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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天台宗衰落原因探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夏金华前言在中国佛教所有的宗派中，以江南天台山为中心根据地的天台宗是最具代表性的，这是唐宋以来就有的看法①。该宗倡导理论与实践并重——“教观双美”，而且秉教修行，随文立观，从粗显妙，直至最后法身理地，莫不清晰明了，次第演进，普摄群机，极具操作性。相比之下，其它宗派则相形见绌，如禅宗尽管修行实践出色，教理阐述略显欠缺；六祖慧能（638-713）一系的南宗禅更以不立文字、直逼“向上一着”为能事。以后虽有“公案”迭出，但对一般人来说，无异于看“天书”，难得要领。或者多半是随意玩弄机锋公案，以为得道，实质流于口头禅，害人害己。至于密教，由于深含过多的神秘色彩，择器不易，难为汉族地区大多数人所认可。而华严、法相二宗俱以佛学理论的博大精深见长，禅观又相形不足。华严的源头虽以禅开启，如杜顺（557-640）以禅观之力，证得“华严三昧”而奠定一宗的根基，并撰《华严五教止观》、《华严法界观门》等禅籍，但自智俨（602-668）起，即渐向教理方向拓展，至法藏（643-712），则已集华严教理之大成。玄奘（602-664）精于译事，窥基（632-682）专以探求法相为业，他们皆疏于禅修，以致影响到后学。还有，因囿于琐碎的戒律条文，律宗的劣势也非常明显，既没有行禅方面的显著成就，高深的佛学义理又与之缘份有限，所以，其影响历来难以超出僧伽的范围，故衰落最早，也最快。比较特别的是净土宗，它没有深奥的教义可供“炫耀”，也缺乏严密的宗派传承系统，结构松散，平淡朴实，但却因以简单易行的念佛法门为日常功课，契合广大平民阶层的实行，所以赢得的信徒最多，成为我国佛教平民化特征的重要体现。后来，连一向自视甚高的禅宗也感到压力，不得不借助净土宗的某些教义与做法以充实自己，从而①唐宋时即有人认为台宗是佛教的正统，其中道宣对智顗的评价最高：“亦时禅望，锋辩所指，靡不倒戈；师匠天廷，劳冠朝列，不可轻矣。”（《续高僧传》卷二十一，《高僧传合集》第284页中，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91）柳宗元也说：“佛道愈远，异端竟起，唯天台大师为得其说。”唐后期岳州圣安寺有无姓和尚法剑，“绍承本统，以顺中道，凡受教者，不失其宗。”其弟子之首曰：怀远师。后来，“居长沙安国寺。”此后则未有闻人。（《全唐文》卷587柳宗元《岳州圣安寺无姓和尚碑铭序》）北宋赞宁也盛赞天台，认为“欲识佛法意者，其唯天台之学乎！”（志磐《佛祖统纪》卷六《四祖天台智者传》，《大正藏》第四十九卷，第186页中）2形成“禅净双修”的宗门特色。问题在于，既然与其它宗派比较天台宗有着不可多得的独特优势，因而也是最能代表中国佛教的显著成就，但却为什么其影响力在智者大师短暂的辉煌之后反而不如禅宗、净土宗那样持续兴隆而日趋式微呢？要想弄清天台没落的深层原因，必须从宗派内部因素、外缘条件两个方面的考察入手，进行全方位的深入研究，才有可能得出较为客观公正的结论。天台之衰的内在因素从佛教宗派内部演变的历史轨迹来看，天台宗的走下坡路是从智顗（538-597）入灭之后开始的。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缺乏大师级的传承人才。关于这一点，有智者在石城示寂前写给晋王杨广（即后来的隋炀帝，605-616）的遗书为证。在这份遗书中，智者一再悲叹，慧命难续，泻瓶乏人。其中说道：欲以先师禅慧授予学人，故滞留陈都，八年弘法。诸来学者，或易悟而早亡，或随分而自益，无兼他之才，空延教化，略成断种。自行前缺，利物次虚，再负先师百金之寄。……而年既西夕，恒惜妙道，思值明时，愿逢外护。初蒙四事，既励朽年。师与学徒四十，余僧三百许，日于江都行道，亦复开怀，待来问者。倘逢易悟，用达王恩，而不见一人求禅求慧，与物无缘，顿至于此！谬当信施，化导无功。……又作是念，此处无缘，余方或有先因。荆潭之愿，愿报地恩，大王弘慈，霈然垂许。于湘潭功德，粗展微心，虽结缘者众，孰堪委业！初谓缘者不来，今则往求不得。