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学

１第十一章明代文学创作基本特征明代社会从1368年朱元璋建国开始，到1644年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攻陷北京、明崇祯皇帝上吊自杀为至，前后共经历了277年的历史。在这277年中，明代社会每一发展过程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现状都对当时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具体而言如下：一、明代文学创作呈现为波浪型的发展态势：（一）、元明交替之际社会动荡、思想失控促进了文学创作的繁荣：---------元末动荡至1368年前在元明交替之际，各路起义军逐鹿中原，社会战争频仍，这一方面导致了广大人民生活在朝不保夕的动荡之中，生活异常贫困；另一方面也导致了统治阶级无暇顾及思想文化方面对全社会的统治，整个社会思想处于失控之中。在这种状况下，不仅在全社会形成一股人心思治、崇拜英雄的思潮，并且为当时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广阔的素材和表现的可能。于是，一批精神上比较解放而且富有时代使命感的文人，就通过自己的文学创作反映这种社会现实和社会心理，这便促使了文学创作繁荣局面的到来。元明交替之际的作家创作，在崇尚酣畅雄健的阳刚之美时，也常常浸透着作家深沉的忧患意识。具体来说，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出现了《三国演义》、《水浒传》等长篇章回小说，从而拉开了明代小说创作出现繁荣局面的序幕；（二）、南戏创作出现了中兴；（三）、以宋濂、刘基、高启为代表的诗文创作繁荣局面出现。他们作品不仅总体上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特征，并且创作风格多种多样。（二）、明前期高度集权专制的政治思想文化统治，导致了文学创作沉寂局面的出现，“台阁体”成为此时的主导文风。---------1368年至1487年1、政治上的高度集权：（1）、开国之初，寻找政治上的借口，洪武二十三年通过左丞相胡惟庸、洪武二十六年通过大将蓝玉“谋反”案，连作诛杀数万人，几乎杀尽了开国功臣，并趁机废除了在中国历史上已实行一千多年的宰相制度和七百多年的三省制度，将军政大权独揽一身。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二《胡蓝之狱》云：“汉高诛戮功臣，固属残忍；然其所去者，亦止韩、彭。至英布，则因其反而诛之。……未尝概加猜忌也。独至明祖，借诸功臣以取天下，既天下既定，即尽举取天下之人而尽杀２之。其残忍实千古所未有。盖雄猜好杀，本其天性，……两兴大狱，一网打尽。……盖明祖一人，圣贤、豪杰、盗贼之性，实兼而有之也。”（2）、建立内阁制度，逐步削弱诸王权力；（3）、扩充检察机构，设立了锦衣卫和东、西两厂，对群臣和老百姓进行监视。2、经济上的“重农抑末”：（1）、鼓励开荒，扶植农业；（2）、对东南沿海地区残酷打击，大批地方富豪或被抄没家产，或被迫迁徙，使这一地区的工商业遭到严重破坏；（3）明令“片板不许下海”，用军队封锁海上交通，禁止民间的对外贸易。3、思想文化上的高度集权：（1）、统治者明确不二地倡导尊经崇儒，奉程朱理学为正宗。“一宗朱氏之学，令学者非五经、孔孟之书不读，非廉、洛、关、闽之学不讲”（陈鼎《东林列传》卷二《高攀龙传》引高上疏语）。（2）、推行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洪武二年，朱元璋规定：“说经者以宋儒传注为宗，行文者以典实纯正为主”。并在刘基的帮助下，制定了严格的八股取士科举制度，专取《四书》、《五经》的内容命题，并钦定朱熹的《四书集注》及程、朱派的其他经解著作作为科举经义考试的标准。（3）、对知识分子实行高压政策：朱元璋钦定的《大诰》规定：“寰中士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籍其家，不为之过。”