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学、图书馆学、情报学：发展历程及发展趋势

档案学、图书馆学、情报学：发展历程及发展趋势2008-07-1216:05关键词：档案学图书馆学情报学发展历史趋势研究热点前沿1、档案学、图书馆学、情报学的历史回顾在世界范围内，真正科学意义上的档案学、图书馆学、情报学分别诞生于19世纪和20世纪，但都在20世纪得到迅速的成长。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这三门学科从名不见经传到逐渐为世人所了解，直到今天它们开始用与时代（信息时代）名称相同的字眼命名自己的学科群为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群，其间，走过了一条非常特殊的发展道路。（1）20世纪档案学领域的主要理论研究成就尽管档案起源于约5000年之前，档案工作的历史也源远流长，但档案学的诞生却是近代的事情。档案学研究最早出现在欧洲，1571年德国档案学家亚克伯•冯•拉明根在海德堡出版的《综合报告——怎样才算一个完美的登记室》和《登记室及其机构和管理》等两部著作，是目前各国档案学史料文献中所见最早的档案学专著。17—18世纪，档案学理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是，正式把档案学作为一门科学并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却是19世纪的事情了。德国档案学家约瑟夫•奥格在1804年出版的专著《档案学的理论思想》中第一次使用了“档案学”概念。之后分别于1806年和1834年创办的《档案学和文书学》、《档案学、古文书学和历史学》杂志，也都使用了“档案学”这一名词。但最早对档案学学科性质进行准确定位的则是曾任法国国家档案局局长的历史学家朗格鲁。1885年，他在《国际档案馆、图书馆和博物馆》杂志上发表了著名论文《关于档案馆的科学》，第一次提出档案学是一门独立学科的见解。“档案学”一词在我国出现得较晚。1935年，滕固在其所著的《档案整理处的任务及其初步工作》一文中指出：用科学方法处理档案，有叫做档案学的学问，在欧洲也是近百年来发达的事。这是我们目前所见文献中最早的相关记载。在1940年出版的龙兆佛的《档案管理法》一书中，也提到了“档案学”概念。［1］中外档案学科学概念的出现以及之后档案学研究的深入，表明档案学已经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立足于世界科学之林。1996年，加拿大档案学家特里•库克在北京举办的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所作题为“1898年荷兰手册出版以来档案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影响”的报告中提出：“本世纪档案思想发展史反映了不同国度、传统和载体的档案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影响”。我们认为，20世纪档案学发展的主要成就是伴随着世界各国档案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影响，较为完整的现代档案学理论体系得以建立和不断完善。现代档案学理论的起源，应追溯到19世纪末期。1898年，荷兰三位档案学家萨穆•缪勒、约翰•斐斯和罗伯特•福罗英出版了著名的《档案的整理与编目手册》。他们的重大贡献是阐述了档案的性质和档案整理的最重要原则。该手册第一次非常明确地诠释了最重要的档案原则，即来源原则。三位档案学家在手册中阐述的思想是20世纪档案理论与实践的基础，是现代档案学理论产生的重要标志。1956年，美国档案学家西奥多•谢伦伯格将《档案的整理与编目手册》誉为“现代档案人员的圣经”。英国公共档案馆馆长希拉里•詹金逊1922年出版《档案管理手册》，拓展和普及了荷兰“手册”的基本思想。他创造性地提出“档案组合”的概念，运用和发展了档案来源原则。1940年，美国档案学者菲利普•布鲁克斯提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即把现行文件到档案的发展看成是一个整体运动过程，通过对这一“生命周期”特点和规律的认识，从而实现文件档案的整体规划和科学管理。1953年，普鲁士国家机密档案馆副馆长阿道夫•布伦内克出版《档案学——欧洲档案工作的理论与历史》一书，他提出的“自由来源原则”发展了来源原则，在档案整理中按来源联系基础上的事由保持档案文件的有机联系。1956年，美国国家档案馆副馆长西奥多•谢伦伯格出版《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提出了著名的“文件双重价值论”，即文件具有原始价值和从属价值。在档案整理和编目上，谢伦伯格创造了“文件组合”概念。