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近代法律精英的法治理想

论中国近代法律精英的法治理想【原文出处】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原刊地名】郑州【原刊期号】200601【原刊页号】93～101【分类号】D410【分类名】法理学、法史学【复印期号】200605【英文标题】CommentontheLegalIdealofElitesofLawinChineseModernTimesZhangRenshan(LawSchool,NanjingUniversity,Nanjing,Jiangsu210093)【标题注释】基金项目：本文系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清末民初法制变革”阶段成果之一。【作者】张仁善【作者简介】张仁善(1964-)，男，江苏东台人，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南京210093【内容提要】中国历史上几次大的法律转型，都离不开法律精英的发起和推动。传统中国社会，法律精英们的任务就是想尽一切办法论证专制权力存在的合理性，他们自身也因此变成专制权力的附着物，成为“人治”社会的牺牲品。近代法律精英的产生及其法治理想的形成是在清末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变迁之后，法律精英通过直接或间接途径，着手在中华本土绘制法治蓝图，追求法治理想：尝试制定良法，构建近代法律体系；创制根本大法，追求宪政精神；收回治外法权，捍卫司法主权；争取司法独立，倡导司法公正；强调依法而治，注重保障人权。由于受现实政治、社会及自身条件的制约，法律精英的法治理想注定只能停留在理论层面，实际效应并不明显，政权更迭之际，自身也面临复杂的人生抉择。1949年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法律精英大多退到历史的后台，没有机会展示法治理想和抱负。直到数十年后，随着新一代法律精英的诞生，法律文化才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但是，法律精英要实现个体人格的真正独立，恪守法律至上，胸怀法治理想，为整个法治社会贡献才智，还有漫长的路要走。【摘要题】思想与文化【英文摘要】Wecan'tseparatetheinitiationandpromotionofelitesoflawfromseverallargetransformationsoflawinChinesehistory.IntraditionalChinesesociety,theelites'taskwastotrytheirbesttodemonstratethattheexistenceofarbitrarypowerwasreasonable.Therefore,theythemselvesbecameaccessoriesofarbitrarypowerandvictimsoftherulebymansociety.AfterthetraditionalsocietyoflateQingDynastyturnedintothemodernsociety,themodernelitesoflawandtheiridealbegantoappear.Indirectofindirectways,elitesoflawbegantodrawthenativeblueprintoftheruleoflawinchina,andchasedforidealoflaw.Theytriedtoestablishgoodlawandstructuremodernlegalsystem;theycreatedtheextraterritorialityandsafeguardedthejudicialsovereignty;theyfoughtforthejudicialindependenceandsparkplugjudicialjustice;theyemphasizedtheruleoflawandpaidattentiontosafeguardhumanrights.Becauseofthelimitationofrealisticpolitics,societyandconditionsofthemselves,theiridealoflawwasrestrictedtothetheoreticlevelsandthepracticaleffectswerenotobvious.Atthetimeofchangingtheregime,theythemselvesfacedthecomplicatedchoicesoflivestoo.Duringalongperiodoftimeafter1949,mostofelitesoflawwhohadnochanceofshowingtheiridealoflawandambitionswenttothebackofthehistoricalstage.Decadesofyearslater,asthebirthofthenewgenerationofelitesoflaw,thecultureoflawbegantobedynamicagain.However,ifelitesoflawwanttorealizetherealindependenceoftheirpersonalities,scrupulouslyabidebyputtingthelawinthefirstplace,alwayshaveidealoflawinmind,avoidbeingreducedtovassalsofpartiesandpowersandcontributetheirintelligencetothesocietyoflaw,theystillhavealongwaytogo.【关键词】法律精英/法治理想/法治社会elitesoflaw/idealoflaw/societyoflaw【责任编辑】邵东华【参考文献】[1]《史记》卷九九《刘敬、叔孙通列传》.39[2]《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一二.[3]张东荪.思想与社会[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235.[4]江庸.趋庭随笔[M].西安、太原：陕西古籍出版社、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169.[5]沈家本.寄簃文存·裁判访问录序，历代刑法考（四）[M].北京：中华书局，2236.[6][11]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王宠惠先生文集[M].1981.683,418.[7]王宠惠宪法草案[J].法政杂志，第2卷，1913，(11).[8]吴经熊.