（《明史·刑法志》），从而彻底取消了士大夫与政治游离的选择。同时，朱元璋还制造了很多看起来莫名其妙的文字狱，如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福州府学训导林伯璟、桂林府学训导蒋质，都因为他们执笔的表章中有歌颂皇帝为天下“作则”一类字样，被认为“则”是影射“贼”，统统处死。（4）、进行大规模的编书：永乐十二年，明成祖下诏撰修《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书成后亲自作序，目的是“使家不异政，国不殊俗”。4、文学创作出现了沉寂，文坛上流行的是反映庙堂气象和宫廷风致的歌功颂德文学。（1）、没有出现有价值的小说创作作品，只是在小说的整理和刊刻方面作出了一些成绩；（2）、诗文创作领域流行的是“台阁体”的创作文风。台阁体是以当时的馆阁名臣杨士奇、杨溥、杨荣为代表的一种文学创作风格。他们在内容上大多比较贫乏，多为应制、题赠、酬应而作，题材常是“颂圣德，歌太平”，艺术上追求平３正典丽。（3）、杂剧创作中流行的是以皇家贵族朱权、朱有炖为代表的宫廷杂剧作家的杂剧创作。喜庆剧、道德剧、神仙剧是其创作的主要类型，具有粉饰太平的浓厚色彩，艺术上趋向华丽雅致。（4）、传奇创作呈现出道学化和八股化的创作倾向。（5）、宗经、载道成为此时期文学观念的一大特点，如刘基的“文以理为主”，宋濂的“明道之文”、“立教之文”、“辅成化俗之文”等文学创作观念。（三）、明代中后期政治黑暗、城市经济迅速发展、王学左派思潮的涌现等，一起促进了当时文学创作繁荣局面的到来，文学创作出现了多元化和平民化的创作倾向。-----------1488年至1572年1、政治上的黑暗：从明代英宗正统朝（1436—1449）朝开始，明王朝的统治陷入了黑暗和混乱的境地。上层统治者日益奢侈腐化、追求享乐，宦官专权、厂卫横行，吏治腐败、贪污成风、王权斗争激烈，周边又面临着少数民族的侵扰，明王朝在政治上陷入危机四伏的黑暗时期，社会斗争激烈，为当时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2、城市经济活动和城市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明初统治者是抑制商业、重视农业的，因而采取了一系列的恢复农业生产的措施。这种经济政策也为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特别到了明中期，伴随着统治者抑商政策的松动，国内贸易和海外贸易迅速发展，大规模的贸易性城市如杭州、苏州、广州、武汉等，迅速涌现，明代的城市经济活动获得了迅速的发展。明初受打击最严重的苏州，不但恢复了旧日的繁华，而且成为东南一带的经济中心。王锜（QI）《寓圃杂记》中有一节写苏州的变化，说明初的景象是“邑里萧然，生计鲜薄”；正统、天顺间“稍复其旧，然犹未盛”；到了成化年间，已经是“炯若异境”；到了他写这一段文字的弘治年间，则“观美日增”，其景象是：闾阎辐辏，绰楔林丛，城隅濠股，亭馆布列，略无隙地。舆马从盖，壶觞樏盒，交弛于通衢。永巷中光彩耀目，游山之舫，载妓之舟，鱼贯于绿波朱阁之间，丝竹讴歌与市声相杂。在这种状况下，明代社会的城市文化心态迅速形成，成功商人逐渐成为人们注目和羡慕的对象，其价值观念也逐渐为大众所接受；知识分子也逐渐屏弃了其清高态度，不仅习惯出入于市井，而且也乐于与商人为伍。在文学创作中，他们也乐于表现和宣扬商人形象及其价值观念，这便直接促使了当时文学创作世俗化和平民化特征的出现。４3、王学左派思潮的涌现，促使了张扬人欲、张扬个性思潮的涌现。王学左派思潮的涌现是直接导源于王阳明的心学，而王阳明心学又是紧承张载“气”一元论、朱熹“理”一元论观点出现的。在世界观上，王阳明反对将“天理”与“人欲”做形上与形下的划分，认为他们只是存在于人的一心，从而提出了“心”一元论的观点。并在主体伦理意志的实现上，提出了“致良知”的纲领性口号。虽然他的本意并不是要张扬人欲，却提供了人欲存在的合理性。在这种状况下，便促进了王学左派思潮的涌现，其中以王艮、罗汝芳等为首创，到何心隐、李贽等便越来越具有离经叛道的色彩。其中以李贽的“童心说”为其主要代表。这种思潮表现于文学创作，便直接促使了文学创作中写“情”思潮的涌现。