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中日战争时期日本的侵略理论

试析中日战争时期日本的侵略理论史桂芳内容提要：中日战争时期，日本国内有许多使略理论。这些俊略理论配合日本政府对外侵略政策，从理论上说明日本俊略的“合法”性，并煽动日本国民支持使略战争，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东亚联盟论、东亚协同体论和大东亚共荣圈论。这些理论在实现日本独霸东亚、称雄世界的目的是一样的，但是，其手段有所不同。东亚联盟论主张以王道主义为指导，以“国防共同、经济一体化、政治独立”为条件，建立东亚联盟；东亚协同体论则主张以协同主义为指导，用协同主义代替中国的民族主义；大东亚共荣圈则以建设东亚新获序为名，扩大使略，以获得更多的资源。其中，东亚联盟不仅限于对理论的阐述，而且成立了东亚联盟协会，形成东亚联盟运动。汪精卫集团也大肆鼓吹东亚联盟是孙中山大亚洲主义的发展，在其统治地区组织了东亚联盟组织。东亚协同体论者组织的昭和研究会在日本新体制运动开展后，参加了大政奚赞会。大东亚共荣圈被日本政府直接表述为基本国策。关键词：侵略理论东亚联盟东亚协同体大东亚共荣圈中日战争时期，日本国内有许多侵略理论。这些侵略理论配合日本政府对外侵略政策，从理论上说明日本侵略的“合法”性，并煽动日本国民支持侵略战争，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东亚联盟论、东亚协同体论和大东亚共荣圈论。这些理论在实现日本独霸东亚、称雄世界的目的是一样的，但是，其手段有所不同。东亚联盟论主张以王道主义为指导，以“国防共同、经济一体化、政治独立”为条件，建立东亚联盟；东亚协同体论则主张以协同主义为指导，同协同主义代替中国的民族主义；大东亚共荣圈则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名，扩大侵略，以获得更多的资源。其中，东亚联盟不仅限于对理论的阐述，而且成立了东亚联盟协会，形成东亚联盟运动。汪精卫集团也大肆鼓吹东亚联盟是孙中山大亚洲主义的发展，在其统治地区组织了东亚联盟组织。东亚协同体论者组织的昭和研究会在日本新体制运动开展后，参加了大政翼赞会。大东亚共荣圈被日本政府直接表述为基本国策。在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期间，日本不仅以武力进攻中国，而且竭力在理论上寻找对外侵略的根据，蛊惑民众支持战争。这一时期，日本国内出现了诸多支持政府对外扩张的侵略理论。这些侵略理论与日本的战争政策、侵华罪行一样，是研究抗日战争史、中日关系史的重要内容。目前国内史学界对日本侵略理论的研究还比较薄弱，本文拟对日本侵华战争时期影响比较大的东亚联盟论、东亚协同体论、大东亚共荣圈论作一概要分析，旨在加深对中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理论与侵略政策的认识，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本质。一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时期的主要侵略理论（一）东亚联盟论“东亚联盟”一词始见于1933年3月伪满洲协和会制订的《满洲国协和会会务纲要》中。协和会是日本侵占东北后建立的思想控制团体，其宗旨是反对共产主义、三民主义，实行“王道政治”，建设“王道乐土”。协和会成立后，积极配合关东军的“讨伐”战，对东北人民实行思想和政治上的控制。协和会的纲要中提出：“满洲国协和会根据王道主义，向国民彻底地普及建国精神，团结有明确信念的国民，排除反国家思想和反国家运动，以期建成民族协和理想之地，同时向全中国普及民族协和运动，进而将运动扩展到整个东亚，结成东亚联盟，以重建东洋文化，确保东亚的永久和平”（注：山口重次：《民族协和运动と当面の课题》，《东亚联盟》（东京，以下凡东京东亚联盟协会出版的杂志，不再注“东京”二字）1942年第8期，第27页。），这里将协和运动与东亚联盟联系起来，视东亚联盟为协和会的目标。30年代中后期，策划九一八事变的罪魁石原莞尔写了《东亚联盟建设纲要》和《昭和维新论》等文章，东亚联盟始成为一种系统的侵略理论，在日本国内外产生影响。东亚联盟论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第一，以王道主义为指导理念，以王道主义反对西方的霸道主义，在此基础上建立东亚联盟。