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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的本质是一种纯粹的，单一的思维活动。在此过程中，行为主体的活动没有受到任何其它因素的影响，完全是潜意识的，非理性的。道德意识活动源于社会性人类的公平意识，这种意识是人类社会中一切善的行为的基础，也是道德社会性评价形成的基础.以公平意识为起源的道德的终极目的是促进人类社会的全面进步和发展。道德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所特有的，由经济关系决定的，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和人们的内心信念来维系的，并以善恶进行评价的原则规范、心理意识和行为活动的总和。道德是社会物质条件的反映，是由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社会经济基础的性质决定各种社会道德的性质，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有什么样的社会道德。而在社会经济关系中居于统治地位的阶级，其道德也必然居于统治地位。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又必然引起社会道德的变化。可以说，利益是道德的基础。起源问题非常复杂。马克思主义认为，道德是社会关系的产物，只有发生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和整体利益关系，而且人们自觉意识到这种关系时，才会出现道德问题。道德得以产生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是人类通过劳动形成的。道德的特征及其作用特征：1.把握世界方法的特殊性。2.实施手段的特殊性。3.主要是以个人为主体来认识和调节个人与他人，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利益关系的。4.道德具有特殊的稳定性。5.判断对象的特殊性6.调节范围的广泛性。先有信仰，人的心灵和身体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他的命运如何，怎么变化在这个社会中？这个人生来就要面对的问题的答案就在他的信仰里，信仰是标准，道德是对信仰的个人解释，信仰的内容应该是不改变的，而人的道德却可能会随环境变化而变化而违背了他的信仰，个人组成集体，如许多不同的信仰团体，在现在的环境下，按少数个体服从多数个体规则确定集体的信仰和道德，集体组成国家，少数服从多数的规则确定社会公共信仰，即国家法律，按少数服从多数规则确定社会公共道德。“道”可以认为是人对信仰的理解标准的解释，“德”可以认为是人对信仰的执行标准的解释，“道德”可以认为是人对信仰判断标准的解释。同一种信仰的标准应该是唯一的，可是人因为各人的悟性或智慧不同，所以道德也不同,信仰和道德在内容上都有必须做什么，禁止做什么，许可做什么。在中国哲学史上，“道德”指“道”与“德”的关系。孔子主张：“志于道，据于德。”（《论语·述而》）这里的“道”指理想的人格或社会图景，“德”指立身根据和行为准则。因儒家以仁义为道德的重要内容，故也以仁义道德并称。《老子》中的“道”指事物运动变化所必须遵循的普遍规律或万物的本体。“德”和“得”意义相近，指具体事物从“道”所得的特殊规律或特殊性质；对于“道”的认识修养有得于己，亦称为“德”。《老子·五十一章》：“道生之，德畜之……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认为“道”和“德”虽尊贵，却不是什麽主宰（“命”），而是一切任其自然的。韩非认为：“德者道之功”，把“德”释为道的功用。北宋张载提出：“德，其体；道，其用，一于气而已。”（《正蒙·神化》）认为“德”是气之体，“道”是气之用。论道德的书不少，国外的有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尼采的《论道德的谱系》、康德的《论道德情感》；国内最早的有老子的《道德经》。而涉及道德的评论则多如牛毛。老子的道德经讲述的是世事生、化、转变的存亡道理，太过深奥，现今的道德理论和概念与〈道德经〉所描述的相去太远了。而各种关于道德的论述是什么情操、情感、同情心、善、…等等，我认为都言之未尽，故此凑个热闹也来小议道德。