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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第一杀手——王亚樵斧头帮（电影《功夫》剧照）电影《功夫》斧头帮老大（陈国坤饰演）鳄鱼帮老大（冯小刚饰演）历史上的斧头帮在林林总总的香港娱乐电影中，“斧头帮”几乎就是黑帮、黑社会的代名词。那么历史上真实的斧头帮真是十恶不赦的黑帮吗？非也，斧头帮实际上乃是阶级矛盾的产物，也是国仇家恨的产物。斧头帮的崛起源于一场激烈的劳资冲突。当时，上海资本家长期拖欠码头工人的工资，双方劳资矛盾极为深刻。面对资方的蛮横无理，王亚樵认识到必须要把劳工们武装起来，以暴制暴。于是，王亚樵组织安徽籍码头工人，一夜之间请人打出了一百多把斧子，然后大家手持利斧冲进了资本家的大院。斧头虽常见，但近可砍，远可掷，不输于任何冷兵器，极具威慑力。面对寒光闪闪的利斧，资方被迫做出让步，接受了码头工人们开出的条件。这次行动，狠刹资本家的威风，顺利解决了拖欠工资的问题。同时，王亚樵也以此确立了斧头帮在上海滩的地位。从此，斧头帮以无政府主义为理论指导，以暗杀为主要手段，以斧头为标志性武器，用炸弹、手枪对付其他帮派和欺压工人的资本家，并得到底层贫民的支持。斧头帮最鼎盛时，核心成员有数千人；几乎全上海的黄包车车夫都是斧头帮的外围成员；码头装卸工人、行走于上海的各种“小买卖”都是斧头帮的眼线；王亚樵所控制的“上海劳工总会”多达十几万人；而且在全国范围内都有斧头帮的分会。当然，由于斧头帮并无明确的行动纲领和组织纪律，搞的又是“以拳头解决问题”的无政府主义，加之成员复杂、良莠不齐，斧头帮有的成员不可避免地会做出一些恶事，甚至是伤天害理的事。真实的斧头帮帮主—“民国第一杀手”王亚樵原国民党军统特务沈醉曾经说过：“世人都怕魔鬼，可魔鬼却怕王亚樵。”就连戴笠也怕王亚樵，一听说王亚樵要行动，第一个动作就和《功夫》中的警察一样：关紧门窗。复兴社的后台老板蒋介石，一听到王亚樵这三个字假牙也会发酸。有“上海大鳄”之称的青帮头子黄金荣、杜月笙在上海横行霸道惯了，但是一听“斧头帮”来了，也恨不得立刻绕道儿走……王亚樵（1889—1936），字九光，别号擎宇，人称“九哥”、“九爷”，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暗杀大王。王亚樵是安徽合肥北乡人，从小习武，1908年加入同盟会。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任卢州军政府副司令，次年参加社会党，任安徽总部负责人，奔走于合肥、芜湖、滁州一带，不久该会被安徽督军倪嗣冲所取缔。1915年在上海晋见孙中山先生，加入中华革命党。1917年随中山先生南下护法，后又奉命回沪，发动上海工人、市民通电拥护孙中山先生。以后，因反对江苏督军李纯、安徽军阀张文生而遭迫害。1921年，在上海组织安徽旅沪劳工会，为改善生活率领手执斧头的工友百余人上街与工头作斗争，所以该会又有“斧头党”之称。1923年，王亚樵为皖系军阀卢永祥除去了直系安插在上海的钉子、淞沪警察厅厅长徐国梁，而被任命为湖州“浙江别动队”司令。在苏浙之战中，卢永祥失败，王亚樵又回到上海。1926年，国共两党合作北伐，王亚樵被任命为安徽省副宣慰使，他在洪泽湖起兵，准备攻打合肥、安庆、，支援北伐战争。后因叛徒告密，被直系军阀、安徽省主席宁调元的军队围困。半年后，王亚樵突围出来，逃到南京。1927年以工人代表身份出席国民党“奠都典礼”，在大会上，他无情揭露蒋介石屠杀工人、学生的暴行，振臂高呼“打倒军阀”、“保护人权”、“反对屠杀”的口号。会后，遭蒋通缉。从此，王亚樵走上了反蒋道路，并逐步成为职业性刺客集团的首领。刺杀徐国良徐国良是在20年代初，由直系军阀齐燮元的委派，任淞沪警察厅厅长的。他拥有武装部队七千人。而当时的浙江督军、皖系军阀卢永祥想独霸上海，除了派自己的亲信何丰林出任上海护军使兼淞沪保安司令外，还派儿子卢筱嘉到上海收买杀手刺杀徐国良。卢筱嘉通过皖人李少川找到王亚樵，以送湖州一地、长枪四百支枝的代价，请王杀徐。徐国良是直系军阀吴佩孚的忠实爪牙，曾参与设计同盟会骨干陈其美的阴谋。王亚樵考虑后便答应了。