东亚联盟论认为所谓王道主义是东方文明特有的思想体系，石原莞尔解释说，“王道在政治上是联盟各个国家自觉地顺从民众的理性和良心，对最高价值的信赖与服从，是将内治与外治观念综合统一起来的观念，是以东洋民族觉醒和统一为前提的东洋理想社会的理念”（注：《石原莞尔选集6》，东京たまぃらほ社1986年版，第19页。），这里的“最高价值”就是信仰“万世一系”的日本天皇。东亚联盟论者不仅要求日本人民绝对服从天皇，还要东亚各国人民信赖天皇。在他们看来，近代日本天皇制充分体现了日本国体的优越，因为天皇是“现人神”，日本是“天孙之国”，“承接天照大神的天皇，是世界唯一天成君主”（注：《石原莞尔选集4》，东京たまぃらほ社，1986年版，第34页。），而其他国家的国体都有致命的弱点，东亚各国服从天皇，信仰王道是理所当然的。第二，结成东亚联盟的目的是为了在最终战争中取得胜利，以王道战胜霸道。最终战争论是石原莞尔提出的日本统治世界的构想，它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上出现了国家联合的态势，日本是东方文明的代表，美国是西方文明的代表，这两个国家所代表的集团“将围绕谁是世界的中心，在不久的将来，挟太平洋进行人类最后的大决战，打一场规模空前的战争”（注：江口圭一：《大系日本の历史14》，小学馆1989年版，第188页。），通过这次战争“决定是日本的天皇成为世界的天皇，还是由美国总统统治世界，决定人类最后的命运。这是决定究竟是由东洋王道还是由西洋霸道统治世界的战争”。（注：《石原莞尔选集3》，东京たまぃらほ社，1986年版，第45-46页。）日本为了建立世界的王道秩序，就要努力争取在最终战争中取得胜利，为此，首先要与东亚各国尤其是中国联合起来，建立东亚联盟，以积蓄最终战争胜利的力量。第三，结成东亚联盟的条件是：“国防共同、经济一体化、政治独立。”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后，大肆鼓吹东亚联盟论，并以东亚联盟论附会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在东亚联盟论的3个条件后，加上了“文化沟通”。石原莞尔等人认为“文化沟通”有利于日本在中国扶植傀儡政权，有利于在中国的占领区对中国人民实行奴化教育和统治，因此，同意把“文化沟通”作为联盟论的内容之一。于是，结成东亚联盟的条件由3项变成了4项。第四，东亚联盟的范围，主要是日、“满”、华3国，待将来东亚的力量发展了，再把范围扩大为整个亚洲。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东亚联盟论提出联盟的范围包括广阔的南洋地区，提出：“东亚联盟的范围是联盟的国防力量，目前主要是日本的力量能排除欧美霸道主义的压力地区内的诸国家。随着大东亚战争的发展，结成东亚联盟地区也在迅速扩大。”（注：《石原莞尔选集6》，第67页。）可见，东亚联盟的范围是随着日本侵略战争的发展而不断扩大的。（二）东亚协同体论东亚协同体论与东亚联盟论一样，也是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形成、影响比较大的侵略理论，最早提出这一理论的是记者杉原正己。（注：尾崎秀实：《东亚新秩序论の现在及び将来》，《尾崎秀实著作集》第2卷，劲草书房1977年版，第52页。）而大量对协同体论加以阐述、宣传的是东京大学教授蜡山政道。蜡山曾连续在《改造》等发行量颇大的杂志上，发表关于东亚协同体论的文章。此后，昭和研究会的成员及新闻记者也开始发表关于协同体论的文章（注：冈本幸治主编《近代日本のァジァ观》，ミネルゥァ书房，1998年版，第233页。），加田哲二、山崎靖纯、三木清、三枝博一、船山信一、尾崎秀实等都是东亚协同体论的鼓吹者。东亚协同体论是当时各种侵略理论中，对日本知识分子影响最大的一种。昭和研究会成立于昭和8年（1933年）10月1日，是日本的国策研究机构，参加者多为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与日本政界要人关系密切，研究会的发起者后藤隆之助就是第一次近卫内阁成立时的组阁参谋。研究会在常任理事会下设政治、外交、经济、教育等若干个研究组，进行专题研究。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研究会主要研究与战争有关的问题。他们为了维护日本既得的侵略利益，主张以东亚协同体论解决中日战争。协同体论的基本主张有以下几点：第一，认为东亚协同体是日中战争发展的必然结果，要以东亚协同体论化解中国的民族主义，使日本早日从战争的泥潭中拔出脚来。