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罗卫夫人和到灯塔去人物的生存状态

《达罗卫夫人》和《到灯塔去》人物的生存状态弗吉尼亚·伍尔夫是意识流小说理论和创作的成功典范。她的文学创作彻底摒弃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的写法,转而关注人物的内心世界。她在《现代小说》一文中指出,真实存在于人物内心深处不断涌现的意识活动和心灵的闪光之中,而生活则是人物所有精神活动的总和。她向同时代的作家发出强烈的呼吁:向内心看吧,生活似乎远非“如此”。考察一下一个普通的日子里一个普通人的头脑吧。头脑接纳了成千上万个印象:琐碎的,奇异的,转瞬即逝的,就像用利刀镂刻在心头的印象。它们像无数的原子,从四面八方纷至沓来。当这些原子坠落时,当它们构成星期一或星期二的生活时……[1]现代作家的任务就是将这些印象真实地记录下来,从而描绘出“生活的本来面目”:人类“多变的,陌生的,难以界说的内在精神”。正因如此,许多评论家认为她有点脱离实际和平民生活,只专注于营造自己的象牙塔。卢卡契把她与乔伊斯、普鲁斯特等现代派作家贬斥为“颓废派”。就连她的好友,爱·摩·福斯特也曾说:“如何改进这个社会,她可不愿考虑。”其实仔细研读她的作品不难发现在其前卫的艺术手法背后,是作者从女性的视角对社会热切的关注、批判和思考,积极的为20世纪经历严重异本化感和精神危机的现代人寻求有效的生存状态。她的意识流名篇《达罗卫夫人》和《到灯塔去》对人类在社会危机严重的20世纪如何有效生存进行了集中的心理实验。她的两部作品中主要人物都是社会个性和内在自我的统一体。社会个性通过与他人的交往体现,具有多面性。当在与他人的关系中碰壁,这些敏感的人物便缩回内在的自我中,通过回忆或在孤独的状态下宣泄真实自我。然而,过度放任自我,长时间独处会扭曲人性。伍尔夫在这两部作品中通过实验似乎暗示了一种有效的生存状态,即交替满足这两种需要,时而融入社会和他人沟通,时而离群独处享受自我空间,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两类自我的统一。《达罗卫夫人》中达罗卫夫人是一位养尊处优的中产阶级妇女,她娴于社交并能守卫自我,但在遵从社会规则的同时深感自我煎熬。名字冠夫姓赋予她特定的社会身份,这便是她选择理查德的社会原因。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理查德尊重她的个人空间,使之有足够的时间空间捍卫内在的自我,从而保留个体中的内涵特征。在克拉利萨大病初愈时,理查德主动提出让其单独睡一个房间静养。正是这种宽容的关系使她可以自由地在回忆中品味与萨利和彼得的亲密关系。她拥有独立于理查德之外的自我,这个自我随时对他人做出反映,也能保留不为丈夫所知的秘密。这种距离感是婚姻中不可侵犯的核心。[2]以致克拉利萨的昔日恋人彼得在阔别多年以后仍感到“她还是克拉利萨,她就在那儿”,而不是达罗卫夫人。所以她摒弃了软弱而情绪化、乐于侵犯他人自我的彼得。达罗卫夫人极度敏感,外部世界的涟漪会将其推入自我。六月的早晨克拉利萨在街头买花,宜人的天气使她心游神移,浮想联翩,她又回到布尔顿别墅里,忆起与昔日恋人彼得之间的旧情,忆起三十年前同样宁静的清晨,忆起与女友萨利接吻的美妙时刻。布鲁顿夫人晚会的拒邀使她感觉受排斥回到回忆中寻求庇护,并在自我中寻觅出路,照着镜子暗想“:这位粉红面庞的女士,在今晚即将举办宴会,克拉利萨的宴会,她自己的宴会。”[3]顶楼房间,狭窄的单人床,独自做手工时的愉悦都是自我澎湃的体现。克拉利萨的宴会是其履行社会个性赋予她的要求,鼓励触动多个社会个体融合的过程,社交场合中她具有敏锐的洞察力,使得整个宴会成了多个个体互动交流的场所,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在这一刻达到和谐。