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评价毛泽东

重新评价毛泽东来源：彭爱东的日志小序：让那“伐木者”醒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迄至1976年毛泽东去世，历时27年。这一时期，他领导着这一国家，享有绝对的权威。现在，他逝世已30多年，我们是否可以对毛泽东现象作一些反思呢？这是我们民族无法回避的问题，因为我们要走向现代化，需要卸下历史的包袱，而这个包袱是这样的沉重。毛泽东现象不仅是毛个人造成的，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演进中，领袖、党和人民群众的合力所形成的一种社会现象。话题严肃，我们应该力求科学。在60年代中苏两党的大论战中，有过《九评》，那是批“三和一少”（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少作国际支援）。历史作出这样的结论：压根儿批错了。近年国外又有《九评》，从网上看到，那是反共之作。有理不在声高，辱骂不是战斗，我们所不取。民族的觉醒，需要启蒙，陈独秀在“五四”时提倡民主与科学，这个任务到新世纪到来之时还摆在我们面前。现在陈的雕像重又树在北京街头，中学教科书又全面肯定了他的历史地位。这个长期被贬损的人，又向我们走来，这是可喜的消息。智利诗人聂鲁达，有长诗《让伐木者醒来》。中国的伐木者马永顺醒来了。及至晚年，劳动模范马永顺，看到自己得到的奖章、奖状等大量荣誉，其造成的后果是荒山秃岭、水土流失、灾害频仍……他痛心疾首，下定决心重新种树，希望可以将功补过，希望祖国大地可以重新披上绿装，他的觉醒得到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奖励，朱镕基总理去看望了他。他个人真的能够将功补过吗？远远不可能了。由于有领导的、大张旗鼓地砍伐，一位林业教授说：那个时代，大地林木的破坏超过历代王朝的总和。马永顺走了。但是，他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以自己的行动在呼唤“伐木者醒来”。各行各业的人们啊：在那毛泽东时代里，我们不都是为建设祖国而辛勤劳动的“伐木者”吗？马永顺所遵循的最高指示是“以粮为纲”，于是毁林造田。现在接受教训，改过来变成“退耕还林”了。当时还有“以钢为纲”，大炼钢铁，忘了农、轻、重的应有顺序，造成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人民的生计长期陷于匮乏之中。更有以“阶级斗争为纲”，认为社会发展主要靠阶级斗争，而不是发展社会生产力。这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解，违背了唯物史观。“与人斗争，其乐无穷”，国无宁日，又伤害了太多人。此所谓“三纲乱天下”。笔杆子们手里的笔，可不是马永顺手里的电锯，电锯不亵渎人格，不触及灵魂。在阶级斗争的烈火中，笔杆子除了互相攻伐之外，所砍所伐的是什么？不是创造了舆论一律、百花凋残；不是把弥天大谎，营造成社会舆论的主流，“说假话吃香，说真话遭殃”。以专政手段导致民族道德的式微。如此年复一年进行国民性的塑造，这使人格被扭曲。如可怜的曲啸（牧马人的原型），最后只能说：“是妈妈打了儿子。”这就抹煞了是非曲直，道义不存。曹禺说：“我的教训是太听话了。”这是他临终前发出的心声，这是他的忏悔。革命者难道不更应像马永顺那样进行一些反思和忏悔吗？我们知道，意识形态有相对的独立性，列宁说得生动而形象：它不可能装到棺材里和尸体同时埋下去的。何况毛的尸体没有埋下去，也没有按他的意愿火化，仍厝于天安门广场。反思毛泽东现象，体现民族的良知，也应体现党性原则，不妨以马克思主义为据，对这一现象作说明；也不妨以所谓“毛泽东思想”为据，对这一现象作说明。但“真理是时间的女儿”，归根到底还是要看“实践”的检验。要读马列的书，读毛的雄文四卷，还有第五卷，那是更为坦然、直率的满怀豪情之作。华国锋匆匆做这件事，后曾通知收回，终于不了了之。我们也要看“正史”。虽然鲁迅先生说：“正史涂抹太多。”看胡绳著、小平同志题签的《中国共产党七十年》，还有刘吉主编的上海版的同名著作。要看毛的传记，最权威的当然是“中央文献出版社”最近出的《毛泽东传——1949～1967》，篇幅浩大，史料丰富，前所未有，正是我们要探讨的这一时期的材料。毛泽东现象，纵向看，上溯秦皇汉武；横向看，旁及马恩列斯。毛自称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这是高屋建瓴的概括。严秀老（人民出版社原总编辑）补正说：“应该说是斯大林加秦始皇。”