1923年11月14日晚，徐国良到温泉浴室（大世界游乐场对面）洗澡。王亚樵得到情报后率一批人潜入浴室门口。过了一个小时，徐国良红光满面地出来了，正要上车，王亚樵的人一齐掏枪射击，徐国良当场倒地，血流如注。负责警卫的警察还没反应过来，刺们已经混杂在人群中神秘地消失了。刺杀宋子文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表示退隐，孙科出任行政院长，但军权和财权仍牢牢地控制在蒋介石手里。财政部长宋子文秉承蒋介石的意旨，卡住财政处处制肘，逼孙下台。孙科因而派人与王亚樵联系，以四万元的代价请王亚樵刺杀宋子文。宋子文每周都要从南京回到上海西摩路141号宅院休息。王亚樵、华克之等人决定在上海车站刺宋，并为此准备了烟幕弹等武器。刺杀一事由华克之统一指挥（另有一说是由王亚樵亲自指挥）。具体分为三组：孙凤鸣等七人守月台，龚春甫等四人守候车室，谢文达等人守站外。但正在这时，日本军人田中隆吉雇佣黑帮常玉清等人也在上海站准备刺杀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目的是把刺杀使者的罪名诬栽在中国人头上，挑起事端，以便作日本吞食中国的借口。1931年7月29日，宋子文与重光葵同坐一车驶向上海。王亚樵与常玉清两支互不相干的暗杀队伍也都到了上海车站潜伏起来。这时，王亚樵派往南京的密探郑抱真等，探得田中的企图后大吃一惊，但告之王亚樵时间已经来不及了，便决定与宋子文同车返沪，抢在宋子文与重光葵走出车箱之前对空鸣枪报警，叫宋子文他们不敢离开车箱，让王亚樵他们知道情况有变，最终使日方阴谋破产。次日上午，宋子文所乘火车到上海，重光葵却抢先下了车钻进自己的车里，常玉清等人没看见。宋子文与秘书唐腴胪走出车箱，埋伏在候车室的龚春甫发出准备伏击的命令。这时郑抱真看到常玉清一伙已经出动便对空鸣枪，而王亚樵的手下人却以为要火力支援，便一齐向宋的卫士开枪。重光葵的汽车还没有开走听到枪声急忙开向自己的官邸。那天宋子文和唐腴胪都穿着白色哔叽西服，头戴白色拿破仑帽子。宋子文听到枪声立即卧倒，摘下遮阳帽扔到一边。但唐腴胪夹着个公文包却不知如何是好，众人以为他就是宋子文，便集中火力向他开枪。常玉清一伙误以为唐腴胪是重光葵，也向他开火。唐腴胪身中三弹死亡。两支队伍见目的达到，立即投放烟幕弹，然后撤出了火车站，王亚樵一伙无人受伤。刺宋行动引起了南京政府的极大震动与恐惧，严令戴笠迅速捉拿，但是仅抓到了参预行动的尤林、唐明、刘刚等人，而王亚樵和华克之却始终没抓到。1923年11月10日下午，直系军阀任命的淞沪警察厅厅长徐国梁在上海浴室前中弹身亡。1928年8月18日，国民党全国建设委员会委员长兼安徽省建设厅厅长张秋白在南京梅溪山庄被杀。1930年7月24日，上海招商局总办赵铁桥在虹口毙命。1931年6月14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在庐山遭枪击。1931年7月23日，财政部长宋子文在上海北站遇刺。1932年2月29日，日本海军第三舰队旗舰出云号在黄浦江被炸。1932年4月29日，日军侵华最高司令官白川大将在虹口公园被送上西天。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中常委、国民政府副总栽汪精卫在南京丁家桥中央党部身中三枪。1935年12月25日，国民政府外交次长唐有壬在上海被杀。……这些历史事件都是王亚樵一手策化和实施的。铁血锄奸团铁血锄奸团，是“一•二八”事变后，由王亚樵领导的专杀侵华日军的秘密组织，这个组织成立后开展了一系列的活动。1932年7月。王亚樵等在日军经常闲逛的上海城东南洋行街（今阳朔路）的幽僻弄堂口，撒下了雕花烟斗、丝绢荷包、银元等物，引诱日兵前来。日本海军陆战队的三名士兵见了果然大喜，一路拾到院子里。王亚樵突然用三只麻袋与渔网罩了下来，把日本兵捆结实后处死。1933年2月29日，日军的高级将领要集合在“出云”号军舰上开会。王亚樵闻讯后，命绰号“李水鬼”、“陶海妖”的两名锄奸团成员前去炸舰。当天晚上，李、陶二人带着定时炸药包，乘了小舢舨偷偷地来到“出云”号舰旁，安放了炸药，然后离开。但是，由于江水太急，炸药包在爆炸前几秒钟已冲离军舰约五米。