……于荆州法集，听众一千余僧，学禅三百，州司惶虑，谓乖国式，岂可聚众，用恼官人？故朝同云合，暮如雨散，设有善萌，不获增长，不能和谐得所。……复许东归，而吴会之僧咸欣听学。山间虚乏，不可聚众，束心待出，访求法门。暮年衰弱，许当开化。今出期既断，法缘亦绝。在山两夏，专治玄义；进解经文，至佛道品。为三十一卷。将身不慎，遂动热渴。一百余日，竞疾治改。际此夏末，虑有追呼，束装待期。去月十七日，使人至山，止留一宿，遽比荧光，早希进路，行过剡岭；次至石城，气疾兼笃，不能复前。……①①灌顶《国清百录》卷三，《大正藏》第四十六卷，第809页下-810页中，台湾佛陀教育基金会印赠本，1989。3由上可见，智者将自己如何寻找传法人才而未能如愿的前后经过，以及受托撰述《维摩诘经玄义》和应召仓促起程以致病情转笃的状况描述得极为详尽，其凄苦无奈之情，洋溢于字里行间，催人泪下。其如此表述，一方面是为自己以往的所作所为做一番剖白，以示高风亮节，清净无瑕，消除杨广之流内心的疑虑。同时，这些文字也是智者当年弘法经历的实录，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对于我们研究天台宗的生存环境和内部发展的真实状况是深有助益的。通过对引文的解读，我们不难论定，智者的门下虽然很多，但堪为法器者，至少在他眼里是没有满意的人选。灌顶（561-632）并非智者生前指定的接班人，而仅仅是他的侍者。尽管后来灌顶曾竭尽全力，将智者所有的著作整理面世，是其佛学理论的主要保存者和推广者，为天台宗日后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从此意义上说，他又是智者思想的实际继承人，像后世台宗人所认定的那样，是可以接受的①。问题是，智者灭后灌顶不但没有能够成为象征天台兴旺发达的国清寺（前身为天台山寺）的住持，而且处境艰险，历经磨难②，使天台思想的发扬光大受到了严重制约。同时，作为担任住持的智越同样也不是智者指定之人，他对天台宗的贡献也仅限于守成而已，遑论发展。其次，从天台宗的历史脉络考察也可以发现，该宗接班人的培养似乎一直非常不顺利，从创始人慧文传法慧思，是单传。慧思（515-577）本人选中智者，也是单传。虽说佛法的慧命得以延续，是他深感欣慰的，即所谓远昔在灵山同听《法华经》，宿缘所追，今生相遇。但在入灭时，他想继续寻找荷担如来家业之人，却遇到了严重的挫折。原因很简单，止观的修持，不仅费时长久，方有成效，对修持者的信心与耐力都是严峻的考验，而且又往往与苦行相联系，令人不堪。慧思与智者均为非常人也，吃苦耐劳，不在话下，不独以头陀行著称，且又能忍受长时间的煎熬与磨练，终有所成③。慧思在临终前，连日说法，苦切呵责，闻①道宣《续高僧传》卷一九《灌顶传》记载，“自顶受业天台，又禀道衡岳、思、顗三世，宗归莫二。若观若讲，常依《法华》，又讲《涅槃》、《金光明》、《净名》等经，及说圆顿止观、四念等法门，其遍不少。且智者辩才，云行雨施，或同天网，乍拟璎珞。能持能领，唯顶一人。”（《高僧传合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64页）②从灌顶《涅槃经玄义》的自述来看，他屡遭忧患，不遑宁处，“运丁隋末，寇盗纵横，海闹山喧；无处纸笔，匿影沃州；阴林席箭，推度圣文；衣殚粮尽，亏其次第”。后又卜居安洲，人迹罕至，清苦异常，“菜食水斋，冰床雪被，孤居独处，梦抽思乙”。其艰难困苦之状，不难想见（《涅槃经玄义》卷下，《大正藏》第三十八卷，第14页下-15页上）。③据《续高僧传》卷十七载，慧思“常坐综业，日唯一食，不受别供”，而且“性乐苦节，营僧为冬夏供养，不惮劳苦”。更有数度被毒，命如悬丝的说法。而且是经过两辈子的修行努力，终成道业。（《高僧传合集》第24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91）智顗也是“吾少婴勤苦，备历艰关，游学荆、扬、4者寒心，他尝对众门徒说：若有十人，不惜身命，常修法华、般舟、念佛三昧、方等忏悔，常坐苦行者，随有所须，吾自供给，必相利益。如无此人，吾当远去。然而，他得到的结果却是令人难堪的沉默，因为“苦行事难，竟无答者”。于是，慧思不得已，含泪“屏众敛念，泯然命尽。”①明显是自闭心门而亡。至于智者自己也是在汲汲奔走，到处物色接班人，但如上所述，也始终未能如愿。