因为他和马克思的关系是大可质疑的。毛是浪漫主义的诗人，他政治上的乌托邦理想也是浪漫的。他离开延安之后，从未回去过。周恩来去过一趟，当众哭了。说：“对不起乡亲们。”折腾30年，生产没有恢复到1949年。毛的理想把农民推向绝境。多少干部为民请命，申请一点分配权，均被打倒。公社社员劳动成果被侵吞平调的程度，超过建国前的封建剥削。小岗村十多户农民写血书申请的不过是“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是自己的。”长期丧失自我的农民，“自己”重新出现了，重新开始解放的过程。这时毛已去世多年了，但，相对独立的意识形态仍保护着至高无上的君权，有一些农民仍说毛是“大救星”。“自由”是民主革命的旗帜；“自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理想。马克思所争取建立的是“自由人的联合体”。革命当然需要纪律，但革命的纪律是革命者自觉的选择。革命时期过去，却把“自由”作为社会的异物，在战略上加以反对，从事“驯服工具”的培养，这是人格的否定和异化。进而强调“阶级性”而否定“人性”。这就把问题搞得更复杂，使我们这个民族，既是“缺钙”，又是少有自律和忏悔的精神。陈涉说：“帝王将相宁有种乎？”也想当皇帝。“秦皇汉武略输文采……”更具豪气，舍我其谁，溢于言表。工作中的问题，全党都看到了。毛当然看到，但为了个人权柄，要打倒假想的政敌，宁可把错误向前发展，使千万人转于沟壑。谁给他的这种权力呢？他自己吗？否！党早否定了“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而授于他最后的决定权。这样个人凌驾于党之上，“万岁”之声超过任何王朝。中国的解放战争，是一次农民运动。马克思对太平天国的评说，和毛截然相反。马克思在《中国记事》一文中，对太平天国发了火，说它是“灾星”“妖魔”。所以不便收入译文集中了。事实上，农民运动即使成功，一定是产生一个新皇帝，一定是杀戮功臣，一定是回过头去镇压群众。这是社会发展阶段，即社会生产力水平决定的社会现象。一点办法也没有，历史上从来如此。毛的时代在怎样程度上传承了农民起义的遗传基因？毛的字典上，涉及“民主”甚多，但都是作风，而无一处涉及制度。相反怕谈民主制度，最后认为选举是“形式主义”，说：“我们生来是为人民服务的。”认为民主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他很好运用了这个手段。夺权前，用以号召群众和不民主的旧政权斗争。夺权后，反复讲民主作风，只要求“为民作主”。谈不到“人民作主”。是否可以用常人的伦理要求评说毛呢？一般认为不可。因为他是人君，且早已神化。这就不是他个人的事了。毛的人生结局，典型地反映出他的政治品格，他所营造的至尊地位，他的道德修养，可以看到他和党、和家人、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发展到了什么程度。话题太多，不知从何谈起。有同志指出，核心问题一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一是他的哲学思想。就试着先谈谈这两个问题吧。现实的问题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中国千年的封建文化传统，流传至今。如同一个家庭，说：“天下无不是之父母！”而“面子是中国的纲领”（鲁迅语）。邓小平1991年说：“重新评价毛，现在只能唯心、违心，在这个问题上，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党，我们还不够格。十年后再说，时间不够再拖点时间。”小平去世了，十年过去了。重议此事，谷牧同志说：“重新评价毛，党承受不了。”这样说是耐人寻味的。问题在于：一是官僚经济阶层，他们需要维护既得的经济利益和传统的政治理念和政治体制。这是毛传承下来的，千百年传承下来的宝贵的“政治财富”。一是哀号无告，而又愚昧的弱势群体，他们需要“神”的保佑，如同需要“清官”的为民作主。在漫长时日里，重新认识毛是一个十分痛苦的过程，因为几十年间，他是自己最崇拜，最敬爱的人，曾因他而对生活充满信心，无比自豪。但又怎能不像他说的那样“实事求是”呢？何况“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还有一句老话：“知耻近乎勇”呀！本文作者是中共党员，已至耄耋之年，来日不多，实因有爱党爱国之情，不得不留下自己的想法，以谢世人，仅供参考。因是一个极严肃的话题，又是一个极大众化的话题。有人建议文体可“散文化”、“随笔化”，以求可读性；而科学和翔实更是应追求的目标。不一定做得好，尽力而为。留待后人评说吧。