即使在宴会上,她也是身处华屋,心如孤魂。当“那年轻人自杀了”的消息传到她的耳际,虽周旋于达官贵人之间,却暗自思忖“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她的灾难,她的耻辱,对她的惩罚,一眼看这儿一个男子,那儿一个女子接连沉沦,消失在黑森森的深渊里,而她还穿着晚礼服,伫立着,在宴会上周旋”,她的内心意识到是社会造成了人民甚至是自身的悲剧。宴会仍在继续,克拉利萨却退回房间,发表感慨。对面房间独处的老妇人是她的理想化身。在这“存在的关键时刻”,通过另一个人的死亡,她消除了对年老和死亡的恐惧,得到了彻底的自我宣泄。“在记忆的苍穹里,她真实的自我被牢牢地紧锁,世人是永远不知道的,也永远不会理解和接纳的。”[4]在伍尔夫笔下,无论是意识清醒的还是精神错乱的,对周围的事物都极其敏感,即便是普通事物也会使他们产生丰富的联想。史密斯代表着与克拉利萨相对立的平民阶层。他作为一名志愿兵在法国作战,但残酷的阵地战使他患了弹震性精神病,战后濒临疯狂,终日惶恐,拒绝与外界交往,专注自我。一日他突然失去感觉,这种可怕的内心感受逼其再寻庇护与异邦女子露西结婚,只因她编织时表现的非凡的创造力使史密斯觉得生活还可被修复。在婚姻中再一次得到稳定的社会个性后,他的内在自我却深深自责“他娶了她却不是出于爱;他向她撒了谎;诱骗了她”,史密斯的精神世界已经摇摇欲坠。伦敦街头的见闻常使他联想起死去的战友埃文斯“,他的手指向那里,那是死人的地方。对面的栅栏后面那对白色的东西正在聚作一团。但是他不敢看,栅栏后面是埃文斯。”一架飞机在伦敦上空为太妃糖作广告的场面使得一战中轰炸和流血的场面重现在他的眼前“,他看着这一切快要发疯了,于是他闭上眼睛,不再看了。”史密斯没有能力履行他的社会个性提出的要求,过度的放任自我扭曲了他的人性,基本上停止了与其他个体的交流。露西成为牺牲品,发出了“我太孤独了,太孤独了”的控诉。她不理解丈夫的怪异,时常阻止他自我沉浸,令其无法忍受。最终露西向代表社会摧残力量的医生求助,史密斯被剥夺了最后一丝与外界的联系。他的自我曾无声地抗议过,挣扎过,“全世界都在叫嚣:杀了你自己;为了我们杀了你自己。但是为什么他要为了他们而杀了自己呢?”最终他克服了恐惧,鼓足勇气睁开了眼睛,重新进入外部世界,参与妻子的编织,这是他生命的最后体验,这一刻自我与社会再次融合。但最终他不愿屈从外界压力,选择拥抱死亡,以自杀的方式控诉社会对自我的摧残。在《到灯塔去》中伍尔夫进一步解释了人物的感性生活,深入挖掘位于表象下的内在真实,进一步暗示现代人的生存状态应该在人的社会性和内在自我的拉锯战中达到矛盾统一。在这部小说中我们发现《达罗卫夫人》中的那种焦虑、恐惧和严重的异化感已经被淡化,代之而起的是笼罩灯塔世界的宁静与祥和的气氛。作者似乎在向人们暗示:人类只有通过互谅、互爱才能摆脱痛苦,只有放弃自私与冷漠才能使精神得到升华,使心灵得到净化。人们在克服了自身的狭隘心理和消除了与他人之间的隔阂之后便能步入一种崇高的精神境界,从而摆脱时间的束缚和死亡的威胁。就此而论,到灯塔去不只是一本次物质意义上的航行,而且还是一次发现自我、探索真理、超越个人和步入新的精神境界的心灵的旅行。[5]正如达罗卫夫人试图从家庭晚宴上寻求某种聊以自慰的精神寄托一样,拉姆齐夫人也在自己的海滨别墅款待客人以建立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拉姆齐夫人认识到客观世界中人与人之间的敌意和隔阂以及建立和谐人际关系的责任,所以在众人眼中,她是一切美好品质的化身,她的形象总是与“迸发爱的甘露的喷泉”相联。她与外界的联系主要体现在夫妻关系、母子关系和邻里朋友关系中,每种联系中我们都可以窥视她的内在真实。在夫妻关系中,拉姆齐夫人是哲学家温柔的贤内助。她对丈夫的自我为中心的个性极其容忍,总是适时安慰需要同情的丈夫“,把客厅和厨房变得焕然一新。叫他在那宽心释虑,踱进踱出,怡然自得。”