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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的《围城》《围城》简介长篇小说《围城》共分九章，大体可以划做四个单元。由第一章至第四章是第一个单元，写方鸿渐在上海和家乡（江南某县）的生活情景，以写上海为主。在这个单元中，方鸿渐和苏文纨的“爱情”纠葛占了重要的分量。苏文纨的倾心相与和方鸿渐的另有所欢，使他们演出了不少半真半假、女真男假的滑稽戏。暴露了苏文纨官宦小姐矜持自负、自作多情、因而落得空对镜花水月的尴尬相，也暴露了方鸿渐纨绔子弟优柔寡断、不更世事而又玩世不恭的浮华相。围绕着他们，作者还写了十里洋场社交生活的各种人物，在美国人花旗洋行里做买办、喜欢人们唤他jimmy的张吉民，外表时髦、骨子里守旧的董斜川，“对雌雄性别，最有研究”的青年哲学家褚慎明，满肚子不老实、自我标榜是“新古典主义”的诗人曹元朗，以及暗中把方鸿渐当做情敌、枉费了心思的赵辛楣，甚至还有生得漂亮、头脑乖巧的唐晓芙等等，他们都在作者笔下显示了各自的性格和色相。他们宴饮会客、谈诗论文以及各种应酬交际是那样的内心空虚、百无聊赖以及庸俗不堪，这种生活不会培植健康的爱情，更不会培植健康的理想，本身就是一个有待冲破的“围城”。第五章可以算作第二个单元，是“过渡性”或“衔接性”的。在这个单元中，在个人生活上分别吃了败仗的方鸿渐和赵辛楣，从“爱情”牢笼中冲了出来，他们由假想的情敌变为真正的挚友，共同到湖南平成三闾大学谋事。作者在这一单元里，还为下一单元的闹剧准备了新角色：未来三闾大学的训导长李梅亭，副教授顾尔谦和青年助教孙柔嘉。他们和方、赵结伴由沪启航南下，组成了一个临时的“小社会”。发生在这个“小社会”里的种种矛盾困扰和嬉戏调侃，以及沿途的所见所闻，构成了小说所描绘的现实主义画面的十分精彩的一部分。第六、七章是第三个单元，主要描写三闾大学里的明争暗斗。第六章是这个单元之中的重场戏。上自校长、训导长、各系主任，下至职员、学生、甚至还有家属，都卷入了一场令人头晕目眩的人事纠纷。职业上的排挤，情场上的竞争，堂而皇之的例行公事，见不得人的谣诼诽谤、阴谋诡计，一时间三闾大学成了竞相逐鹿的舞台。一些学者文士粉墨登场，他们之中有李梅亭那样满口仁义道德、满腹男盗女娼的半旧遗老，也有韩学愈那样外形木讷、内心龌龊、伪造学历、招摇撞骗的假洋博士；有高松年那样道貌岸然、老奸巨猾、口称维护教育尊严、其实却是酒色之徒的伪君子，也有汪处厚那样依附官僚、谋取职位、意在结党自固、终于自蹈覆辙的阿木林；有陆子潇、顾尔谦那样一心攀龙附凤、专事吹拍、浅薄猥琐的势利小人，也有范懿、汪太太那样虽然混迹学府、却只在情场上显露头角、推波助澜的名门女士。总之，活跃在这“新儒林”里的各色人等，虽然用不着再把八股文当做敲门砖，却都扯起一面自认为是最漂亮的旗帜，将真面目掩盖起来，施出周身解数去追求新的晋身之阶，仿佛自然界的动物蒙上保护色，追求自身的发展一样。自然，他们之中也还有没耗尽两肩正气的某些较好的人物，如虽则荒唐、孟浪，到底还有一些责任感的方鸿渐、赵辛楣，娇弱深沉、很有心计的孙柔嘉等等。这些人物，或像方鸿渐，不失为“可造之才”，或像赵辛楣，终竟有一技之长；或像孙柔嘉，是思虑周密、深藏韬略的女中强者──他们在好的社会里，完全有可能发展为出类拔萃的人才；但在那些乌烟瘴气的环境里，由于缺乏明确的人生目标，倒像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那样，让社会的惰力抵消掉了他们的聪明才智。第八、九章是第四个单元。方鸿渐和孙柔嘉在返回上海途中结了婚。这对双方来说，都不能算做令人激动的结合，加以失业造成的对于前途的焦虑，使他们婚后不断发生争吵。这种争吵在返沪途中还较为单纯，定居上海后，由于双方家庭和亲族的介入，矛盾更复杂了；在婆媳、翁婿、妯娌、亲朋、乃至主仆之间，一度曾发生了一系列龃龉和纠纷。最后，方、孙的矛盾终因前者辞去报馆资料室主任而面临再次失业时激化了。方鸿渐刚刚建立起来的新家解体，他再次冲出一个“围城”，又来到一个“围城”的入口──他打算投奔在重庆当官的赵辛楣谋取职业，这肯定也是一条前途未卜的坎坷不平的道路。小说在一阵老式自鸣钟的“当、当……”声中结束。