东亚协同体论重视中国民族主义的力量，认为：“中国以低下的经济力量、不完全的政治体制、贫弱的军队抵抗到现在，这实际是民族问题。”（注：尾崎秀实：《“东亚协同体”の理念とその成立の客观的基础》，《尾崎秀实著作集》第2卷，第312页。）在长期化的日中战争中，中国的民族主义具有重要作用，因此主张以协同体论解决战争，达到日本军事侵略难以达到的目的。第二，鼓吹协同主义是东亚各国的基本理念，它具有巨大的优越性。他们认为协同主义的思想原理“从更高的角度超越了已经破产的近代主义，比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全体（集权）主义等体系更具有优越性。它立足于传统，又非单纯地复活封建的东西，亦非止于空疏自负的言辞。它通过对东洋文化和西洋文化的新反省，站在现在的历史阶段，是应世界环境而生的思想创造”。（注：三木清：《续新日本の思想原理协同主义の哲学的基础》，《三木清全集》第17卷，岩波书店1968年版，第535页。）认为协同主义集东西方文化之大成，因此，东亚协同体不仅是东亚地区的特殊的理想，而且是对世界和平有积极贡献的普遍原理。第三，认为东亚协同体与日本国内的国民政治组织有密切的联系，后者是前者的条件。东亚协同体论认为以往日本的国民组织已经失去了作用，日本应重新组织新的国民运动。因此东亚协同体论对1940年开始的新体制运动非常感兴趣。昭和研究会与国民运动研究会关系密切，参加了大政翼赞会。（三）大东亚共荣圈论提起日本侵略理论，人们最熟悉的可能就是大东亚共荣圈论了。最早提出“东亚共荣圈”一词的是日本陆军省军务局军事课的岩畔豪中佐和参谋本部第二课的堀场一雄少佐，而公开将“大东亚共荣圈”作为日本国策提出的是松冈洋右。1940年7月19日，近卫在荻洼召开组阁筹备会，准备出任新一届近卫内阁外相的松冈洋右参加了这次会议（史称荻洼会议）。会上制定了《荻洼会议备忘录》，备忘录在外交政策中提出：“东亚新秩序包括英法荷葡在东亚及邻接岛屿的殖民地，要对这些地区采取积极的对策”，“要力避与美国无谓的冲突，建设东亚新秩序要排除美国的实力干涉”。（注：《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原书房1978年版，第436页。）1940年7月22日，第二次近卫内阁成立，26日，内阁通过《基本国策纲要》。这个纲要是根据荻洼会议精神制定的，其中关于外交方针提出：“皇国现在的外交以大东亚新秩序建设为根本，其重点是解决中国事变，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实施建设性的且有弹性的施政方针。”（注：《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原书房1978年版，第436页。）8月1日，松冈外相在对政府的外交方针进行说明时说：“确立大东亚共荣圈，这个大东亚共荣圈与过去被称为东亚新秩序乃至东亚安定圈是同样的，它包括荷属印度尼西亚、法属印度支那，日满华是其一环。”（注：《东京朝日新闻》（夕刊）1940年8月2日。）这是日本内阁成员第一次公开提出大东亚共荣圈的概念。大东亚共荣圈扩大了过去日本政府提出的由日、“满”、华组成的东亚新秩序的范围，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多的资源，增强日本的国防经济实力。松冈认为：“在各国推进经济集团化建设时，日本也需要扩大通商贸易上所必需的地域。”（注：《松冈外相演说集》，日本国际协会1941年版，第13～14页。）。大东亚共荣圈理论主要内容是：第一，建立共荣圈弥补日本资源上的不足，保证日本扩大战争的需要。松冈认为欧洲经济呈现出集团化的趋势，阻碍着日本对外贸易的发展，影响了日本的经济。尤其是随着日美关系的恶化，“日本必要物资出口更加困难，因此，须倾全力获得我国通商贸易上必要的物资，重点弥补‘东亚经济圈’的资源不足”。（注：《松冈外相演说集》，第13—14页。）第二，在大东亚共荣圈内排除欧美旧势力，将东亚各国从欧美侵略的桎梏下“解放”出来。在大东亚共荣圈内，实现日本与这些民族“和衷共济、共存共荣、邻保互助”，建设大东亚的繁荣与安定。大东亚共荣圈已经远远超过“东亚新秩序”建设的范围，包括澳洲在内的南洋都被纳入大东亚共荣圈。二各种侵略理论的异同东亚联盟论、东亚协同体论、大东亚共荣圈论，均为中日战争期间影响较大的理论，这些侵略理论是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