如祝允明“玩世自放，惮近礼法之儒”（顾璘《国宝新编·祝匀明传》），他说：“言学则程朱为道统，语诗则奉杜甫为宗师，谈书则曰苏、黄，评画则云马、夏，凡厥数端，有如天定神授，毕生毕世不可转移，宛如在胎而生知，离母而故解者，可胜笑哉，可胜叹哉！”4、文学创作呈现出繁荣局面。（1）、小说创作出现了繁荣。长篇章回小说创作进一步繁荣，在历史演义、英雄传奇之外，还出现了神魔小说、世情小说、公案小说等新的题材，并出现了《西游记》、《金瓶梅》等有影响的作品；白话短篇小说创作也出现了繁荣，出现了冯梦龙的“三言”、凌蒙初的“二拍”等有影响的白话短篇小说集；文言短篇小说创作也出现了繁荣。（2）、诗文创作领域不仅出现了众多的文学创作流派和文学创作风格，并且出现了新的散文类别小品文。先后出现的文学创作流派和文学创作风格有以李东阳为代表的茶陵派、以李梦阳为代表的前七子的文学创作、以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的文学创作，以归有光为代表的唐宋派的文学创作，以袁宏道为代表的公安派的文学创作，以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竞陵派的文学创作等，先后出现的文学创作流派和文学创作风格有六种。（3）、戏曲创作领域出现了繁荣状况，并且出现了戏曲创作倾向的转型。较之前期的戏曲创作，杂剧创作领域出现了讽世杂剧创作的热潮，其中以徐渭的《四声猿》为著名代表，并出现了创作中山狼题材的热潮，作品对社会的批判力度在不断加深。在传奇创作领域，传奇体制不断完善，不但出现了传奇作品创作繁荣局面，出现了明代中期三大传奇和汤显祖的《牡丹亭》等传奇作品，并且出现了对传奇文体探讨的热情，这主要表现于汤显祖和沈璟之间的论争。５（四）、明朝末年社会思潮的转向促使了文学创作的转型。明朝末年明王朝风雨飘摇，从救世的目的出发，出现了社会思潮的转向，逐渐放弃对个性的追求，而从新回归于对理性精神的强调。二、明代文学创作呈现出复古与求真并存的发展特点：（一）明代文学创作呈现出强烈的复古倾向。1、以李东阳为代表的茶陵诗派的复古主张：针对台阁体卑冗委琐的风气，提出了诗学汉唐的复古主张。2、前后七子的文学复古主张：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3、以归有光为代表的唐宋派的复古主张：他们在总体上推崇韩愈、欧阳修、柳宗元、曾巩等唐宋古文家的文学创作，注重文以明道的做法。（二）文学创作呈现出表现真情、张扬个性的特点：在文学复古主张流行的同时，也出现了反对复古和模拟，要求表现创作主体自我个性和真情的创作观念和创作作风。这主要表现于：1、吴中四才子：2、李贽童心说：3、公安派的文学创作：4、小品文的盛行：5、戏曲与小说领域写情文学风潮的涌现：三、明代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的创作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在明代对俗文学价值的肯定，是从李梦阳、何景明等人开始的。李梦阳将《西厢记》与《离骚》并列；王慎中、唐顺之等将《水浒传》与《史记》并称。冯梦龙更明确地指出：“试令说话人当场描写，可喜可愕，可悲可涕，可歌可舞；再欲捉刀，再欲决斗、再欲捐金。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虽日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在此观念下，不仅出现了小说、戏曲等俗文学创作的繁荣，并且出现了辑评俗文学的热情，如冯梦龙辑评的《挂枝儿》、《山歌》等通俗文学作品。四、明代文学创作呈现出市民化和世俗化的创作倾向。在明代，由于商业经济的高度发展，出现了文人市民化的倾向和市民化读者群的形成，这使得市民的生活、市民的情趣、市民的形象在明代的诗、文、小说、戏曲中越来越显得举足轻重。在作品内容世俗化的同时，人们的艺术趣味也趋向世俗化，时兴一种“世俗之趣”。这种艺术趣味的基本特点，就是题材重日常琐事，语言尚俚俗明白，效果求怡心悦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