谢伦伯格被公认为现代档案学最重要的代表人物。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杰拉尔德•汉姆针对档案管理的发展特点提出“后保管时代档案范例”的思想，加拿大国家档案馆历史资源司特里•库克则进一步发展了这种思想并使其具有广泛影响。特里•库克等认为，在“后保管时代”，档案事业的关注焦点将从文件实体转向文件的形成过程；从分析个别文件的性质和特征转向更好了解导致文件产生的业务职能、活动、任务、事物处理和工作流程；从根据文件内在价值或研究价值进行鉴定转向宏观鉴定形成者的主要职能、计划和活动并挑选出反映它们的最精练文件永久保存。总之，这种新的“后保管”范例将传统理论对实体保管对象的关注，转变成对文件、文件形成者及其形成过程的有机联系、目的、意图、相互关系、职能和可靠性的关注。美国国家档案与文件局局长詹姆斯•罗兹对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他把文件生命周期按管理程序分为文件的形成、文件的使用与管理、文件的处置与文件的档案管理四个阶段。中国档案学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其重要标志就是民国时期几十部档案学著作的陆续问世。新中国建立以后，在合理汲取旧中国和苏联档案学理论合理成分和优秀成果的基础上，中国档案学者不断发展和完善档案学理论，逐步建构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档案学学科体系。20世纪，中国档案学建设的主要成就可以概括为：档案学已经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综合性科学，它由若干分支学科组成；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不断深化和拓展，中国档案学者在档案学学科体系、档案起源、定义和价值、科技档案管理、电子文件管理、档案保护等理论研究方面为世界档案学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档案事业史研究和外国档案管理理论研究不断深入；档案学应用理论和技术研究成绩斐然，其中档案保护技术方面的研究尤其突出，一部分成果达到国际水平。这样一些中国档案学者的名字和他们的理论贡献同样在世界档案学理论发展中占有重要位置：我国第一任国家档案局局长曾三同志既是一位出色的政府官员，同时也是新中国著名的档案学家。他的一些理论论断如“国家档案全宗”理论等，对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档案事业体制和具有中国特色的档案学理论体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新中国档案学教育和研究的创始人、中国人民大学吴宝康教授，是20世纪中国档案学发展中最杰出的代表人物。吴宝康教授在档案学诸多研究领域，著述颇丰。他带领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一批档案学者，创建了新中国档案学学科体系，使档案学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吴宝康教授在档案学理论与历史研究、档案学基础理论特别是档案利用理论研究方面，作出了积极的理论贡献。冯惠玲教授是我国新时期档案学研究的重要代表人物。随着社会信息环境的变化，档案信息记录和保存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电子文件管理成为世界各国档案学者关注的焦点问题。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冯惠玲教授即敏锐地把握了这一世界性的研究课题。她是我国最早涉足该研究领域的档案学者之一。冯惠玲教授有关电子文件特性、电子文件价值鉴定、电子文件管理模式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在档案学界具有较大的影响。（2）20世纪图书馆学、情报学领域的主要理论研究成就［2］图书馆学与情报学的产生和发展与档案学产生和发展的情况非常相像，尽管图书馆的历史非常悠久，但作为一门科学的图书馆学的历史却并不长。图书馆学被认为发端于17世纪的欧洲大陆，法国人加布里•诺德的《关于图书馆工作的意见书》是近代图书馆学最早的著作。19世纪中期，英国图书馆学家爱德华兹进一步完善了以公共图书馆管理为核心的“图书馆管理学”。