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20世纪九十年代女性小说创作特征研究

我国20世纪九十年代女性小说创作特征研究纪文（广西师院文学院09文艺学广西南宁530001）【摘要】：身体美学的兴起影响了中国20世纪90年代女性小说写作，独特的女性话语，回到身体的私密体验成为女性小说的主要特征，本文主要以《一个人的战争》和《私人生活》为例，探讨20世纪90年代女性小说的某些本质的特征。【关键词】：身体美学身体写作回到身体私密体验前言从2000年起，中国便出现了对“身体写作”的称谓，用来概括卫慧、棉棉的《上海宝贝》、《糖》等小说创作，同年，还有诗歌中的《下半身》杂志创刊，春风文艺出版社的“阅读身体系列”丛书出版等文坛事件的发生，“身体写作”、“下半身写作”、“乳房写作”等概念不胫而走，在娱乐圈里歌手的“偶像派”和“实力派”区分也延伸到文艺创作与批评领域，出现了所谓的“美女作家”和“实力派”作家，身体作为一个富于冲击性的话题，便已经引起了文艺创作和理论批评中的广泛注意。身体美学认为，身体体验既包括精神性，又是肉体感受，而且精神性是寓于身体感受中的。根据舒斯特曼的定义，身体美学是“对一个人的身体——作为感觉审美欣赏(aisthesis)及创造性的自我塑造场所——经验和作用的批判的、改善的研究”。①身体美学虽然强调身体性与精神性的同一，但实际上是倾向于身体性的，精神性只被看作身体性的一部分，它并不比身体性高雅，也不能超越身体性。它强调了欲望的强力作用，把审美从高雅的彼岸拉回到世俗世界。“90年代的女性小说创作以超乎以往任何时期的盛势，锐利耸起于中国文坛。”这种“爆发式”的繁荣景观，充分标示着中国当代女性意识的觉醒已转化为女性写作的主动行为，从性别歧视、性别压抑、性别遮蔽而真正浮出了当代文化历史地表。几代同堂的女作家们以其卓绝的艺术才华，深刻的思想内涵和丰硕的创作成果，执着建构自己的女性文学谱系而独领文坛一代风骚。她们在多重文化矛盾中塑造的一系列女性形象，对传统女性形象的超越是全方位的，有些甚至是很难明确定位的中国女性的新形象。而这些女性形象新的特质，则是女作家们以鲜明的性别立场，为其塑造的艺术形象注入了更多女性解放的重要关怀和两性关系的绿色之思，身体写作和身体美学更成为20世纪90年代女性小说创作的主要特征，本文将试图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一“回到身体”:20世纪90年代女性小说写作的一种思潮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身体”逐渐成为热门话题。随后的90年代更是一个身体觉醒的时代，现实生活中，人们开始关照身体的种种感性需要和当下体验;文化领域里，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了对身体理论、身体现象、身体美学的探讨与争论。与此相关，文学的感性化特点逐渐得到作家们的重视。“私人写作”、“下半身写作”、“美女作家”、“行为艺术”在这颇为热闹的景观里，女性作家的写作实践无疑是一道亮丽的风景，她们格外看重身体的意义与诉求。“写自己，你的身体必须被听见”，法国作家埃莱娜·西苏的主张得到了中国女性作家的广泛认同。有了这样的理论指引，上世纪90年代女性作家纷纷转向自我，在根深蒂固的男性文化包围中开掘女性个体隐蔽己久的身体体验，以此来解构和颠覆男权文化，开拓女性在文化上的表达权力和言说空间。二“用镜子做成的房子”20世纪90年代以来,女性作家的写作开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女性作家的小说文本迥异于历史上的女性小说文本及同时期男性作家的小说文本,表现出特有的姿态。女性小说家把女性写进文本的一个鲜明的特征是:女性小说文本关注的不再是社会政治、社会精神症候,而是自己的身体。正是身体的介入，使90年代女性小说文本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女性主体意识在觉醒。女性小说对身体的关注及描写,标志着女性小说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以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陈染的《私人生活》为典型代表的女性写作,以其突兀的特征彰显了这个时期的女性写作的现象、意义和价值。这就是,她们以写自己的身体为突破口,建构起女性主体的自我。这一鲜明的女性写作的特点,成为女性小说独特的文学史意义。