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宣翻译研究现状及成因分析摘要我国外宣翻译研究体系不够完善,存在术语、译名不统一,缺乏系统性研究理论和定位不准确等问题,针对这些存在的问题,要充分认识外宣翻译的特点,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翻译的教学研究。关键词:外宣翻译翻译理论现状成因中图分类号:h315.9文献标识码:a一引言要想世界了解真实的中国,能够在国际舞台上塑造国家形象,准确地传达观点,对外宣传一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在全球化背景下,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影响力的扩大,能促进中国和世界相互理解的外宣翻译的作用日渐凸显。翻译工作是对外宣传的一部分(沈苏儒,1992:59),提高对外传播能力,越来越显得重要而紧迫。我国目前的现状是,对外影响力与国际地位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比差距较大,对外文化交流和文化传播严重“入超”、“文化赤字”很大。在全球化背景下,作为强势语言的英语和逐渐具有世界性的汉语之间的转换尤其成为当今中国译界面临的一大挑战。国际译联主席毕德说:“翻译标识中出现的任何错误,都会很快地引起媒体的关注。”传播学家费利克斯·格林(felixgreen)说:“我坦率地说,你们的对外翻译是失败的,你们的对外宣传没有说服力,有的反而会引起外国人的误解。”(刘洪潮,2005:66)。我国外宣翻译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直接影响到我国的对外形象。外宣翻译研究在近二十年间获得了较快的发展。然而,相对于文学翻译研究,外宣翻译研究的历史比较短暂,体系不够完善,多数研究仍停留在随感式、经验性总结,缺乏宏观理论视野、微观剖析论证(周锰珍、曾利沙,2006:23)。因此,需要清晰地认识外宣翻译研究的现状,思考其中的问题。二外宣翻译研究相对滞后的现状分析1术语和译名的不统一外宣翻译是翻译的一种特殊形式。与外文中译的繁荣景象形成鲜明对比,中文外译一直显得势单力薄。相对于我国经济实力和发展现状而言,外宣翻译研究还十分落后。国内有关“对外宣传”的书籍屈指可数。对“对外宣传”的提法也有很多,如:汉英翻译、中译英、汉译外、实用翻译、外事汉英翻译、对外宣传、对外报道等,却未能统一提法。没有固定统一的术语,研究比较分散,而且起步较晚。李欣(2001)是最早使用“外宣翻译”术语的学者之一。文中,虽然没有相应界定,但提到了对外宣传翻译的特定受众和特殊目的,强调了此类翻译在翻译原则、翻译方法上区别于其他类型的翻译,为后来外宣翻译的发展扩宽了视野。外宣翻译之名可概括为“无名—形成—不统一”,术语的确立与否,直接影响着外宣翻译研究的目标明确性、内容具体性和方法合理性(徐建国,2009:93)。外宣及外宣翻译名称的多样性造成外宣翻译的名称翻译至今仍不统一。率先使用“外宣翻译”这一术语时译为translatingforoverseasaudience(李欣,2001:18);以大量的翻译实践为基础探讨外宣英译的策略及其理论依据时,“外宣翻译”被译为publicity-orientedc/etranslation(袁晓宁,2005:75);在探讨对外宣传翻译的目的——策略原则与信息性质之间的价值关系时,“外宣翻译”译为translationforoverseaspublicity(周锰珍、曾利沙,2006:23);而从词汇意义、感情色彩、术语特征等方面对广义的“外宣”和狭义的“外宣”进行对比分析和归类后,“外宣翻译”宜译为internationalpublicitytranslation(李崇月、张健,2009:79)。翻译研究名称的不统一,显然会影响外宣翻译研究的进一步发展。2系统研究理论的缺失相对于新闻传播理论和翻译理论的总体研究而言,有关外宣翻译理论的系统性研究的专著在国内少之又少。对外传播的理论家和实践家段连城和沈苏儒的几本著作,以他们的实践经验为指导思想,指引着我国的对外传播学走过了奠基和开创的初级阶段。