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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报》“三色”报道编者按：1987年5月，一场特大森林火灾降临我国的大兴安岭，时任《中国青年报》黑龙江记者站站长的雷收麦（原林甸人），会同本报国内部记者李伟中、叶研、实习生贾永在火场奔波一个月时间，写下了《红色的警告》、《黑色的咏叹》、《绿色的悲哀》。作为深度报道的尝试，《三色》取得了成功。《红色的警告》、《黑色的咏叹》、《绿色的悲哀》(人称“三色报道”)获当年全国好新闻特等奖，全国绿色好新闻奖，并被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优秀报告文学集》等多种文集，中国新闻学会为此召开过专题研讨会，并被列入大学新闻专业教材。《中国青年报》编者按大兴安岭特大森林火灾作为一段震撼人心的记忆，留在了解87年的中国历史以及人类同大自然相互认识的史册上。在熊熊的烈火面前，我们顽强的人民，我们英雄的军队以信参与这次扑火的许许多多的人，在党中央、国务院的直接部署指挥下，经过殊死搏斗，夺取了这次扑火斗争的胜利。毫无疑问，我们的业绩真正是赴汤蹈火、彪炳史册！然而，这毕竟是一场悲剧。这场悲剧肇衅于何时？蕃衍于何方？在对自然、社会、人相互关系的深入探究中，人们自会得出超乎大兴安岭之外的种种结论。而这结论最终会使我们更加理解我们的国家，理解我们的改革。我们希望尽可能如实地记录这场灾变的史实，献给关心这场灾变的人们，献给在改革中前进的祖国。红色的警告雷收麦李伟中叶研实习生贾永一把火，一把令5万同胞流离失所、193人葬身火海的火；一把烧过100万公顷土地，焚毁85万立方米存材的火；一把令5万余军民围剿25个昼夜的火，究竟是从哪里、为什么、又怎样燃烧起来的？“这是天火”。——灾区一位老大娘说。“这与‘厄尔尼诺’现象有关，北纬53°线左右有一道燃烧线”。-—一位干部说。“风再大也刮不出火来”。――大兴安岭林管局长说。“五个火源都是林业职工违反制度和操作规程造成的。”——迄今一系列的报道这样告诉人们。是的，现实给我们的答复往往不只一个。今天，大火熄灭了，然而，灾难留给人类的教训却是永恒的。还是从几个小故事说起吧。关于火种的故事A、加格达奇的故事大兴安岭地区共有人口31万，是一个以木材和营林生产为主体的森工企业。首府加格达奇-—美人松的意思，一个由少数民族语言赋予的美称。虽说这里人口不稠，工厂不多，但街道整齐，交通方便，大都市里有的这里几乎一切都有。许多奔扑火而来的记者都想不到有这么一个风姿绰约的森林城市坐落在深山老林里。然而，他们茫然了。这里不叫镇，也不叫市，而被称作“加区”。“为什么不能称市？”一位政府官员告诉记者，大兴安岭是林业部的直属森工企业，地方行政归属黑龙江省，而版图又属内蒙古自治区。一个媳妇仨婆婆。它不敢称“市”，一旦称“市”，行政归属问题就会扯皮，内蒙古自治区想收回它，黑龙江省又不肯轻易放掉这“碗边的肥肉”，更何况把它视为掌上明珠的林业部呢？于是，加格达奇只好委屈了。大兴安岭成了真正的“一仆三主”。每年的企业赢利除上缴黑龙江地方财政几千万元外，还要上缴内蒙古自治区几百万元“土地使用费”，上缴林业部几百万元管理费。1985年国务院规定，大兴安岭可从企业赢利留成中提留近5000万元育林基金。田纪云副总理曾指示，育林基金要“取之于林、用之于林”。就是这笔经费也要七扣八扣，林业部拿去相当大一部分移作他用。余下的除去上缴能源交通费，扣除维持营林机构经费等，用于森林保护的只剩下9%。而这部分又要分成林政管理、森林防火、病虫害防治、野生动物和自然保护区建设等若干项目。其中真正用到森林防火中的已经所剩无几了。道路，是林区的神经和血脉。有了道路，既能作为防火隔离带，又能为快速扑灭山火提供交通条件。世界上发达国家都十分重视森林道路的建设，这些国家每公顷林地拥有道路已达5-7.5公里，我国的伊春林每公顷拥有道路2.2公里，而大兴安岭每公顷仅有道路1.1公里。修建道路的报告连年呈到林业部，林业部推到国家计委，计委又推回林业部；林业部的计划司推到森保司，森保司又推到计划司，人人都当“二传手”，谁也不肯掏包。