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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中国的贸易自由化贸易限制指数的一般衡量上海财经大学国际贸易陈波清华大学经济系马弘摘要：就关税壁垒的测量而言，简单平均数和加权平均数都会产生误导。本论文中，首先，我们通过放宽在小国开放经济和一般贸易限制指数（GTRI）上的重要假设来扩展Feenstra(1995)的贸易限制指数。我们用GTRI来说明：关税壁垒可通过异质商品的关税、进口份额以及相互对应的进（本国）出（外国）口弹性来测量。其次，我们采用BrodaandWeinstein(2006)的方法来估计贸易弹性并计算中国1997年至2008年的GTRI。中国的GTRI显示出非常有趣的WTO效应：在2001年加入世贸之前，中国的GTRI大于简单和加权平均税率，但2001年之后却急剧下降到介于简单平均和加权平均税率之间的水平。GRTI的变化表明：加入WTO以后，中国摒弃了对高价值进口商品的关税控制，显著降低了贸易条件，这为Bagwell和Staiger(2011)的研究增加了有力的实证支持。1、简介：国际贸易理论中一个基本理念是：贸易自由化带来福利改善。例如，在一项有影响力的研究中，Frankel和Romer（1999）证实，贸易确实促进了经济增长。然而，一个国家的对外贸易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自由化是很难测量的。精确的贸易限制指数测量能帮助研究者了解各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差别或者一国在贸易自由化承诺下的真实发展情况。因此，贸易限制指数的测量对政策制定和国际贸易谈判是必要的。本论文旨在测量中国加入WTO期间及之后关税降低所反映出的贸易自由化进程。由于进口商品的许多关税细目的税率不同，我们需要一个合适的统一测量方法。这种情况下，我们扩展了AndersonNeary(1992,1994,1996)和Feenstra(1995)的创举，提出了贸易限制指数（TRI）的一般测量，即寻找一种适用于所有进口商品的统一税则（即TRI）来使特定产品的关税处在同一福利水平(τi)。我们的模型建立在Feenstra的模型之上，Feenstra模型显示，贸易限制指数可表示为个别税率平方值的加权平均数，权重反映进口份额和需求弹性。Kee（2008）等人用这种方法计算了88个国家的贸易限制指数，他们进一步说明贸易限制指数的大小实际上依赖于税费的方差、不同税费间的协方差和进口需求弹性。我们的模型在Kee等人模型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我们放宽了具有代表性的小国开放经济假定。这意味着，一个进口商可能面临向上倾斜的供给曲线并且能发挥相应的市场力量。国际贸易政策相关的近期文献强调了进口国市场力量的存在，这种市场力量决定最佳进口关税(Broda,etal.2008)或者影响贸易谈判结果(LudemaandMariaMayda,2011)。此外，Bagwell和Staiger(2011)说明，为加入WTO所协商的关税削减取决于谈判前的关税水平、进口量和进口价格以及贸易弹性。从与Feenstra(1995)来源相似的向上倾斜的出口供给曲线我们看到，贸易限制指数可以表示为个别税率平方值的加权平均，其中，权重既反映了进口需求也反映了出口供给弹性。为精确测量中国的贸易限制，第一步是获得中国贸易需求弹性和世界出口供给弹性的准确测量方法。传统的利用引力方程估计贸易弹性的方法并不合适，因为这种方法的假设是水平的供给曲线（注释1）。幸运的是，Feenstra(1994),Broda和Weinstein(2006)提供了一个可实现的方法，这种方法通过使用分散的进口数据解决了内生性问题。第4节将说到，我们用以上3个人的方法分析中国进口数据，进口产品按HS分类为最细的8位数。供给和需求弹性的可测量大大有助于我们计算贸易限制。