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学

第六章影视叙事学批评方法第一节叙事学概述一、叙事学的理论渊源•20世纪60年代在结构主义思潮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经典叙事学•索绪尔的理论——结构主义语言学——叙事学•结构主义将研究文本视为一个具有内在规律、自成一体的自足的符号系统，注重其内部各组成成分之间的关系的研究角度与方法，直接影响了叙事学把其注意力从文本的外部转向文本的内部，着力探讨叙事文本内部的结构规律和各种要素之间的关联。叙事学的起源•叙事学的起源受惠于20世纪20年代弗拉基米尔·普洛普所开创的结构主义叙事和俄国形式主义文论。•普洛普于1928年发表了他的代表作《民间故事形态学》，书中他首次提出“叙事功能”的概念，即对故事发展产生意义和作用的人物行动。•俄国形式主义者什克洛夫斯基、艾享鲍姆等人为突出研究叙事作品中的技巧，提出“故事”和“情节”的概念来指代叙事作品的素材内容和表达形式，大致勾勒出其后经典叙事学研究所聚焦的故事与话语两个层面。英美新批评•英美新批评是叙事学学术背景中重要的成分，新批评把文学作品看作是一个完整的多层次的艺术客体，是一个独立自足的世界•文学作品本身就是文学活动的本源等核心观点，为叙事学的诞生打下了基础，尤其是在对叙事话语的研究领域，叙事学可以说是与新批评中的小说形式研究一脉相承的。叙事学复兴•20世纪90年代，叙事学迎来小规模复兴。•在研究方法上，新理论对诸如女性主义、解构主义、读者反应批评、精神分析、历史主义、修辞学、电影理论、话语分析等研究方法兼收并蓄。•叙事学的各分支学科：女性主义叙事学、修辞性叙事学、认知叙事学、社会叙事学、电影叙事学等应运而生。•叙事学步入流派纷呈、百家争鸣的后经典时期，戴卫·赫尔曼亦称之为“Narratologies”——复数叙事学阶段。•进入21世纪，即叙事理论正在达到一个更为高级和更为全面的层次，很可能会在文化研究中处于越来越中心的地位。二、叙事学的基本类型及代表人物（一）弗拉基米尔·普罗普的结构主义叙事学结构主义叙事学的起源•结构主义叙事学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俄国民俗学家普罗普（VradimirPropp，1875-1970）对俄罗斯民间故事叙事结构的研究，他对俄罗斯民间故事的叙述结构研究的著作《民间故事形态学》（1928年）一书，是整个叙事学领域里一部里程牌式的著作。•普罗普认为，文学研究应当着眼于“不变项”，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发现文学的普遍规律。如果只着眼于“可变项”，就会使研究变得无限繁杂而不得要领，最终劳而无功。普洛普的研究•在《民间故事形态学》中，普洛普通过对100个俄国民间故事的研究发现，许多民间故事有着类似的结构。•在不同的民间故事中，人物和事件虽然各不相同，但叙述结构却常常是相似甚至是相同的。普洛普的研究举例•沙皇给了英雄一只鹰，鹰把英雄带到了另一个王国。•老人给了苏桑寇一匹马，马把苏桑寇带到了另一个王国。•魔法师给了伊万一只小船，船把伊万带到了另一个王国。•公主给了伊万一枚戒指，从戒指中出现的一些年轻人把伊万带到了另一个王国。普洛普的研究结果•在这些故事中，既有常量也有变量，人物的名字和每个人的特征是变化的，但他们的行动和功能却不变。•又如在“龙王抢走国王的女儿”这一故事中，可以将龙王换成巫婆或其他任何一个邪恶者，将国王换成任何一个以别的名字命名的所有者，国王的女儿也可以换成其他可爱的被劫者或宝物。•经过这样的替换，叙述结构仍然保持不变，从这点可以推测，一个故事常常把相同的行动赋予不同的人物，这使得根据故事中人物的功能来研究故事成为可能。普洛普的“功能”说•普洛普所说的“功能”并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事物的作用或事物的用途。•它是从若干个同类的情节单元中提炼出来的，可以涵盖原来情节单元的一种抽象情节，是某一叙述单位在叙述过程中的意义。