的时间。不能指望这个过程的终点有一场辩证革命，这是一种螺旋形上升。现代社会构成的层面上不再有象征交换，不再有作为组织形式的象征交换。当然，象征作为社会构成自身的死亡仍在困扰着这些构成。这恰巧是因为象征不再管理社会形式，从此社会构成仅认识象征的困扰，象征交换的需求不断受到价值规律的阻碍。本书是波德里亚影响最大的著作，被公认为后现代理论与文化研究的最重要、最经典阐述之一。作者在此书中认为，自文艺复兴以来，人类历史经历了“仿造”、“生产”和“仿真”这三种不同的仿象，它们分别对应于价值的自然规律、商品规律和结构规律。该书分析了当代社会文化现象，批判了当代资本主义，观点独到，值得一读！2014-1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