其中,段连城的《对外传播学初探》总结了对外宣传实务中的工作经验和教训,被公认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对外传播的第一本学术性专著,为我国对外传播理论建设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沈苏儒的《对外传播的理论与实践》侧重于理论探究,从理论高度帮助外宣人员认识对外传播中的一些重要问题,特别是系统地阐述了对外传播的原则、对象、方式、对外传播的特殊性和实际效果等,这些都属于对外传播学需要深入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但是直到目前为止,外宣翻译的著作仍然屈指可数,国内几乎没有对外宣翻译进行系统性理论研究的书籍。本文作者从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数据库中以模糊方式检索1998-2010年和外宣翻译相关的论文,查到的结果为39篇,分别从德国功能翻译理论视角、关联理论、传播学、交际理论、等效理论、归化异化理论和多元系统论、语用负迁移理论、美学理论等进行研究。从中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数据库中以模糊方式检索1998-2010年和外宣翻译相关的论文,查到的结果为1篇,在刘雅峰2009年所做博士论文《译者的适应与选择:外宣翻译过程研究》一文中,作者以翻译适应选择论为理论基础对外宣翻译进行研究,强调译者在外宣翻译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同时,从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以模糊方式检索1998-2012年共计70篇专门研究外宣翻译的论文,外宣翻译研究已经从无到有发展起来,但细心浏览后不难发现,选题重复现象较多,很多论文中的理论基本上停留在对译文的评价上,是为了批评而寻找的一种理论根据,未能真正找出适合中国实际情况,操作性比较强的实用英语翻译理论。多数研究停留在随感式、经验性总结,缺乏宏观理论视野和微观剖析论证。特别是缺乏一种理论,不但能够正确地指出有些实用英语翻译如何质量低下,展示成功的实用英语翻译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而且还能告诉读者应该通过什么途径、怎么去做,才能切实提高实用英语翻译质量(林克难,2007:6)。本文认为,需要对外宣翻译中的实践问题从理论上做出可描写性、可印证性、可操作性的系统研究(周锰珍、曾利沙,2006:26)。3研究的隶属关系含糊外宣翻译的定位不明确,隶属关系含混不清。外宣翻译的同级和下属类别更是未得到细分。在科学翻译、应用翻译或实用翻译的定位中,都可以感觉到外宣翻译的存在,但不清晰,不明确。以题材而论,部分学者将外宣翻译归为应用翻译范畴。应用翻译使用范围较广,涉及我们日常接触和各类应用,包括对外宣传、生产生活、经营活动等。韩子满(2005)对应用翻译的范围进行了系统分析,指出应用翻译包括所有以信息传递为主要目的的非文学文本翻译。林克难采用霍恩比(marysnell-hornby)的分类法,将实用英语翻译划分在文学翻译与专门用途翻译之外。实用英语翻译大致包括新闻翻译、广告翻译、电影(包括配音、片名、字幕)翻译、公示语翻译等等(林克难,2007:5)。在这一说法下,可以将外宣翻译纳入实用英语翻译范畴。事实上,外宣翻译实践在“大外宣”的格局下已经遍及各行各业,这也给外宣翻译的界定带来了更大的困难。三深层次原因分析1外宣翻译的特殊性我国外宣翻译研究基础相对薄弱,起步较晚有其特殊的历史原因。我国外宣翻译工作有其特殊性,尤其对翻译工作者有着更高、更特殊的要求。翻译者在熟练掌握中外文语言习惯的同时,需要充分了解文化差异,努力克服文化鸿沟,达到沟通目的。与此同时,译者要具备深厚的文化功底,也要具备国内外政治、经济知识,不可单单为了翻译而翻译。中国曾是文化大国,但就目前中国文化对世界的影响却很弱。中国在文化方面的贸易严重入超,就拿电影而言,目前国内市场每年能观赏到大量的美国大片。相反,在美国,却很少能欣赏到我们中国的电影作品。我国对外宣传翻译工作有一个显著特点,即大多为中译外,也就是把大量有关中国的各类信息从中文翻译为外语。但在国际翻译界存在一个共识,即翻译工作者最合适的工作应该是把外语翻译为母语。黄友义曾指出:“外宣翻译通过图书、期刊、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媒体以及国际会议,对外发表和传播。”(2004:27)众所周知,从口头、文字、印刷到电子、卫星、网络传播,每一种新的传播媒介,都具有它独一无二的特征。但我们知道,世界上大多数翻译工作者是从事将外语翻译成母语的工作。