90年代女性小说的身体写作姿态对男性逻各斯的反叛,首先体现为女性从男性社会关系中逃离,回归到女性自身。这为女性开始谛听自己的身体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前提。因而逃离成为女性小说写作的一个重要主题,它也是走近身体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步骤。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中,多米是一个逃跑主义者,她最终从男人的世界中逃离了，逃离了男人的价值中心。当多米从男性那里逃离出来,决定自己嫁给自己时,她这时才重新拥有自己的身体,拥有自己。在《一个人的战争》中,林白其实在讲述一个女人只能回归身体,才能拥有自我的故事,因而她这样来给“一个人的战争”下定义“:一个人的战争意味着一个巴掌自己拍自己,一面墙自己挡住自己,一朵花自己毁灭自己。一个人的战争意味着一个女人自己嫁给自己。”②在小说的结尾,多米终于找到自己,回到自己的身体,在自己的身体中,她重新成为了一个女人。女性的逃离,从根本上说是女性从男性眼光中走出,用自己的眼光来看自己。在女性小说文本中,这个眼光的替代物常常是镜子。镜子是女性对自身的确证。在男权社会,女性的身体从属于男权文化之眼,女性的一切价值之源不是女性自己,也不在女性的身体本身,男权文化规范了女性的一切。在男权社会里,男性的眼睛才是女性的价值之源。在20世纪90年代女性小说文本中,当女性面对镜子,从镜子中看到自己的身体时,她不是以从属地位的身份,而是以主体的身份,在感知自己,在思维自己。这时的她,既是感知的主体,又是思维的主体,同时还是话语的主体。镜子对男性的目光的替代,暗示了女性以主体的姿态开始出现在男性面前。《私人生活》中,“禾寡妇的房间,在我的记忆中始终有一种更衣室的感觉,四壁镶满了无形的镜子,你一进入这样的房间,就会陷入一种层见叠出,左右旁通的迷宫感。”③镜子对于禾寡妇来说,是自己的另一半,在她寡居的日子里,正是镜子让禾寡妇自己独立成为一个封闭而又安全的世界。在《私人生活》中,陈染描绘了男人与女人间的身体接触,同女性与女性身体接触的不同的意味。小说中,T先生是倪拗拗的老师,他在倪拗拗眼中是虚伪的化身。他喜欢倪拗拗,但是在公众场合,他却表现出十分厌恶倪拗拗的样子;在课堂上,他一本正经,在私下,他显示出对倪拗拗的攻击性。而禾寡妇,这位在倪拗拗年少时就接触过的女性,对她的态度则迥在不同。和禾寡妇在一起,倪拗拗享受到了母亲般的爱欲。禾寡妇对倪拗拗的爱,是母亲般的自然,令她心里涌满感激和喜悦之情。诚然,禾寡妇与倪拗拗之间也有身体的抚摸。但是在倪拗拗看来,这种身体接触完全不同于T先生对她的攻击与伤害。T先生只是关注倪拗拗的私部,而禾寡妇给予她的是全身心的爱抚。即使禾寡妇与倪拗拗的身体接触,有性欲发泄的成分,但这也是一个女性应有的身体需求。对于禾寡妇而言,性的生殖功能在现实中不存在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禾寡妇不存在宣泄性欲的必要。作为一个女性,禾寡妇有性欲,同样有满足性欲的必要。但是,异性恋与同性恋在发泄性欲上存在着本质的不同。男性的性欲发泄的渠道是单一的而女性则是多方面的。禾寡妇对倪拗拗的爱抚亲吻,符合有生命的女性的生理需要和特征。三“把身体的主权找回来”自慰作为一种私密的身体经验，从生活现实到文化叙述都是一个典型的话语禁忌。通过一切可能的方式干涉这些性器官和它们的功能自然产生的强烈欲望。与男性相对开放的身体观念相比，女性自慰作为所有身体现象中最为强烈的禁忌地带和话语禁区，不仅透露出其道德的负面价值色彩，还将女性一劳永逸地框定在话语的雷池中。数千年的主流文学传统中，男性文学可以表达自我的性欲望、性暴力甚至性变态，而女性的声音则是缄默的。正如曾有人主张的，“练习自慰，主要用意就是把你自己身体的自主权找回来。这个权利属于你，没有任何人可以用任何的名义剥夺它。”④著名社会学家李银河也强调，社会对女性自慰的强烈反感和严厉否定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方面，“它是性欲的表现，而不为生育仅为快乐的性欲，一向容易被赋予负面的评价;另一方面，它使女性可以不靠男性自行得到性欲的满足，从男权的角度看，它似乎是对男权的一种回避、蔑视，甚至是挑战。”从两性周旋的战场上丢盔弃甲之后，女性要收回自己的领地——身体，让自己的身体成为快乐的唯一来源，自慰话语大量进入小说，女性开始尝试确立自己作为独立自足的个体的存在。