早期图书馆学具有明显的经验描述性质，因而直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图书馆学仍被人们认为处于“经验图书馆学”时期，在这一时期，美国人麦威尔•杜威的研究成果使“经验图书馆学”达到理论高峰，尽管人们对杜威“经验图书馆学”的批评一直不绝于耳，但它一直在美国取得统治性地位，并且对世界图书馆学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1930年前后美国产生了“芝加哥学派和学院派图书馆学”，部分图书馆学家开始关注与图书馆相关的社会、历史和文化问题的研究，并以新的图书馆学体系挑战“经验图书馆学”。以杜威为代表的“经验图书馆学”是一种追求实用主义的图书馆学，不讲求理论上的完整体系，只从具体工作和技术的角度，以实用的观点来设法解决实际问题。1928年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院成立后诞生的“芝加哥学派和学院派图书馆学”，开始致力于高度理性的图书馆学知识体系的研究，将图书馆看做是一个社会机构，开始了用实证方法和思辨方法研究图书馆问题，实际上，这才是真正科学意义上的图书馆学研究的开始。“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是美国著名图书馆学家巴特勒，他的著作《图书馆学导论》被认为是图书馆学思想发展的真正里程碑。他主张把图书馆学从单纯实用的、技术性的研究推向科学研究阶段，并对图书馆的本质作出了深入的分析，并将其作为图书馆学研究的出发点或基础。在具体科研实践上，这时的图书馆学主要研究分类、编目工作、书目资源管理、文献采编、文献保存和保护等基本课题。20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50年代，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学技术开始进入高速发展时期，相应地产生了主要为科学技术发展提供服务的情报科学。信息论等新学科的出现，使图书馆学家有了新的理论工具。一部分图书馆学家引入信息论等相关理论，以信息交流的模式解释图书馆的活动，建立了情报学。情报学（InformationScience）一词问世于1959年，但1945年，V.布什的《诚如所思》一文的发表被认为是情报学诞生的标志，从此，一个崭新的学科——情报学以勃勃生机开始了健康发展的道路。香农创立的信息论和维纳创立的控制论为情报学奠定了理论基础，电子计算机的出现则为情报学的独立发展提供了技术手段方面的重要条件。图书馆学和情报学在这个时期非常注重文献和文献工作的研究，分类、编目、文摘、索引以及对文献的组织和检索的研究成为了该阶段的研究重点。20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科学文献开始出现爆炸式的增长，情报的积累与利用之间产生了尖锐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专门的科技情报机构开始出现，计算机开始逐步应用于信息的组织与检索，人们逐步加深了对文献信息交流过程的认识，情报学得到长足发展，出现了一大批情报学家和具有开创性的研究成果。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在情报学基础理论研究中贡献卓著的美国情报学家萨瑞塞维克、英国情报学家布鲁克斯、苏联情报学家米哈依诺夫等。萨瑞塞维克认为情报学与文献学、图书馆学不同，它有自己的独特研究领域，他认为情报学是专门研究人类交流现象和交流系统的科学，它要研究情报、情报交流或科学交流的特性，研究情报用户、评价情报系统等。布鲁克斯的主要学术思想包括：主张情报学应当有独特的领域和自己的原理与方法；主张情报学要立足于知识的利用；重视定量研究，认为“情报科学如果不实现定量化，它就将永远是一堆支离破碎的技艺，而不能成为真正的科学”。米哈依诺夫确立了当代情报学最经典的理论体系，他强调科学交流的重要性，强调情报学的对象是科学情报的构成和一般性质以及正式和非正式的科学交流过程的规律性。而此时，图书馆学也引进情报学的理论精华，开始了以提高信息交流效率为目标的学科方向转型。许多图书馆学家进入情报学领域，成为图书馆学、情报学“两栖”学者，就是没有明确进入情报学领域的图书馆学家也在研究中增加了对情报交流过程规律性的探索。转型期的代表人物主要是美国的谢拉和印度的阮冈纳赞。谢拉就是一个典型的“两栖”学者，他既是世界著名的图书馆学家，同时也是一个情报学家。谢拉认为，图书馆不仅仅是保存图书的地方，而且是利用文字记录的系统，它是一种社会工具，在对任何社会和文化都非常重要的交流网中起着联系作用。谢拉的图书馆学思想深受社会学的影响，他的一个重要论点就是“社会认识论”。他认为“社会认识论”是关于“知识对社会的影响”的科学，据此他还认为，图书馆工作人员为了履行自己的职责，必须具备有关知识的知识，图书馆工作是对人的知识的管理，它在一切学问中是最具有跨学科性质的。阮冈纳赞的代表作是《图书馆学五定律》，它总结了图书馆工作的基本规律，指出了图书馆工作的重要规范，阐明了图书馆工作各要素和各种工作之间的内在关系。该阶段图书馆学与情报学的研究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