以前对道德论述都难以有固定的定义，在此我对道德定下颇具共性的定义，具体描述如下：道德是社会的一种共同期望值，人们对它有追求达到的需求。社会期望值有许多，容易达到和遵守的就成为了法律，次一级的期望就成为了准则和规范。难以达到的，大家又都很希望完成的标准就成为了道德。道德不是固定不变的，不同社会、文化、宗教、群体会形成不同的道德观念，这是因为不同的期望值所造成的；不同的时间也会形成不同的道德观念，因为事物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发展，因此期望值也发生变化。社会对不同的人群会有不同的道德要求，同样的男欢女爱，在平常人来说无可厚非，可是对于禁欲或节欲的僧侣或教士来说就是相当不道德的事。平常人通过帮别人的忙获得利益就没什么可说的，可是如果是领了工资花纳税人钱的官员通过帮别人的忙来获取利益就是不能容忍的不道德的腐败行为。从以上的两个例子来看道德的标准是不确定的，难以统一的，这也是道德的统一定义迟迟没出现的原因。但是，人类也有一些共通的、统一的道德标准，助人、不欺骗、尊老敬幼、热爱国家、热爱民族、……，这些都是人类共同的期望值。一个国家和社会除了历史习惯形成的期望值也即道德观念外，还有一些期望值即道德观念需要当政者来进行引导的。如对国家建设贡献大的、见义勇为的进行奖励就可以形成见义勇为和争为国家做贡献的社会风气，久着这些就会形成期望值变为道德观念，相反的事物就会被视作不道德的。因此政府的政策和措施对于社会道德观念的形成至关重要，保持一贯性很有利于观念的形成。在国际社会中道德的观念经常的发生冲突。恐怖分子认为道德的为宗教和亲友复仇的观念，在帝国主义者来讲就会认为是不道德的，这就是道德的冲突。宗教和文化不同的冲突看似难以调解，可实际实行起来却不难。看看新加坡，不同的种族、文化、宗教在一起和平的相处，就知道儒家文化的魅力。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就预言过：“今后的中国是融合全人类的核心”。期望值出来后，也即道德标准被人接受后，它还有发生作用的机制。当有些人做了不道德的事后，法律惩罚不了时，道德就起作用了。因为大家认可的标准被公然的践踏，也就必然的引起公愤，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就会不与来往或限制他的行动，总体的效果就是使不道德者受到即期或远期的损失。例如：美国侵略伊拉克，几乎全部国家都认为是不道德的，可是有没有什么的惩罚机制，可是大家对它这种做法的戒备与提防致使美国的影响力下降，因此也增加了美国的各种政治成本和其他的成本，总体的、长期的令美国遭受损失。迫使美国现在就逐步改变自己的策略。这就是道德的作用机制。因此中国的“己所不欲，勿施他人”是长期的历史经验所得出的结论。因此道德的定义可以是这样的：道德是社会或特定群体的共同期望值，是一种行为的标准，人们对这样的标准有努力达成的期望。道德有限制和惩罚不道德的有力机制。道德是判断一个行为正当与否的观念标准。道德是调节人们行为的一种社会规范。按照孔子的思想，治理国家，要“以德以法”，道德和法律互为补充。同时，法律反映立法者的意志，顺应民意的立法者制定的法律条文，反映了社会道德观念在法律上的诉求。道德具有普适性，对整个社会的所有人，不论身份，全皆适用，道德面前人人平等。《大学》：“自天子以至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人之有阶级、等差，各国均不能免。他族之言平等，多本于天赋人权之说。吾国之言平等，则基于人性皆善之说。以礼之阶级为表，而修身之平等为里，不论阶级、等差，人之平等，惟在道德”[1]。”道德是人们评价一个人的一个尺度。一个人若违背社会道德，比如不仁不义、不忠不孝，那么人们就会给他负面的评价，造成他没有好的名声，从而对他形成一种来自周边人群的社会压力，约束他的行为。另一方面，对很多人来说，道德是个人良心的自觉遵守，无需周边人群的社会压力制约。人们对一个人的道德评判，主要来自于这个人所表现出来的言行。所谓“有言者不必有德”，口头上标榜仁义道德的不必定真的有仁义道德，因此人们往往“听其言而观其行”然后作出评判。个人对道德的意见，对己对人，有宽容者，有苛求者。中国文化中多有提倡对自己严格、对他人宽恕的思想。子曰：“厚以责己，薄以责人。”韩愈：“古之君子，其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伦理学是研究道德的科学。一个比较完整的伦理学体系，一般都应该包含两大部分：规范道德和理论伦理(道德哲学)。