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初稿（第6卷）[J].法学杂志，1933,(5).[9][10]傅益光.张君劢的若干事[A].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字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45辑（总第145期）[C].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60,61.[12]法权会议报告书第四篇及中国委员宣言[J].法律评论，第179期.[13]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M].1256.[14]参见《秩庸公牍》（上卷），50～69、（下卷）68～80.见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M].第66辑，台北：台湾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15]江庸.法律评论·发刊词.1923.[16]王宠惠.关于司法改良计划事项十八年三全大会之司法院工作报告.又见王宠惠《司法改良之方针》，《法律评论》6卷21号、6卷22号，总第281号、282号，1929.[17]全国司法会议《大会宣言》，法学杂志，8卷，1935,(5).[18]居正.《司法改造之三时期与最近司法之兴革》，《中华法学杂志》新编第1卷第1号，正中书局出版，1936.22-23；陈文藻.最近甘肃的司法状况[J].法学杂志，1934,(4)；《各省司法概况报告》，《中华法学杂志》6卷10号，11、12号合刊，1936；陈恩成.广东司法之现状[J].法学杂志，9卷，1936,(1).[19]居正.《十年来之司法建设》，《中华法学杂志新编》（司法制度专号），1卷5、6号合刊，正中书局1937,246.[20]参见司法行政部编.《全国司法行政检讨会议汇编》，1947；《司法行政检讨会议在京举行》；《法律评论》第15卷第11期，第248、249期双周合刊，1947.[21]张知本.殷啸虎，等勘校.宪法论·勘校者序[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2～3；韩德培.评《出版法修正草案》（一）[J].观察，1947，(15).[22]杜钢建，范忠信.基本权利理论与学术批判态度——王世杰、钱端升与《比较宪法》.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A].北京：中国政法大学，1997.13～15.[23]储安平.国大评论（4卷）[J].观察，1948,(9).[24]郭卫.法治庸言·参加全国司法行政检讨会议之感想[J].法令周刊，1947,(50).[25]王宠惠.今后司法改良之方针一[J].法律评论，第6卷第21号，1929,281；参见居正.司法党化问题[J].东方杂志，32卷，第10号，1935；张知本.中华民国法学会之使命[J].中华法学会创办，中华法学杂志，新编第1卷第1号，民国25年9月1日出版，8～9.[26]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王宠惠先生文集[A].1981.418.[27]傅益光.张君劢的若干事[A].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字资料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45辑（总第145期）[C].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54,57,59.[28]自由丛刊，第1期，23；许纪霖.无穷的困惑：黄炎培、张君劢与现代中国[J].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239；傅益光.张君劢的若干事[A].文史资料选辑，第45辑（总第145期）[C]，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64.[29]张仁善，论近代中国司法文化的多层面冲突[J].法学家，2005,(2).[30]《申报》《每周增刊》2卷30期，1937.699.[31]韬奋文集（三）[C].三联书店，1955.117～118.[32]马少华.控诉书风波与合法性问题[J].读书，1999,(6).[33]楼邦彦.如何能粉饰得了太平？——由召开行宪国大想到种种[J].1948,(5).[34]许纪霖.无穷的困惑：黄炎培、张君劢与现代中国[J].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282.中图分类号：D9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6951(2006)01-0093-09一、法律精英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型法律发展离不开社会，包括社会生活、社会习惯、社会结构以及社会心理。法律规则来源于社会生活方式，法律体系因维系社会结构稳定或社会秩序的需要而定，法律理念基于社会群体的心理认同，法律的演变趋向取决于社会变迁的大势。社会本身直观、感性、实然，生活经验丰富、鲜活、动态，法律规则却概括、抽象、理性和普适，社会本身和生活状态自身产生不出法律规则，必须由社会中一批具有敏锐洞察力和缜密的思维能力的群体，对社会及生活经验进行研究、思考，通过对社会生活的观察，对社会经验的总结，提炼出具有强制约束力的社会行为规范，即法律。这批存在于社会群体又高于社会群体的人群构成了法律创制的载体，这里我把他们称作“法律精英”。“法治理念”则是指导的法律创制、实践、监督的思维方式，是处于社会主流地位的思想潮流。近代意义上的“法治理念”强调社会依法而治，承认法律的精良、公平、正义和便民。在法治理念指导下描绘或试图构建的法治社会模式的动机及行为取向即为法治理想。中国历史上几次大的法律转型，都离不开法律精英的发起和推动：从习惯法到神权法的转变，离不开早期的巫、史、儒等对天象、地质、阴阳、五行的诠释，通过占星、卜卦等方法，将这类诠释记录下来，进而形成相对固定的准则，为当权者垄断神权法的话语权，使神的光环成为政治权力正当性的保护层；从神权法到世俗法的转变，则在周公等一批政治法律精英手中完成了论证，法律权力由神事转向人事，敬天保民、明德慎罚、民情映照天命等，成为法律精英意识的主流，礼法体系的构建，正是这种法律精英文化熏陶下的产物。法律从不成文到成文的转变，是在子产、邓析、李悝等法律精英手上完成的。商鞅、韩非、李斯等，按照以法治国、刑无等级、轻罪重罚、法布于众等原则，把法律从西周封建时期的礼法体系中剥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