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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八股文的历史影响一、八股取士制度对士人学风的影响１、宋代以来的科举制度还是圣人说得好，“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八股文当然称不上“君子”，但在五四以后“居于下流”确实是不争的事实，“天下之恶”焉得不归之？于是，国家的灭亡，士子的不学，民族的惰性一古脑儿的压在八股身上，八股真的承受不起了。说到底八股文不过是一种考试文体，要它承担这么大的责任确实有点冤，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宋代以来的科举制度进行考察，并不能把历史的罪愆都堆在八股文的身上，起码自宋代以来的科举制度都要负一定的责任。科举制度的施行，无疑是对人类文明的一个贡献，西方的文官考试制度就是借鉴了中国的科举考试而形成的。在中国的历史上，科举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普及了文化。与科举相关的选本，如《古文关键》、《文章轨范》、《唐宋八大家文钞》、《古文观止》以及数量不可胜计的时文选本，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人们的读书作文的水准；这些选本还带来了另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那就是在一定程度上统一了全国士人的文法，我们今天读宋代以来的文章觉得不像汉唐那样困难了，这也是科举取士的结果之一。明代各级学校的建立，中央设国子监，各地设府、州、县学，加之乡间的社学、私塾，起码在形式上实现了宋代王安石等人的设想。但实际的效果并不令人满意。一方面，标准的统一，限定了人们的创造力，势必逐渐走向平庸；另一方面，宋代偃武修文，重视科举制度，延及明代，士大夫普遍以读书著述为高，要么钻故纸堆，要么风花雪月，大都缺乏行动的能力。自宋代以来科举考试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锁院、糊名、誊录等，一切以程文为去留，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机会平等。但这种平等也有不少弊端，其荦荦大端，即是士子专事揣摩，不尚实学，一切以科场中与不中为最高目标，至于文行出处都不措意，败坏人心、风俗莫过于此。较之唐代的兼采誉望，尚能顾及考生的文行出处，不能说不是一项缺憾。钱穆先生：“科举制度之日趋严密，其事始于宋代。公卷风气已不复见，又有糊名法，杜绝请托，严防舞弊。于是尚法的意义，胜于求贤，此亦风气所趋，不得不然。然考试制度之主要目的，本在求贤。”1可以说，宋代以后的科举制度在求贤的意义上反不如以前。为了考试得中，可以无所不用其极，说东道西，颠倒黑白。苏东坡答李端叔1《国史新论》“中国历史上之考试制度”，三联书店，2001年，第285页。2书云：“轼少年时读书作文，专为应举而已。既得及进士第，贪得不已，又举制策，其实何所有。而其科号为直言敢谏，故每纷然诵说古今，考论是非，以应其名耳。……妄论利害，搀说得失，此正制科人习气，譬之候虫时鸟，自鸣自已，何足为损益？”2东坡虽是如此说，观其文集，这样的策论却也不少，可以说是知而故犯，此对后世影响极大。空洞无物，放言侈谈，并非胸中有此一段奇思妙想要说，而是为说而说，这样怎能培养出好人才？科举制度本在选材，可在宋代以后注重形式上的公正平等，而丧失了科举的本意。士子们专事揣摩，不问实学，势必逐渐走向空疏迂阔，丧失了行动的能力。２、科举制度造成士人的空疏不学八股文最为人诟病的是造成读书人的普遍空疏，除了高头讲章，历朝程墨，别无所事，上至国计民生，下至待人接物，都成隔膜。按照上面责任的划分，其实这个指责应该归在科举制度身上。明永乐定《四书五经大全》以为取士之制，其对人心学术影响亦不容低估，《四库全书总目》云：“当时程式，以四书义为重，故五经率皆庋阁，所研究者惟四书，所辨订者亦惟四书，后来四书讲章浩如烟海，皆是编为之滥觞，盖由汉至宋之经术，于是始尽变矣。