•这就如同人类语言具有无限多的句子，但是所有这些句子却是由非常有限的一些音素组合而成的一样。•“功能”包含着两个层面的含义：“角色功能”和“叙事功能”。“功能”的两层含义•人物是最基本的叙述单位，也是最基本的功能单位，普洛普称之为角色功能。•上述的四个例子中，人物不同，事件不同，但叙述结构却是相同的，其原因就在于沙皇、老人、魔法师和公主的功能相同，鹰、马、船和戒指的功能相同，英雄、苏桑寇和伊万的功能相同•比人物更大的功能单位是事件，普洛普称之为叙事功能。•上例的四个叙述中，不但角色功能相同，而且这四个事件在各自的故事中的意义相同，都是使主人公开始在另一国度的冒险，因此，它们也属相同的叙事功能。•这些功能的存在，支撑着整个故事的大框架。比如，神话《宝莲灯》中，沉香得到能够制服妖魔的宝莲灯，这是中国民间故事叙述功能中的一种：“主人公获得具有魔力的器物”。如果没有宝莲灯大放异彩，除妖杀魔，沉香就不能顺利到达华山，救出母亲，故事也就不能开展下去。“功能”的四大原则•①功能是故事中恒定不变的因素，不管这些功能是由谁或以何种方式来完成的，它们都是构成故事的基本成份。•②民间故事里的“功能单位”的总数是有限的。•对此，普罗普采取了对情节抽象简化的方法。他通过抽象简化，从丰富复杂的民间故事中抽取出有代表性的“叙事功能”，并加以归纳整理，用拉丁字母符号化。普洛普一共找出31种有代表性的叙事功能：•1、某个家庭成员不在家。（β）•2、对主人公下一道禁令。（γ）•3、禁令被破坏。（δ）•4、坏人试探虚实。（ε）•5、坏人获得受害者的消息。（ζ）•6、坏人企图欺骗受害者，以便控制他或占有他的财产。（η）•7、受害者落入圈套，不自觉地帮助了敌人。（θ）•8、坏人伤害了家庭中的某个成员。（A）•8a、家庭中某个成员缺少或希望得到某物。（a）•9、出现灾难或贫穷：主人公得到请求或命令，他被允许前往或派往。（B）•10、寻找者同意或决定反抗。（C）•11、主人公离家出走。↑•12、主人公经受考验、审讯或遭到攻击等。这一切为他后来获得某种魔力或帮助铺平了道路。（D）•13、主人公对未来的施与者作出反应。（E）•14、主人公获悉使用魔力的方法。（F）•15、主人公被送到、派到或带到他所寻找的目标所在地。（G）•16、主人公与坏人殊死交锋。（H）•17、主人公遇难得救。（J）•18、坏人败北。（I）•19、最初的灾难与贫穷得到解除。（K）•20、主人公返回家园。↓•21、主人公受到追捕。（Pr）•22、主人公在追捕中获救。（Rs）•23、主人公返回家园或到另一国度，未被认出。（O）•24、假主人公提出无理要求。（L）•25、给主人公出难题。（M）•26、难题得到解决。（N）•27、主人公得到承认。（Q）•28、假主人公或坏人被揭露。（Ex）•29、主人公被赋予新的形象。（T）•30、主人公受到惩罚。（U）•31、主人公结婚并登上王位。（W）•③功能的排列顺序总是一样的。•④所有民间故事就结构而言都属于同一形态。普罗普的结构主义叙事学贡献•1、普罗普探讨的是叙事作品的一种特殊形式——民间故事，但是他采用的分析故事构成单位及相互关系的方法，对其他叙事文体的分析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2、普洛普的重大突破在于他超越了对具体作品的感性形态的分析，突破了对某一篇民间故事进行深入解读的研究方法，把目的放在探索民间故事中的共同内部结构，确立了故事中十分重要的基本因素——功能，提供了按照人物功能和它们联结关系研究叙事体的可能性。•3、他将故事中出现的动作简化为一种顺序组合，超出了表层的经验描述，使叙事体的研究更趋科学化。•普洛普对叙事学的开创之功是不可抹杀的。他的研究为叙事体结构和要素分析开掘了一条新路，结构主义叙事学正是以此为起点，并沿着这条路线发展的。•后来的结构主义理论家都致力于叙事规则具体化的探讨，如托多洛夫、格雷马斯、罗兰·巴特等等。（二）格雷马斯的符号学矩阵理论•格雷马斯（A.J.Greimas，1917-1993）是符号学法国学派创始人之一，主要著作有：《结构语义学》、《论意义》、《论意义II》、《符号学与社会学》、《神与人一立陶宛神话学研究》。