爆炸后，“出云”号仅受轻伤，没达到预定目标。在铁血锄奸团成员中，最有名的当属胡阿毛。胡阿毛的身份是司机。他曾给王亚樵开过车。1932年的一天，他在执行任务时被日军截住。日军强迫他把一辆满载军火的汽车开进他们的驻地。胡阿毛对日寇怀有民族的深仇大恨，决心以死相拼，便假装答应，等汽车开到黄埔江边时，突然加大油门，调转方向，将一车军火与押车的日军直葬江中，他自己也英勇地献出了年轻的生命。王亚樵在胡阿毛的公祭大会上，心情激昂地朗读了他的祭文，其中有“阿毛阿毛，泉台相望，铁臂锄奸，赤胆心肠。飞车黄埔，杀倭亡己，春秋义名，忠国何伤”的句子，对胡阿毛爱国精神给予高度赞扬。某次，王亚樵与青帮头子杜月笙抢地盘，发生激烈争斗。王亚樵竟能在短短的三天内在全国范围内召集部众，包围了杜氏公馆，令横行上海无所忌惮的杜月笙退避三舍，甚至对手下人说：“别惹王亚樵，他是个亡命徒，遇到这种矮腿子，切不可妄动……”另一个青帮头子黄金荣则常常告诫门徒说：“斧头党的事，多一件不如少一件，能躲就躲。”甚至于赌徒们在赌场上发誓时都说：“哪个瘪三赖账，让他出门撞上王老九（王亚樵）。”“间谍王”——戴笠戴笠（1897—1946），号雨农，小名春风。浙江江山人。从小顽皮不驯，被省立一中开除后，曾闯荡上海，与戴季陶、王亚樵等相识。1926年进入黄埔军校，为第六期学生。在校期间，他自愿为蒋介石一派搜集学生中共产党员活动的情报。次年，戴笠主动投靠蒋介石，参加情报联络组活动。获得蒋的信任。1932年，任中华复兴社的核心组织力行社的特务处长。以后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成立，戴笠任第二处处长。抗日战争爆发后，第二处扩充为“军统”局，戴任副局长主持工作，直至1946年坠机身亡。王亚樵之死原国民党军统少将沈醉之女沈美娟，曾采访过多次参与王亚樵暗杀活动的华克之先生，并从父亲那里得知了戴笠早年与王亚樵的交往以及最后反目成仇、王亚樵终被戴笠诱杀的详细经过。王亚樵初到香港时，胡汉民曾请香港总督关照他，说他是反蒋人士，不是刑事犯。刺汪案件发生后，大批特务涌到了香港。香港情报处立即告知王亚樵，让他谨慎行事，所以特务们在香港多日，也未能找到王亚樵的行踪。戴笠情急之下，亲自带人赴港。因为走得匆忙，他随身携带的两支手枪没有办理入港携带证，所以一下飞机，就被香港情报处在旅馆里拘禁了3天，直到南京政府把公文送来，才得以释放。戴笠受此侮辱，羞愤交加，发誓要干掉王亚樵。此时，一个叫陈亦川的特务混到了王亚樵身边，成为他的门徒。陈亦川先是打听到王亚樵妻子的胞弟在香港开了个“茂源绸布庄”，他便常常化了装在绸布庄附近转悠。一天，王亚樵等人去绸布庄阁楼上开会，陈亦川立即报告香港警察局，谎称一伙匪徒在绸布庄聚会，要求协助拘捕。当警察们冲进绸布庄时，王亚樵听见楼下掌柜大喊：“站住！站住！你们要干什么？”便立即飞身越窗跳到了阁楼外面的房顶上。警察破门而入，将他的亲信余立奎等人逮捕。戴笠得知后，立即赶到香港，指控余立奎等人曾是上海斧头帮人，专门做暗杀绑票的勾当，要求以刑事罪引渡。当时中英双方正在大谈“中英友善”，英国政府便电令香港总督将余立奎引渡，并协助逮捕、引渡王亚樵。王亚樵万般无奈，只好带部分亲信避往西南派人士李济深的老家——广西梧州。余立奎被捕后，他的夫人余婉君常去探监。余婉君年轻貌美，又酷爱跳舞。陈亦川暗地跟踪她，还给她送礼、送钱，企图打听王亚樵的去处。余婉君一直很尊重王亚樵，怎么都不肯说。这时，远在南京的戴笠设计了一出“戏”，他让特务混进监狱，与余立奎关在一起，故意造谣说余婉君和王亚樵有染。看余立奎正在气头上，陈亦川便“热心”劝说余婉君去探监，余立奎一见她就破口大骂“不要脸”，还给了她一记耳光，把她踢了出来。余婉君委屈地伏地大哭，躲在暗处的陈亦川立即上前相劝。另一位特务更是装好人：“余先生对你有误会。他听人说，你在外面与王亚樵关系暧昧，所以很生气！”一旁的警官说：“你看，你要是说出王亚樵的地址，抓住他，你丈夫就没事了，你不也就证明了你的清白？”……余婉君知道特务们是想套出她的口供，便连连摇头说不知道王亚樵的地址。陈亦川陪她回家后又一再劝她说：“蒋介石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