一评：在哲学的迷雾中一点办法也没有，揆诸历史事实，只好用这个不恭的题目。当然也可换一个题目，如《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及其后果》，仍然是一个意思。大哲学家冯友兰，在其最后一本书《中国现代哲学史》中说：“几十年间，毛泽东一直居于君和师的地位。”作为“师”，他欢喜谈哲学。在对“敌”斗争中，他侃侃而谈，旁征博引。有的干部如入五里雾中，当然也只有连声“诺、诺”。发动群众时，比喻生动，通俗易懂，喜笑之中，换了概念。群众不得而知也。他日理万机，不忘涉足哲学界，奖掖年轻的后辈，时和大哲学家议谈于庙堂之上……他不断关注哲学界的新动向，引领着思想的潮流。他的哲学思想，和“君权”相结合。以之为思想武器，所向披靡！他的哲学思想空前普及，被认为是绝对真理，渗入亿万人民的心灵。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在毛泽东时代，毛当然是最伟大的哲学家，他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是精典中之精典。虽然其中不乏可商榷之处。但确实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理，如在《实践论》中说：“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论……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这篇文章是1937年写的。副题是“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讲得多么好啊！这不是早讲得清清楚楚了吗？为什么到40多年之后，胡福明等人写那篇谈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虽然还是讲的这个道理，大家却感到非常新鲜。还认为胆好大呀！全党为之震动。经胡耀邦同志审定时，加了“惟一”两个字。“惟一”和毛泽东所说的“只能是”不是一个意思吗？由于开展一次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被认为是“中华民族又一次思想解放”，是新时期到来的重要标志。这是怎么回事？这是真理的回归。即在建国后的日子里，真理的标准不是“实践”，而是“上谕”。由于哲学思想在实践中进入了误区，船在迷雾中航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使党重又回到正确思想路线上来。从哲学高度上看，这中间是什么问题？我们不应该认真反思，汲取其中的教训吗？“大海航行靠舵手”，不仅是林彪对领袖的颂词，也是生活实情的写照。舵手是用怎样的哲学思想，驾驭着中国这一航船的呢？这是我们应该重点了解的。这个问题，看似很大，其实并不复杂。剥离玄而又玄的概念游戏，揭示哲学的实质，其实也很简单。为了通俗说明问题，还是让我们请当代中国的几位主要哲人，出来讲讲这个问题吧。关于“精神”和“物质”的关系先请李达。他是一大代表，党的创始人之一，首届党中央宣传部长（当时叫中央宣传局主任），毛泽东早年说他是“理论界的鲁迅”。杨献珍说他是“中国哲学界的泰山北斗”。几十年，和毛共事，称兄道弟；他作武汉大学校长时，曾有一句话：“我们在政治上要绝对服从毛主席，我们在学术上可以和他争论。”李达天真了，超前了，没有想到毛已即“人君”之位。这酿成严重后果。何况他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一命题上，求见毛。居然当面争论起来，毛认可这一提法，说是有积极性。李达说：“人的能量是无限的吗？人的主观能动性是离不开条件的。”他又说：“现在不是胆子太小，而是太大，头脑发烧了。主席头脑发烧一点，这样中国就会遭难。”毛说：“你也有些发烧了。烧到华氏百把度了……”这就是唯物论和主观唯心论的矛盾冲突。同样毛在批判马寅初提倡计划生育时，也是用这个武器，他在《红旗》创刊号上写道“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以“人手”反对“人口”，强调“手”的劳动，忽视“口”的消耗。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反对“计划生育”，在全国掀起批判和斗争马寅初的热潮，把马关押20年。在大跃进启动时，《人民日报》发表一篇社论，主张既要鼓足干劲，又要讲究科学。事先审稿时，其他常委均已认可，最后主席不看了。刊出之后，主席批评邓拓是“死人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