解决子城问题，既是节约木材、减少浪费的一个渠道，又是解决防火隐患的重要措施。以煤代木是一个高明的办法。煤，当地有，位于西林吉的古莲煤矿可提供大量生活用煤。但也苦于没有道路。“要修建道路，连通古莲。”大兴安岭林业局的领导早就下了这个决心，不可能向黑龙江和内蒙古伸手要钱，还要找林业部。可林业部迟迟不下达计划指标，你不给钱，我们自己解决，大兴安岭准备从已被拨去的护林防火基金中挤出钱来修路，林业部又以“无此文件”规定为名不许他们动用这笔钱。他们只好边斩边奏，修通了古莲至图强的一条沙石路。正是这条路竟成了一个屏障，在这次扑火中起了重要作用。可至今，这笔修路费用还在地方政的赤字栏上。同样，森林望塔是林区的眼睛。由于经费不足，大兴安岭的森林瞭望塔仅是伊春的1/3。缺少瞭望塔，无法判断火灾的方位。“5·7”大火中，由于方位判断的失误，一度影响了正确的指挥。400名摩拳擦掌的森警指战员受命驰援，辗转奔波了4天，竟然没有找到可扑的火头。真是“三个和尚没水喝”！这种弊端百出的体制结构、管理模式，不改革怎么得了！B、钱袋的故事8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成绩斐然，但旧体制的框架明显束缚着经济的更快腾飞。由于大兴安岭的体制缺陷所决定，防火工作先天不足。防火指挥部归属地方政府，森警属于武装森林警察部队，空降灭火队则属东北航空护林局。又是一个三足鼎立！三家各有各的经济利益，很难形成一个协调的战斗的整体。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1985年起，大兴安岭建立了护林防火中心，这里也组织了多人去国外培训。主管防火的大兴安岭地区行署副专员张凤鸣说：“我们设想建立一个统一组织、统一调动、统一指挥、装备现代化、战斗力强的扑火队伍和资源管理中心，可林业部迟迟不表态，直到今年的5月5日，发生森林大火前夕，还在为奖金扯皮。”漠河县是我国最北部的一个县份，经济效益相当可观。地方上仓廪充实，县上花钱手脚也大，办公大楼、各项公益设施建造得都很漂亮。可是在防火投资上，他们却抠得令人瞠目。按理，作为西林吉林业局所在地的漠河县应该建一座气象站，哪怕建一个气象哨也好，可他们舍不得花这个钱，也没人操这份心。记者向县里一位副书记提出这个问题，他吞吞吐吐地说：“‘北极村’里有”。距县城80公里的北极村，确有一座气象站，归属国家气象总局，负责全球气象资料的交换工作。站长周汝锵告诉记者，他们没有为漠河县提供气象预报的责任与任务，再说距离80公里，小气候也会有差异。话虽这么说，但这个站每年防火防汛期都主动向县里提供天气情况。谁能想到，漠河县这个“受益单位”却死活不肯掏这几百元的长途电话费。周站长苦笑着：“前些天还与县里一位负责同志为这事扯皮呢。”扑火过程中，天上是飞机，地上是装甲车，实施人工降雨，开辟生土隔离带……有人计算，这次规模、大兵团、立体化的扑火救灾，光是军需保障、后勤供给每天就要花掉近百万元。这笔帐应该由谁来算呢？条块分割的部门所有制，造成了这样一种怪异现象：平时不肯对森林防护多投资，而到发生火灾，却丢了大本钱。群众说：“防火时扎紧钱袋，扑火时却钱袋朝下，这钱花得冤啊！”C、两个“马大哈”与四个“酒鬼”的故事请谅解我们使用了“马大哈”这样不雅的词。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的许多机会恰恰丧失在这批“马大哈”手中！因使用割灌机在林区造成了多次火灾。今春，大兴安岭林管局发出通知，防火戒严期禁止使用割灌机作业。部署是部署了，可没有督促，也没有检查。4月28日，通知到了地区防火指挥部指挥科一位副科长手里，8个林业局他只通知了5个，恰恰是那生灵涂炭、惨遭损失的北三局没有被通知到。5月5日，漠河县防火办的电话记录上清楚地记载着地区气象台的大风预报和高温警报：5月7日大风可达“火险级”，气温将升高到23℃。此刻，距漠河境内出现的两处火情早一天；距大火吞没漠河县城早两天！如此重大的气象变化，居然没触动县防火办主任那麻木不仁的神经。他没有向主管负责同志汇报，而把这预警截留在办公室中了。