特录存之，以著有明一代士大夫学问根柢具在于斯，亦足以资考镜焉。”3张岱《夜航船序》里的一则嘲笑读书人浅陋的故事可以为这一论断下一注脚：昔有一僧人与一士子同宿夜航船。士子高谈阔论，僧畏慑，卷足而寝。僧听其语有破绽，乃曰：“请问相公，澹台灭明是一个人，是两个人？”士子曰：“是两个人。”僧曰：“这等，尧舜是一个人两个人？”士子曰：“自然是一个人。”僧乃笑曰：“这等说起来，且待小僧伸伸脚。”4明代士子空疏不学，偏要高谈阔论，以至遭到僧人的轻视，也是咎由自取。若有真才实学，何待小僧伸脚呢？明代的科举制度规定只考四书，五经选一，诗赋全废，造成士子只背程墨，不问实学。在经义和诗赋之间，诗赋更能测出一个人的学问，因为诗赋题目来自经史子集，而作诗赋本身就需要更好的文学修养，远较经义的腐套为优。其实，这等荒唐事在宋代以如此了。《曲洧旧谈》卷三云：科举自罢诗赋以后，士趋时好，专以三经义为捷径。非徒不观史，而于所习经外，他经及诸子，无复有读之者。故于古今人物及时世治乱兴衰之迹，2《苏轼文集》卷四十九“书”，第1432页。3《四库全书总目》卷三十六，“经部”，“四书类二”，中华书局，1965年，第302页。4张岱《瑯嬛文集》卷一，岳麓书社，1985年，第49页。叶盛《水东日记》卷二云：“吴思庵先生谈及浅学后进曰，此韵府群玉秀才，好趁航船耳。航船，吴中所谓夜航船，接渡往来，船中群坐，多人偶语纷纷。盖言其破碎摘裂之学只足供谈笑也。”此士子谈笑之学问尚有如此漏洞，看来航船也趁不得，可叹！3亦漫不省。元祐初，韩察院以论科举改更事，尝言：“臣于元丰初，差对读举人试卷，其程文中或有云，古有董仲舒，不知何代人。当时传者，莫不以为笑。此与定陵时省试，举子于帘前请云，尧舜是一事是两事，绝相类，亦可怪也。”5我们每每感叹明代秀才的空疏，想不到号称文化高涨的宋代也有如此不堪之事。看来《儒林外史》第七回写中了进士、点了学道的范进不知苏轼是何许人，也就情有可原了。这样重视考试的结果是造成一代空疏不学之人。陈师道《后山谈丛》卷一云；王荆公改科举，暮年乃觉其失，曰：“欲变学究为秀才，不谓变秀才为学究也。”盖举子专诵王氏章句，而不解义，正如学究诵注疏耳。6作为经义的首倡者，王安石也为经义考试带来的弊端深为痛惜，然而已经无法挽回。历代所用人才的条件，不外乎德、才与学识，而考试之所觇，不过学识，其实即便学识一项也难以于风檐寸晷之中完全测试出来，故中与不中，一切都付之于幸与不幸。然而到底八股取士制度得不得人呢？肯定的一方如邓云乡对八股取士制度肯定多于否定，其出发点主要是两个，“一，为什么在明代就被骂为十分腐朽，导致亡国的八股教育制度，却几百年中培养出那么许多杰出人才，国家用人从未缺乏，为什么？二，为什么导致明代灭亡的八股文教育、考试制度，清代完全照搬，却开创了一百五六十年繁荣昌盛的局面，这又如何解释？”7即从这两个问题看，邓氏对八股文是含有温情的。否定的一方如史学家吕思勉认为，“科举时代的八股文，明明毫无用处，然在昔日，锢蔽之士，亦有以为有用的（他们说，八股文亦有能发挥义理的。这诚然，然义理并不要八股文才能加以发挥，创造八股文体，总是无谓的。这并不但八股，科举所试文字，论、策外实皆无用，而论策则有名无实，学作应举文字的人，精力遂全然浪费，而科举亦不足以抡才了。然人才亦时出于其中，右科举者恒以是为解。正之者曰，若以探筹取士，人才亦必出于其中的。此乃人才之得科举，而非科举之得人才，其说最通。）”8案，探筹之说出自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取士》：“假使探筹较其长短而取之，行之数百年，则功名气节之士，亦自有出于探筹之中者，宁可谓探筹为取士之法耶﹗”这些虽则是数十年前的话，听起来好像是专门为邓云乡先生说的。其实，假如我们认同邓、祝二先生所谓的明清人才之5四库全书本。6丛书集成初编本。7邓云乡《〈八股〉回响》，《文汇读书周报》1995年11月25日第3版。8吕思勉《中国史籍读法》，见《史学与史籍》，华东师大出版社，2002年，第71页。4盛之说，也并不能表示完全就是八股取士的功劳。钱穆先生认为“明代亦尚有较好之新制度，可与考试制度配合，即为进士入翰林制，明清两代都从此制度下培养出不少人才。”9假如没有翰林制度的配合，八股取士制度不知能否搜罗到那么多人才。顾炎武对于八股取士制度持严厉的批评态度，《日知录》卷十六；今日科场之病，莫甚乎拟题。且以经文言之，初场试所习本经义四道，而本经之中，场屋所出之题，不过数十。