简言之，我们的测量显示，在所观察的1997至2008年间，通过GTRI所测量的统一关税通常意味着较高的贸易保护水平，而这种贸易保护水平由加权平均数反应。例如，2000年，简单和加权平均税率分别为16.98和14.68，而GTRI的值更高(25.69)。就关税削减率而言，GRTI的值逐步接近于关税税率表的加权平均值，尤其是加入WTO之后。相比之下，2002年之前，GRTI值的变动较简单，加权平均税率更不稳定。有趣的是，中国加入WTO的前两年（2000年和2001年），GRTI急剧上升，这和Broda等人的发现一致：非世贸组织成员倾向于对供给弹性较低的产品征收更高的税费。此外，GRTI的变化表明：加入WTO以后，中国摒弃了对高价值进口商品的关税控制，显著减少了贸易条件，这为Bagwell和Staiger(2011)的研究增加了有力的实证支持。另外，如Kee等人(2008)所建议的，我们可以将GRTI划分为三个组成部分，也就是：平均税率、差别税率以及税率平方值和作为进口权重的进口需求弹性间的协方差。与Kee等人(2008)所做的各国研究相一致，我们也发现税费的差别是贸易限制指数和进口加权关税有差异的主要原因。最后，GRTI的计算对福利和贸易条件有重大启示。跟随Kee等人的研究，我们构建了净损失（DWL）的线性估算，而DWL与关税结构有关。在供给曲线向上倾斜的条件下，我们可以进一步比较进口商和国外出口商的净损失。对国外出口者来说，高额的关税似乎带来了更多的净损失。因此，我们能够量化中国的贸易所得。这篇论文使得越来越多的文献讨论如何测量贸易限制指数（Cipolina和Salvatici,2008;Coughlin,2010）或者研究运用新措施进行关税改革而带来的福利效应(Kreikemeier和Moller，2008；Falvey和Kreikemeier，2009)（注释2）。在Anderson和Neary(2003,2007)的研究中，TRI这一概念被进一步扩展以便形成与关税/配额结构相同的贸易额，特别地，Kee等人提供了测量不同版本TRI的初步指导并且测量是建立在福利、进口额和出口市场准入是否为主要问题的基础上。与其他文献相比，我们的贡献是其三倍。首先，我们扩展了Feenstra提出的TRI指数，供给曲线向上倾斜的前提下，贸易限制指数的测量更加一般化。其次，不同于Kee等人提供各国贸易限制的对照，我们关注中国2001年加入WTO前后的关税削减，因为这可以被用来证实许多经济政治预测，例如获利理论。再然后，我们将BrodaandWeinstein的计量经济学方法应用到处理中国的按HS分类的8位数进口数据和获得替代弹性、供给弹性的精确估计中并用于各种实证研究，例如研究税费削减对福利和贸易条件的影响。文章的其他部分是按如下组织的。第二章节综述了贸易限制、介绍了GTRL。第三部分介绍了中国的进口数据。第四章节简略地讨论了Feenstra为进口需求和外国供给弹性的估计战略，然后由1997年到2008年的进口关税构建了TRL、估算了DWL。我们在第五章节进行了总结。2、一般贸易限制指数在过去20年，中国的国际贸易部门经历了显著的增长。事实上，每年进口额从1988年的550亿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1.1万亿。在中国2001年加入WTO后，进口增长更为迅速。关税削减，或者更多普遍的贸易限制，被认为是解释这样巨大贸易增长的关键因素。我们想问的一个核心问题是：2008年中国有多少更多的限制，在加入WTO后7年，中国是否倒退到了1997年？常见的回答是因为简单或者加权的平均进口关税。所以，正如第一章节所说，中国简单平均进口关税从1997年的17.5%降到2008年的不到10%，同时加权平均数由14.7%降到4%。实际上，平均关税可以直接从国家进口关税数据中计算。由于这种可用性，平均关税作为好的方法被许多有关贸易保护的研究(注释3）广泛使用。不说它的简单性，平均关税，尽管是由进口量衡量，但很可能误导了出于研究或者政策制定目的的人。第一，简单平均关税忽视了不同生产（部门）的相对重要性。第二，尽管加权平均关税考虑到了相对重要性，但它忽视了禁止性的关税从而导致进口为零。第三，贸易保护可能是战略性的并且向特定行业偏斜的。