前者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人应当怎样做。后者则是人为什么要这样做。一般说来，道德信条体现在一定的风尚习俗之中，几乎每一个人都能说出几条道德箴言，从现实生活中将它们整理归类并不难，问题在于这些箴言和信条的依据。所以后者才为研究的主要对象，人们不仅需要了解人的行为怎样才符合道德，而且还要进一步了解道德何以成为道德。具体的道德规范是多种多样的，判断一个人的行为可以用这些规范作为准绳；可是要判断已知的道德规范何以就是一定道德的，就不能以道德本身作为标准，应当寻找道德以外的淮绳，即道德的目的性。约翰.密尔的功利主义认为，功利乃是道德的目的，人的本性就是追求快乐，趋乐避苦的。密尔认为这是一个公理，是经验事实。他说：“只有人真正见到这个东西才能够证明这个东西是见得到的，只有人听到这个声音才能够证明这个声音是听得见的，同理，我觉得只有人真正欲望这个东西才是这个东西是可欲的那个意见所可有的证明。”这就是说，快乐之所以是人的最终目的就是因为人们在事实上是以此为目的的。对于快乐的可欲性，密尔说：“不是极乐狂喜的生活，而是痛苦少而暂，快乐多而有变化，并且主动的快乐比被动的断然占多数的生活，全部生活中间有一些片刻的极乐。”人追求的快乐本质上乃是精神上的。所以密尔反驳责难者道，如果说快乐论是猪的主义，不是功利论者把人降格到猪的水平，而是那些攻击者把人与猪等同起来了，因为在他们看来，人除了享受猪的快乐之外．好象就没有别的快乐可享受似的。密尔认为，道德之所以必需，就在于乃是追求快乐的工具。而公道与否的外在标准则是功利。人们认为不公正的行为往往是人的自由权利受到侵犯，或者财产受到侵犯，或者阻止别得到他应得的东西，或者一个人得到了他不应得的东西以失信等等。公道的行为恰好反过来：留重别人的自由和财权，获得自己应得的一份，守约等等。另外，道德之所以成为必需，还在于人们需要互相帮助，建立友谊，制订契约。社会生活关系决定了建立一定的道德就在于确保这种关系。只有无损他人，共同生活才能保证。那么，既然人人追求快乐，道德的普遍约束力又从何而来呢？这要靠理性的利害权衡，靠人类以往的全部经验。——这是密尔的所谓“联想原理”。“人类由经验知道各种行为的趋势；人生的一切利害上打算并一切道德上规律都是依据于这种经验的。”通过以经验为依据的理性权衡，我们就能知道获得功用的最佳方式，而这个最佳方式是道德方式。道德归根到底不过是对最好的行为方式的认识和规定。我不说谎，因为我的理性告诉我，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比说谎带来的好处大得多；我不偷窃，因为我知道，偷窃是要受到惩罚的，况且我也有自己的财产要保护；我反对某些个人侵害公物，因为我明白，公益中也有我的一分。总之，目的论使我知道我该追求什么，理性让我知道我该怎样追求，由此产生道德。就此把功利主义理解为利己主义，那就错了。功利主义的道德原则是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密尔说：“功利主义认为行为上是非标准的幸福并不是行为者一己的幸福，乃是一切与这行为有关的人的幸福。例如，功用主义需要行为者对于自己的与别人的幸福严格地看作平等，象一个与事无关而仁慈的旁观者一样。从拿撒勒的耶稣的黄金律内，我们见到功用伦理学的全部精神。待人象期望人待你一样，爱你的邻人象爱你自己。做到了这两件，那就是功用主义的道德做到理论的完备”。根据联想原理，外在事物与人本性的某种愿望有着真实的联系．密尔认为这一自然基础就是人类的社会感情，“人是天然的社会动物”，人的社会性深入人的情感就形成人的社会感情。这是产生利他主义的心理基础。人与人之间是需要合作的。既有合作，就会产生出公共利益为他们的共同目标。共同目标的形成使“他们自己的目的和别人的目的变成同一了；至少他们暂时觉得别人的利益就是他们自己的利益。一切对社会的联系的加强，并社会的一切健康的发展，使人人觉得在实际上顾到他人福利于自己更为有利。这种加强与发展也使人人越把自己的感情与别人的福利化为一体或是至少自己感情越变越对别人利益加以实际上的重视。他后来就觉得自己是一个自然重视别人的人”。社会产生合作，合作产生共同利益，继而产生共同的追求目标。这是利他主义产生的社会基础。由此，利己和利他得到了统一。因此，密尔主张要尽可能地保证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合谐一致。他说，要使人们将最大幸福主义作为自己的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