富家巨族，延请名士，馆于家塾，将此数十题各撰一篇，计篇酬价，令其弟子及僮奴之俊慧者，记诵熟习。入场命题，十符八九，即以所记之文抄誊上卷，较之风檐结构，难易迥殊。《四书》亦然。发榜之后，此曹便为贵人，年少美貌者，多得馆选，天下之士，靡然从风，而本经亦可以不读矣。……昔人所须十年而成者，以一年毕之；昔人所待一年而习者，以一月毕之。成于剿袭，得于假倩。卒而问其所未读之经，有茫然不知为何书者。故余以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10对于八股取士制度的弊端，顾炎武感痛至深，故有此激切之语。《日知录》卷十七又对北方读书人的浅陋痛下针砭：愚幼时读四书本经，俱读全注。后见庸师窳生，欲速其成，多为删抹。而北方则有全不读者。欲令如前代之人，参伍诸家之注疏而通其得失，固数百年不得一人，且不知十三经注疏为何物也。间有一二五经刻本，亦多脱文误字，而人亦不能辨。此古书善本，绝不至于北方，而蔡虚斋、林次崖诸经学训诂之儒，皆出于南方也。故今日北方有二患，一曰地荒，一曰人荒。非大有为之君作而新之，不免于“无田甫田，维莠骄骄”之叹也。11八股取士制度的推行造成了大部分读书人空疏不学，以致北方出现“人荒”的现象，这对于那些以为八股取士颇能得人的看法不啻是一个打击。清代经学家皮锡瑞《师伏堂日记》里有首诗批评八股文的禁锢智慧：二八佳人体似糊，篇中藏药毒迂儒。虽然不见人身死，暗里蒙君智慧枯。12按，所谓二八，即指八股文和八韵试帖，是清代科举考试中非常重要的科目。“二八”做得好坏，常常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命运。而广大士子们为了自己的前程，9《国史新论》，三联书店，2001年，第288页。10《日知录集释》卷十六“拟题”条，岳麓书社，1994年，第590页。11《日知录集释》卷十七“北卷”条，第614页。12此诗摹仿唐吕岩《警世》诗：“二八佳人体似酥，腰间仗剑斩愚夫。虽然不见人头落，暗里教君骨髓枯。”老同学李庆涛兄惠示，《金瓶梅词话》第七十九回亦曾引用这首诗。5明知其为吸食骨髓与智慧的“妖怪”，也不得不趋之若鹜。科举制度的推行是伴随着宋明道学的普及而来的，结果造成广大士子的迂阔，激于空头之义理，昧于当代之事实，使世上少有明白世务之人。纪昀尝述其父姚安公曰：“明之季年，道学弥尊，科甲弥重。于是黠者坐讲心学，以攀援声气；朴者株守课册，以求取功名。致读书之人，十无一二能解事者。”13士大夫如此，国社焉得不丘墟？《豫变纪略》卷三言李自成破襄阳时，“诸生李洁轩，素善为诗，居于野。贼至不避，叩其马导之以大义。贼笑而刃其首。李怒曰，‘吾以大义教汝，汝乃刃我，真贼也。’贼连刃之，遂死。”陈登原先生引此而论之曰：“目睹强暴，而犹不忘伯夷、叔齐叩马之事，其激义于理可嘉，其昧于事实，亦可闵矣。”14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科举制度恐怕要负一定责任的，因为这些人物无一不是八股科举制之下的产物。朝廷以八股虚文进退多士，天下士子自然以虚文搪塞朝廷，岂不宜乎？二、八股取士制度对士子心态的影响１、消极影响张之洞《輶轩语》云：“士人志切科名，往往喜谈《阴骘文》《感应篇》二书。二书意在劝化庸愚，固亦无恶于天下。然二书所言亦有大端要务，今世俗奉此，则唯于其末节碎事营营焉用其心，良可怪也。”周作人也说：“看近代人笔记，所举之人必称官衔，所记之事多是谈休咎因果，而归结于科名之得失，热中之态可掬，终乃至于戒牛肉、惜字纸，以求冥佑，卑鄙已甚，真足为世道人心之害也。”15因果报应皆与科名相联系，博取功名成为宋明以来大多数读书人的唯一追求。宋人沈作喆《寓简》卷六云：今之学者谓得科名为“了当”，而仕宦者，谓至从官为“结裹”。嗟乎，学所以明道修身，而仕将以行志及民也。以浅俗不根之学，声律对偶，传习时文，一得科名，则已“了当”一生，而进德修业，更无余事矣。以贪鄙无能之质，巧佞卑污，积累官薄，一得从官，则已“结裹”终身，而爱国忧君无余事矣。夫如是，望其修身及民，何时可哉﹗16袁中道进士及第后《与梅长公书》云：13《阅微草堂笔记》卷二十一，《滦阳续录三》。14《颜习斋哲学思想述》第二篇“颜学时会”，第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