比如，Broda（2008）说明对于WTO的优先成员国，各个国家趋向于对于无弹性的商品供给（注释4）建立更高的进口关税。Nunn、Trefler(2010)和Lin(2009)的研究同样表明有效的关税干预与技术密集型或者比较优势联系很大。最后，正如Anderson和Neary(1996)指出，平均关税没有福利基础所以也不能被用来衡量贸易政策带来的福利损失。由Anderson和Neary(1992,1994,1996)完成的先驱工作，提议要统一关税（所谓的贸易限制指数，TRL），这样由于通用的关税结构，进口国就可以获得相同的福利。Anderson-Neary以经验为主的方法论要求建立一般均衡模型（CGE）来解决统一关税税率问题。作为一种选择，Feenstra(1995)建议，在局部均衡和需求曲线（注释5）下，以福利为基础的TRI可以简化为所以，要量度TRL只需要有关进口需求弹性(σ)、进口份额(s)、和关税税率（t）的知识。这个简化的TRL可以方便地应用于计量经济学的方法中,这个方法考虑到了高度分解的关税细目。幸运的是，Kee,etal.(2008)认为TRL能够进一步被分解为以下3个部分。表示加权进口关税，表示关税变化表，代表调整过的弹性，和和表示协方差。方程（2）清楚地揭示TRL在理论上的一致：正如TRL所暗示的，如果关税有大的方差并且关税与进口需求弹性正相关，贸易限制应该比其他方面建议的加权平均关税更高。然而，Feenstra(1995)的TRL也假定是小型开放经济。这就是说潜在的出口供给是完全弹性的（例如，一条水平逆出口供给曲线）以至于关税转嫁到消费者完全是针对国内需求者。正如Feenstra(1995)所注意到的，在现实中，极少的物品或者国家能真正面对给出普遍垄断性竞争市场结构的情况。这样，我们建议一个一般贸易限制指数（GIRI），它不仅包括向下倾斜的进口需求，并且也包括由于部分关税负担由外国出口供给者承担而上升的出口供给。这样，我们放宽了“小型开放经济的假设”，并且考虑到了由征收关税带来的外国供给者和国内需求者的扭曲。特别地，我们的GTRI在下面的等式（3）表示：ω代表逆出口供给弹性。当关税征收国是一个面对无限供给弹性的小型开放经济国家时，GTRI立即退化到Feenstra(1995)的TRI.。我们把Appendix的GTRI起源的细节留给读者做进一步的参考。3、数据我们关注这篇论文的焦点是研究中国在2001年加入WTO前后这段时间里中国贸易限制的减少。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利用了8位数水平的HS进口数据，这个数据是对于研究者可利用的大多数分解的水平。我们从中国海关总署获得1997年到2008年每年进口价值和数量。一个值得注意的中国对外贸易的特点是加工贸易的普遍性。的确，进口很大的份额是中间产品的输入，它是在加工之后，以最终产品出口。由于加工进口在进口税或者增值税（注释6）中是免税的，在这篇论文中，我们将只考虑不加工进口品，它平均占到总进口的2/3左右。我们资料组包括超过6000种进口的HS产品，并且平均每种产品有来自10个国家的进口数据。通过这个资料组，我们可以计算进口份额，并且也能估算需求和供给的弹性。关税数据是优惠税率，来源于世界综合贸易解决方案（WITS），它是6位数的HS。然而，2002年的关税数据，在WITS中是缺失的。所以，当必要时我们用WTO的数据来补充WITS。结合6位数HS关税数据，我们将8位数HS产品合并为6位数来和优惠税率对比。4、经验主义战略正如在贸易和许多其他经济领域广泛运用到的一样，我们假定一个国家在进口中的福利能够由不变代替弹性(CES)总结出来，它最初是Dixit和Stiglitz(1977)引入运用的。这样，我们假定品种σ(sigma)之间的替代弹性，同种物品之内，g是不变的（注释7）。这种CES功能的构成值可以被解释为品种之间的替代弹性，σ，可以解释为对于给定进口商品的价格需求弹性。依照宏观层面研究的标准，由Armington定义的这个种类是国家——商品配对的。尤其是这篇论文中，商品是按照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