像过去一切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品一样，它没有提供什么关于社会和人生出路的明确结论，但他描写的生活本身，“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1、《围城》多样性的主题——（1）“围城”之困，人生怪圈“结婚就象金漆鸟笼，笼外的鸟想进去，笼内的鸟想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结局”（褚慎明）“法国也有这么一句格言：不过不是说鸟笼，说是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冲出来。”（苏文纨）“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杨绛）（2）各种观点：李健吾认为：《围城》主题是“男女间爱情之神的围困与跳脱”。郭志刚认为：《围城》揭露了造成“一群独特知识分子”命运的社会环境，“从而宣告了一个时代的即将结束”，“宣告了西方文化思想在中国的失败”。胡范铸、王伟、台湾学者周锦认为：《围城》“揭示了理想与现实之间所存在的距离”，“反映了有丰富精神活动的人，心灵永难满足”，“不易满足的欲望，使人们奋斗不懈”。李频认为：从创作动机看，《围城》是要‘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反映以方鸿渐为首的新儒林的‘类’生活，‘类’本质是作者的基本倾向”。因此《围城》的主题“是指责社会”。敏泽认为：《围城》“是一部充满尖锐社会讽刺的批判现实主义的杰作。……它是一部对行将崩溃的旧社会的一幅生动而真实的写照。”温儒敏认为《围城》有三层意蕴1）“对抗战时期古老中国城乡世态世相的描写，包括对内地农村原始落后，闭塞状况的揭示，对教育界、知识界腐败现象的讽刺”；2）“文化反省层面”即“对传统文化的批判”；3）“哲理思考意蕴”，即“对人生、现代人命运富于哲理的思考。”张明亮认为《围城》主题是“单相思”，是人们彼此间的不沟通甚至相互折磨。宋延平认为《围城》塑造了中西文化合流中所产生的典型蜕变人格，表现了知识分子人格的劣根性。筠涛、红斌认为：《围城》不仅揭示了人类婚姻生活中的“围城”状态，而且在哲学的高度上俯视人生，分析了人生的某种不可抗拒的规律。有人批评《围城》存在历史局限性，“书中的人物不是生活在真空里，抗日的浪潮不能不波及到他们。……有环境不够典型之嫌，反映的生活面也较狭窄。”《围城》的三重意蕴社会批判层面。通过方鸿渐的人生历程，广泛地触及了三四十年代的社会面和众生相，尖锐地揭露和讽刺了当时的种种人生病态和社会弊端。文化批判层面。诸如高等学府中的勾心斗角，反动政府的思想文化控制，“新式”文人（新儒林）的种种心态等等。哲理思考层面。这个层面深入到人本的形而上层面，隐含着类似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中普遍出现的那种人生感受和宇宙意识，那种莫名的失望感与孤独感，有看破红尘的味道，也有人生虚无的感觉。小结：《围城》是杰出的学者型小说，对国难时期知识分子的众生相进行了出色的描写与讽喻，可谓现代文学史上的“新儒林外史”。小说撩开爱情、亲情、家庭关系的帷幕，结合透彻的社会考察，揭示了受封建传统文明和西方现代文明双重夹击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病态，进行了道德求索和文化的批判。小说通过对方鸿渐等知识分子人生经历的描写，不仅反映了一代知识分子在特殊历史阶段的特殊际遇，揭示了处于历史转型期的中国文化价值的断裂、错位、颠倒与冲突。而且表现了全人类生存的困惑，矛盾和怪圈。因为小说主题所揭示的内涵指向不仅有特定时代社会的知识分子，也对全社会、全人类有一定意义，因而其主题具有超越性特点和哲学意味。（1）“不讨厌，可是全无用处”的方鸿渐钱钟书以洒脱幽默的风格和流畅睿智的文字，书写了一群乱世中的知识分子的快乐与郁闷，展示了人类世界的众生百态。小说出色塑造了方鸿渐这一主要艺术形象。