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以一段后来被认为是90年代女性写作经典的自慰描写结尾，“冰凉的绸缎触摸着她灼热的皮肤，就像一个不可名状的硕大器官在她的全身往返。她觉得自己在水里游动，她的手在波浪形的身体上起伏，她体内深处的泉水源源不断地奔流，透明的液体渗透了她，她拼命挣扎，嘴唇半开着，发出致命的呻吟声。她的手寻找着，犹豫着固执地推进，终于到达那湿滚渡蓬乱的地方，她的中指触着了这杂乱中心的潮湿柔软的进口，她触电般地惊叫了一声，她自己把自己吞没了。她觉得自己变成了水，她的手变成了鱼。”总之，女性自我的发现可以说就是身体的发现，就是崭新的身体经验、身体快感的发现。我们无法断言泛性背景下的同性爱话语、自慰话语之于女性小说的革命性能够持续多久，甚至在何种程度上它还可以持续下去，因为在文学中，“性”“本身还很难构成一个自足的世界。”“性话语终将面临如何由“体验”层面的书写进入人对世界的“理解”层面的敞开，但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女性作为事主体将同性爱话语、自慰话语带入小说尚属首次，从此，一切用以压抑女性的讳莫如深的“性”话题都不再是话语禁区，打破了原有的话语秩序之后，女性作为“第二性”的身体和文化地位也随之发生着缓慢然而积极的改变。四开拓女性话语的广袤天空无论就其发生的外部语境还是内部的叙事特征而言，20世纪90年代女性小说身体话语都可说是一种性别实践。如果说西方思潮中性别视角和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涌入让中国女性作家获得了较为自觉的眼光以及发问的勇气，那么20世纪90年代的本土多元文化走向则为女性的性别自觉提供了良好的现实契机，尤其是在众声喧哗的“回到身体”这面旗帜的指引下，女性作家找到了话语“爆发”的出口，她们将身体化作一种策略贯彻到写作的具体实践，鲜明的性别色彩、不掩锋芒的言说方式和对传统话语规则的锐意挑战宣告了“去性别”或“无性别”的文学话语时代的结束，显示了女性小说不同于以往男性叙事立场之特殊女性作家在身体话语中找到了自己的理论支撑和叙事范围，对宏大叙事的自觉放弃，对日常生活的持续关注，对“有性别的人”(尤其是女性)的微观生存所投入的巨大热情使女性小说身体话语获得了政治的和美学的双重特质。女性小说与男性作家的作品一道，共同拓展着中国当代文学的天空。结语女性小说在九十年代时隐时现地已经表现了某种价值取向,这或许正是不同于西方女权作品的地方,即以王安忆、张杭抗、铁凝、蒋子丹、方方、张欣、池莉、王晓玉等女作家扎实有力的作品出现为度,中国国情和中国妇女遭遇遇的现实,已经显现了必然的他样的精神探求的方位,她们是独特的“这一个”,是从坚实的地面生长的话语主体者。九十年代女性小说最终回到女人本真,对抗于女人的自我失落、消融,从“这一个”具体的女人出发,以个体生命为本位,丰富地，多元地、自明和自觉地,书写女性话语,创制和再现妇女生活,探求女性主休生长的前景,这正是动态的、展开的翱翔特征。注释：①理查德·舒斯特曼.彭锋译.实用主义美学——生活之美.艺术之思.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354页.②林白.一个人的战争.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③陈染.私人生活.花城，1996年第2期.④许佑生.跟自己调情.北方文艺出版社，2005年1月第241—242页。参考文献：①林树明著：《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年12月1版。②张京媛著：《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1月1版。③朱立元主编：《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4月2版（增补版）.④丁帆、许志英主编：《中国新时期小说主潮》.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⑤谭正璧著：《中国女性文学史》.南昌：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⑥戴锦华著：《犹在镜中》.北京：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⑦康正果著：《身体和情欲》.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