世界上使用汉语的人最多,但使用汉语的国家却几乎最少,这是中国与世界交流的一大障碍。中文的难度让很多外国人望而却步。在全球化时代,“为人所知甚少的语言”尤其受到威胁,翻译和翻译研究显得愈发重要(gentzler,2001)。2缺乏完整的理论框架的构建外宣翻译无系统理论支持,未成体系,少人问津,学术性弱。当前外宣翻译缺乏全面的翻译技巧研究,局限于单纯的理论建构,与西方先进的翻译研究体系存在很大的差距,导致始终无法解开我国翻译探究中的关键症结。在实践中,虽然对翻译的标准、原则和技巧等进行了诸多探讨,但大框架小内容的格局始终未被打破,无法准确定位。外宣翻译不能不讲理论,不是汉语和外语之间的简单转换。无论是“信达雅”、目的论、语境理论、语言适应理论、选择论还是关联理论,都不是外宣翻译独特性、系统性、科学性的理论,这些理论之间是独立的、分散的,甚至是相互抵触的。3受外宣翻译人才缺失的制约目前,我国对外宣传翻译质量方面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现阶段急缺大批复合型翻译人才。但匮乏的教学资源、单纯的翻译理论、良莠不齐的翻译教材、注重知识灌输、脱离实际应用等状况都使得外宣翻译面临巨大的挑战。本文认为,丰富教学资源,以实践意义促进翻译理论发展,教学内容顺应信息时代要求,用合理化的课程设置促使翻译教学内容与实际翻译应用相结合,可以促进外宣翻译人才的培养。我国目前高层次翻译的教学与培训,比如硕士和博士阶段的教育,投入力量有限,方法陈旧,直接的后果就是造成高层次翻译人才的严重短缺。而这一现象已经严重影响到翻译在当今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工具作用。此外,目前翻译人才的培养似乎与大学教学严重脱节,大量的大学毕业生空有一套翻译理论,却没有翻译实践经验,而从事外宣翻译者多为工作实践、业余兼职者。这也从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外宣翻译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四结语外宣翻译的目的是在“内外有别”的基础上,让目标受众明确无误且顺利地获取有关中国的信息,译者的主体性在成功的文本转换中应该表现得淋漓尽致。所以,本文认为,了解外宣翻译的特点,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加大研究中的创新意识,借鉴国际先进的翻译研究成果,同时加强应用翻译的教学研究,提高跨文化交际意识,才能使外宣翻译研究朝向专业化、系统化的方向发展。参考文献:[1]沈苏儒:《关于中译英对外译品的质量问题》(中译英技巧文集),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2年版。[2]刘洪潮:《怎样做对外宣传报道》,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3]徐建国:《外宣翻译的名与实——20世纪90年代以后研究述评》,《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4]李崇月、张健:《试谈“外宣翻译”的翻译》,《江苏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5]周锰珍、曾利沙:《论关联性信息与价值》,《中国科技翻译》,2006年第2期。[6]李欣:《外宣翻译中的“译前处理”——天津电视台国际部〈中国·天津〉的个案分析》,《上海科技翻译》,2001年第1期。[7]袁晓宁:《外宣英译的策略及其理据》,《中国翻译》,2005年第1期。[8]林克难:《从信达雅、看易写到模仿——借用——创新》,《上海翻译》,2007年第3期。[9]韩子满:《应用翻译:实践与理论研究》,《中国科技翻译》,2005年第4期。[10]黄友义:《坚持“外宣三贴近”原则,处理好外宣翻译中的难点问题》,《中国翻译》,2004年第6期。[11]gentzler,e.contemporarytranslationtheories:2ndrevisededition[m].clevedon:multilingualmatters,2001.作者简介:雒琨琨,女,1979—,河南郑州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英语语言学,工作单位:河南工业大学外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