方鸿渐是一位生活在旧中国都市里的知识分子，在接受西方现代新思潮的洗礼之后，他并没有像鲁迅们那样成为思想家、改良主义者，而是在中西文化碰撞中成了一个“畸形儿”，成为灰暗社会环境中的灰色人物，有人称之为知识分子中的“阿Q”。小说将人物置于中西方文化大背景下，揭示了人物的精神困境和孤独感。2、人物形象分析生活中方鸿渐聪明不乏幽默，但无论爱情还是事业总是屡屡碰壁。爱情上的失败者——与方鸿渐有过婚恋性质接触的女性多达7人。周太太说“瞧不出你这样一个人，倒是你抢我夺的一块好肥肉。”苏小姐、鲍小姐觉得方鸿渐“人还过得去”。唐晓芙、孙柔嘉也愿意接近他，加上周小姐、张小姐、刘小姐等，方鸿渐似乎很有桃花运，却难觅真正的爱情，糊里糊涂和同校助教孙柔嘉结了婚，掉入了“金漆鸟笼”“婚姻围城”。事业上一事无成——由于不愿同流合污而真才实学又不够，注定方鸿渐在事业上一事无成。重回上海后没有靠山的他，求职困难，而妻子靠姑母找到一份清闲薪高的工作。事业的无成导致妻子对他的鄙夷，二人矛盾愈演愈烈，而妻子洋奴亲戚的势利和卑劣更雪上加霜，加速了婚姻的快速解体。挣扎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一向和家庭习而相忘，不觉得它藏有多少仇嫉卑鄙。”方鸿渐“为了柔嘉，稍能从局外人的立场来观察，才恍然明白这几年来兄弟妯娌甚至父子之间的真情实相，自己有如蒙在鼓里”，旧式大家庭使他觉得格格不入。本已脱围的他结婚之后不知不觉又闯入这一围城。为了摆脱围困，方鸿渐从大家庭分离出来与妻子另组小家。但新式小家庭也并非安乐窝和避风港。婚后，他觉得自己娶的好象不是原来的那个人，妻子由婚前的腼腆、稚弱变得多疑善妨和极富主见，他整天处在和太太无休止的争吵与唠叨中。最后夫妻不离而散。小说最后，方鸿渐在夜色中如丧家之犬在街头漫无目的的游荡……方鸿渐悲剧的双重原因：（1）社会原因（略）（2）自身矛盾性格的原因——方鸿渐的性格有着内在的矛盾性，这种矛盾使他爱情失败；婚姻无奈；事业无为。爱情上，他追求、渴望纯真朴实的爱，厌恶爱情生活中的虚伪与世俗气，但又胆小怯懦，敷衍周旋，患得患失，最后成为情场上的失败者。家庭生活上，他希望过真诚愉快自由的家庭生活，但又软弱无能，摆脱不开旧家庭和社会各方的压力，致使刚成立的小家庭陷入破裂的危机；事业上，他虽有一定事业心和责任感，对社会阴暗不平和抗争，却又屈于环境的压迫总是尴尬退却。个人能力上，他除了能言善辩别无他长，也使他在事业上难有进展，陷于“无用”境地。在他身上，既有对封建秩序的绝望，也有对西洋文化的鄙夷。他既不是英雄，也不是坏人。他身上既有善良正直的一面，又有自私利己的一面。他矛盾的思想性格注定了他不会有焕发光彩的生活道路。（2）《围城》中的女性形象A）唐晓芙，名字来自《楚辞·九歌》:“采薛荔兮水中，攀芙蓉兮木末。”唐晓芙的纯真天然，恰似“初日芙蕴”，她与方鸿渐同属理想青年，是方的真爱。但她偏执于女性解放，要求“占领爱人整个生命”，漫稚气便却流于幻想，方鸿渐也窥破她“不化妆便是心中没有男人”的私心，于是两人误会不断、喜悲流变，终不能成为眷属。20世纪30、40年代女性知识分子虽已走出家门、国门，仍如风筝飞得再高仍离不开现实土壤，唐晓芙纵是满腹诗书也枉然。方鸿渐对唐晓芙有一段精彩的聪明女人论，道出了男权社会的心声:“女人有女人特别的聪明，轻盈活泼得跟她的举动一样。比了这种聪明，才学不过是沉淀渣滓。说女人有才学，就仿佛赞美一朵花，说它在天平上称起来有白菜番薯的斤两。真聪明的女人决不用功要做成才女，她只巧妙的偷懒—”B）孙柔嘉，名字出于《诗·大雅·抑》“敬尔威仪，无不柔嘉”和《大雅·垂民》“中山甫之德，柔嘉维则”，均是讽颂统治驾驭之道。柔嘉是一个外柔内刚、颇有心计的女子。初次在船上亮相，显出女学生的胆怯幼稚。到三闾大学后，柔嘉表面仍是“事事要请教自己”的毛丫头，惧怕“黑夜孤行”，令方鸿渐萌生怜意，后来却发现她“不但有主见，而且很牢固”。订婚后，鸿渐便觉“仿佛有了个女主人”，开始佩服她的驯服技巧。待到辛嵋唤醒他朦胧的警觉时，他已身陷“围城”，再不能自由行事了。孙柔嘉虽是现代女性，教过英文，却并不妨碍她在日常生活领域守护传统钳制异议，她从“羞缩缄默”渐渐暴露的“专横与善妒”个性，正是“中国妇女为应付一辈子陷身家庭纠纷与苦难所培养出来的’。她企图以控制丈夫来求得自己的生存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