玩忽职守，麻木不仁不仅表现在火灾前，就是扑火救灾中也不乏这样的例证。大兴安岭地区某局参加扑火救灾的小车司机向我们讲述了这样的故事。“在西线我们的车经常拉指挥部头头。一天，一位副总指挥去检查火场情况。“我们穿过火海，来到一个防区，满山那大火呀，烧得呜呜叫，眼看就要烧过防线了，可防线上一个人没有。人呢？正坐那儿喝酒呢。别说了头儿了，我都气得慌。“副总指挥问：‘为什么不打火？谁是领导？’你猜那哥四个咋说：‘咋的呀，这疙瘩我们管，你是干啥的？’“一听说是副总指挥，还是省政府领导，这哥四个才紧张了，说马上组织扑打。后来，他们中的一个给我们带路去另一个火场。还是当地林场的呢，硬是把道儿领错了。没法子，调回头重走，又回到了他们喝酒的地方。瞧那哥仨，把我们支走了，没挪窝，还坐那儿喝呢！”听来两个“马大哈”和四个“酒鬼”的故事近乎荒诞，又都是个别现象，不可能也不应该成为我们的代表。但在国家机器的链条上，有这么几个齿轮有毛病，那机器还怎么正常运转！D、烽火戏诸候的故事让我们把视线缩微到漠河县，把视点聚集到防火工作上，或许能从这悲剧发生前的情节里发现些什么。过去，漠河县驻扎着一支由70多名干练的小伙子组成的武装森林警察，主要负责富克山的森林防护工作，当然也协助西林吉林业局扑灭过不少次山火。然而，这支被群众称作“森林卫士”的森警队伍竟被“请”出境了。事情是这样的。富克山里有黄金矿藏，县里为增加经济收入招收了一些社会闲散劳动力开矿淘金。采矿中不免发生一些影响自然生态环境的问题，要根据有关法规收取费用。因为县里有人多次弄虚作假，被森警队罚款12000多元，于是留下积怨。去年11月的一天，值勤森警拦住县黄金公司副经理的小车，检查进山证，并因此发生纠葛。接着县里公安局立案侦查，审计局检查罚款是否有经济问题，物价局也派人检查森警队办理“入山证”是否多收了钱……这种事本不奇怪，可结果是漠河县领导拍着胸脯保证：“撤了森警，护林防火工作由我们统一管理，保证管好。”经地区有关领导拍板定案，森警队就这样撤离了漠河。“官司”打完了。至于护林防火工作，县里虽然成立了一支30人组成的快速火队，可是第一没有一台风力灭火机，第二没进行一天的训练。大火烧来后，人们又怀念起森警来：“要是森警队在这儿，拿起风力灭火机，突突突，早灭了！”然而，晚了。让我们再看看这个县的消防工作。去年春天，县糕点厂着了一把火，消防车着警笛来了，水枪手端起水枪摆出架式，谁想，消防车的水箱里没有一滴水。平时，消防车多用来接站送站，有时接送站竞也拉响警笛。今春以来，不管风势大不小，总是拉着警笛兜着圈子呜呜叫。久而久之，人们习以为常，消防车再叫，也没人当回事了。一位老干部意味深长地说：“这就叫烽火戏诸候啊！”从上述的几则故事中，我们不难看出，由于体制的不协调，由于某些干部的玩忽职守，由于对特大火灾放松了戒备，大兴安岭――我们祖国的绿色宝库中，早已埋下了灾变的火种。烧不散的会议5月6日下午，漠河县委那栋高高的灰楼里，县常委会正开在兴头上。“怎么远处腾起团团的雾？是不是山上着火了？”大家一时议论纷纷。县委一位领导操起电话向县防火办询问，回答是，河湾林场着了一把火。“好了，集中精力继续开会！”会场恢复了平静。“山里着火，就像城里的交通事故一样，年年防，年年有。”正如一位领导说的那样，这把火没有引起大家的足够重视。在大火骤燃的时刻，在春季防火的危险时期，在已有高温和大风警报的情况下，一个以林为本的县里，常委会开得如此安然。过了一会儿，又有人发现古莲林场方向也腾起烟雾。“怎么搞的，又着了一把火？”终于――会议原议程不变，只是移到防火办开。边听火情边开会，两不误。会议照样进行……8月凌晨2时至4时许，从古莲火场烧来的火焰仍在民宅中肆虐之时，县里又分层次召开县常委扩大会、副科级以上干部会，一开就是2个多小时。此刻，回头的火焰又从容地吞噬了一批民宅。类似的会议在另一个火区――塔河县盘古林业公司以同样的节奏召开着。这天夜晚，大火从三面包围了拥有全国最大贮木场的盘古林业公司，形势异常严峻。21点30分，被誉为“红孩儿的敢死队”的大兴安岭森警空运一大队及时赶到，乡亲们欣喜：这下，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