智者之后，从灌顶开始，中经智威（？-681）、慧威（634-713），直至玄朗（673-754），在前后两百余年的历史中，基本是单传，仅维持佛法慧命的延续而已，故而被后起而又受到朝廷扶持的法相、华严等宗派的势力所掩盖，处于黯然不彰的境地。所谓“自缙云（指智威）至左溪（指玄朗），以玄珠相付，向晦，宴息而已。”②梁肃《止观统例》也说“当二威（智威、慧威）之际，咸授而已，其道不行。天宝中，左溪始弘解说，而知者盖寡。”③正是这种默默无闻情形的真实表述。待到荆溪湛然出世，因于教、观两个方面均有出色成就，从而使天台宗呈现短暂的中兴气象，赞宁《宋高僧传》所说“顶（灌顶）再世，至于左溪（玄朗），明道若昧，待公（湛然）而发。乘此宝乘，焕然中兴。”即指此而言。经过湛然（711-782）多年的苦心经营，使天台得以与华严、法相、禅宗等派别分庭抗礼，名闻遐迩。但遗憾的是，湛然同样面临着后继乏人的问题，虽“受业身通者三十有九僧，缙绅先生高位崇名、屈体成教者，又数十人”。④且传行满（一说传于道邃），再传广修（？-843），但乏龙象之才。不得已，湛然又将止观经验传给一位在家居士——士大夫梁肃（751-793）。惜梁氏早亡，仅留下一部《删定止观》传世，让人感叹不已。后值“会昌法难”，台宗声势骤衰，教典多遭湮灭，止观的实际传承系统又陷于中断。再次，天台本来的长项在于“教观双美”，为他宗所不及，如果仅突出其中之一，势必成为“跛脚”。然而，智者之后，“明道若昧”，本有的教、观两方面的优长未能显发出来，这种现象直到湛然始有改观。更为严重的是，迫于当时华雍、豫，唯著一衲，三十余年，冬夏不释体。”最终取得五品弟子位（《大正藏》第四十六卷，第798页下）。①道宣《续高僧传》《高僧传合集》第24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91。②《金石萃编》卷一0六梁肃《台州隋故智者大师修禅道场碑铭并序》。另外，在《止观统例》中，梁氏也说：“当二威之际，咸授而已，其道不行。”极言天台之衰微。③梁肃《天台止观统例》，“天台藏”第338页，台湾湛然寺印行本，1994。④赞宁《高僧传》，《高僧传合集》，第41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91。5严宗、密教、法相宗、净土教等宗派思想发展的形势，湛然也不得不有偏于教理方面开展的倾向，比如，他在总结台宗的特征时说过：天台以《法华》为宗骨，以《智论》为指南，以《大经》（《涅槃经》）为扶疏，以大品（《般若经》）为观法，引诸经以增信，引诸论以助成。①在此基础上，与他同时代流行的《天台五义分门图》对于教理方面又有不少发挥。天台宗后来的发展没有能够继续遵循智者原有的路线，导致修行实践特色的逐步暗淡，也是重要原因。如前所述，在教理上天台有着独特的长处，无论是“五时八教”之判，还是“三谛圆融”之说；也不管是“一念三千”抑或是“性恶”之论，均因为内部鲜有得力的人才，加上外部其他宗派势力的不断蚕食，没有能够在佛教界内部形成强大的影响力而得到最大限度的弘扬，如原为湛然弟子的澄观（738-839）的出走，他吸收天台思想，加强华严宗教义的理论深度，后来成为华严宗的第四代祖师，也显露出天台缺乏吸引力的严峻现实。所谓“自行销磨，没入他宗”，不能突出自家门风，等于是丢弃自家宝藏，而拾人牙慧。此外，他宗思想的渗透，也使得天台左支右绌，难以维持宗派固有的独特形象。这种现象在湛然时就已存在，他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引入了《大乘起信论》式的本觉思想——真如缘起，来论证其《金刚錍》的主要观点，如借助华严宗法藏《起信论疏》中的“随缘义”运用于解释他的《止观大意》。其中说：“随缘不变故为性，不变随缘故为心，”又说：“万法是真如，由不变故；真如是万法，由随缘故。”依湛然之意，常住的真如与变动不居的万法是一体的，也就是说，万法无非是真如的全体显现，有情无情均在万法之内，亦即同一真如。如同水波，虽有清浊之分湿性却无彼此之别。用以说明“无情有性”之义，即是明显的例证。这种渐改旧观之举，既有使得智者更多地来自中观、智论思想的“三谛圆融”的精神内核为实践本觉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