•他在普洛普研究的基础上深入而又全面地研究了叙事语法，提出了完整的既可用于文学叙事文本又可用于社会叙事文本的符号学理论。•格雷马斯的成就主要是在符号学和结构语义学方面，在《结构语义学》中，他从探讨“意义的基本结构”入手，过渡到所谓的“行动元”类型研究，在此基础上结合普洛普的民间故事叙事理论，建立起了一种更加抽象的“行动元模型”。什么是“行动元”？•“行动元”原是一个用于进行句法研究的语言学术语，包括施动者、受动者、受益者三种。•格雷马斯认为，一切意义的产生都必然和“行动”有关，有行动就必须有施动者，因此施动者就是一个基本的行动元。施动者可以是人，也可以是其他非人的生物。•格雷马斯建议，不应根据人物“是什么”，而应根据人物“做什么”，有什么行动，对叙事作品的人物进行描写和分类，“行动元”这一名称也由此而来。•不但施动者是行动元，受动者、帮助者、反对者等等也都是行动元。•普洛普曾经把俄国民间故事中的所有的角色概括为七种，格雷马斯显然从中受到了很大的启发。•他根据行动元之间的接合原理，将原来只有三种类型的行动元改造为三对互相对立的“行动元范畴”：主体/客体、发信人/收信人、辅助者/反对者。行动元范畴•主体和客体相当于普洛普划定的“英雄”和“被寻找的人”•发信人与收信人相当于普洛普划定的“发送人”和“被寻者的父亲”•辅助者与反对者相当于普洛普划定的“施主”、“帮助者”和“反角”、“假英雄”“辅助者与反对者”的作用•1、第一类功能有助于欲望的实现，它利于交流；•2、另一类反之，它制造障碍，阻滞欲望的实现，妨碍交流。•有了这两种力量的存在，文本变得复杂化，意义也会更加丰富多彩。•在一些故事情节稍微复杂一点的叙事文本中，这两个行动元很容易被发现。•行动元与人物不一定是一一对应的关系，有时一个人物可以充当几个行动元，有时一个行动元可以由几个人物共同充当。•例如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传》中，宋江、林冲、鲁智深等好汉原都是朝廷命官，被逼无奈之下才奔赴梁山泊，成为反抗朝廷的志士。在这里，他们不仅同属一个行动元，又各自都充当了多个行动元。“行动元”模型•该模型中各行动元之间有了用符号“→”连接构成的逻辑“先设关系”，使各行动之间形成了一个结构整体。•“主体/客体”居于模型的中心，主体是“欲望”的发出者，客体既是“欲望”的对象，也是交流的对象，其他两对行动元起辅助作用。从文本表层话语方面讲，一切叙事文本都可以抽象出这一模式。“矩阵”的提出•即：•虽然“行动元模型”已经是“高度”形式化的概括，但从逻辑学的角度说，“六个行动元”组成的模型还是过于“具体”，给人的印象是还没有完全形式化、符号化。•为了克服这一缺陷，格雷马斯在《论意义》中，提出了完全形式化、符号化的“矩阵”，即设立一项为X，它的对立一方是反X，在此之外，还有与X矛盾但并不一定对立的非X，又有反X的矛盾方即非反X。“矩阵”的运用举例•用矩阵来分析张艺谋的电影《红高粱》：“矩阵”的运用举例•这样我们就有以下图形:•按照格雷马斯矩形公式衡量上述人物关系，可以发现:我爷爷和我奶奶代表生命即X(生命力充满)，日本侵略者代表反生命即反X(生命的毁灭者)，蒙面盗、掌柜、罗汉大叔等则相当于非生命即非x(生命力匮乏)，最后，“我爸爸”和“我”，作为旁观者和叙事者出现，可以看作非反生命即非反X(思索生命)。“矩阵”的运用举例•分析这幅关系图我们可以发现以下至少六种关系:•(1)生命与反生命:“我爷爷”和“我奶奶”的充满的生命力是与生命的毁灭者日本侵略者尖锐对立的；•(2)反生命与非生命:反生命的日本侵略者意在残杀生命，而非生命一方的罗汉大叔、游击队司令虽有抗争但过于匮乏而遭致毁灭；•(3)非生命与非反生命:一方是生命力匮乏导致毁灭，另一方则加以思索，这种关系不是对立而是对照；•(4)非反生命与生命:作为非反生命一方的“我”可能对“我爷爷”和“我奶奶”的充满的生命力给予礼赞；•(5)生命与非生命:这种关系耐人寻味，“我爷爷”对罗汉大叔、游击队司令可能有某种同情，如为他们复仇，但又可能充满一种你死我活的尖锐对立。•“我爷爷”先是杀死蒙面盗，继而杀死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