[6]当丈夫听够了她的安慰的话语,“像一个心满意足的入睡的孩子,恢复了元气,获得了新生”后,她却“好像一朵盛开之后的残花一般,一瓣紧贴着一瓣地皱缩了,整个身体精疲力竭地瘫软了。”但很多时候这对夫妻貌似和谐的交谈中,两人的心灵并未达到真正的沟通。拉姆齐夫人时常试图掩饰心中真正的想法。当丈夫感叹要是他没有家庭所累,独自一人在“野外的小屋里”,他就会写出更好的著作时,拉姆齐夫人尽管为这样的抱怨生气,她还是安慰丈夫说,她知道他没有抱怨。但整个谈话过程中,她的思绪不时的飘向“花园”、“园丁”和“破坏樱草花的鼹鼠”。与拉姆齐夫人冷漠疏远的自我相比,拉姆齐先生一直试图向妻子倾诉自己内心的感受:他不喜欢她独自沉思时“看上去如此悲伤”,令他觉得无法企及。但他的努力失败了,因为拉姆齐夫人避开了这个话题。拉姆齐夫人从女性的社会角色出发,谅解丈夫承担家庭重担的抱怨,这种谅解促进了两人间的和谐关系,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他们的隔阂:他们无法分享各自的内心精神世界,两人对此都无能为力,内在自我是不容侵犯的。在众多子女面前,拉姆齐夫人是慈祥公正的良母。她以每个子女的才能为傲,对他们呵护有加。她理解小儿子詹姆斯盼望到灯塔去的心情,宽慰他“明天天气会好的”。而拉姆齐先生极端理性化,怒斥她对天气不理智的判断,她不与之争执,却惊诧于丈夫无视他人情感的粗暴。她的母性最极致的表现“,她喜欢总有一个婴儿,怀抱婴儿是她最大的幸福。”她甚至暗自希望孩子们永远不要长大,不要失去童年的幸福。在社交圈中,拉姆齐夫人是一个善解人意的主妇。个人的风采与细致体贴的行为方式令她的客人们钦佩。她的好客是有意识的,因为她不满世事的混乱,竭力建立人际关系中的“秩序”。她喜欢将客人们尤其是异性置于自己的保护下“,她自己也说不上来,这是为了什么原因,也许是他们的骑士风度,英勇刚毅,也许是因为他们签订了条约,统治了印度,控制了金融,显示了非凡的气魄;归根结蒂,还是为了他们对她的态度,一种孩子气的信任和崇拜,没有一个女人会对此漠然置之而不是欣然接受。”从她的内心世界中真实的反映了超然的母性,尽管不乏母性的虚荣。当我们深入关注这位在混乱中建立秩序、冷漠中恢复谅解、分歧中得到信任的天使,会发现无私的夫人也是十分注重自我宣泄的,并通过自省来克服人性中最黑暗隐秘的部分,从而平衡心态。她有着丰富的内心世界,用莉丽的话说“:一个人需要用五十双眼睛来看她,五十双眼睛也不够用。”文章开始我们就看到拉姆齐夫人“乐善好施”的美德,她想到要将她编织的长袜子送给灯塔看守人的儿子,顺便捎去一些杂志和烟草,慰藉那孤独贫穷的一家人。与此同时我们也能听到她内心独白的“双重声音”,她的内心话语直率又漫不经心,显示她独处沉思时对自己百分之百诚实的心理状态,同时她并未完全意识到这番坦白的深意,但我们可以清楚的感受到她对于灯塔的那些“可怜人”只不过是用来帮助她摆脱那些“搁着没有用反而使房间不整洁的东西”。由此可见她内在自我中“高高在上”的姿态和缺乏真诚的善举。但是如果在力图与外界社会建立联系时好意被拒绝她便另辟他径转入自我,通过讽刺和自省来粉饰受挫的心态。拉姆齐夫人特意向孤僻的卡迈克尔先生表示友好,却遭致拒绝和回避,习惯于受人赞赏和爱慕的夫人感觉受到了伤害,此刻她暗自怀疑是否她最受赞赏的美德“给予的本能”完全是出于对虚荣心的自我满足。从她内在自我的坦诚和对自己不留情面的严厉,对人类自私本性的感叹中我们可以看出她对竭力克服人性弱点所做出的努力,这也是人的社会个性得以实现的基础。人类的内在自我十分复杂,在完全诚实的状态下,自省与辩解是矛盾的共同体。拉姆齐夫人常为自己的本能辩护。她在考虑与朋友的女儿泰敏谈话,劝她行为检点时想到泰敏的父母,语气中带有一种尖刻的嘲讽,随后她想起对于这家人反感源于泰敏的母亲曾指责她“喜欢支配别人,喜欢干涉别人,喜欢别人照她的意思来办事”。拉姆齐夫人在心中尽力为自己辩解,反复对自己申明这种指责是不公的。“没有人应该因为费力去打动他人而受到指责”,之后又自省“她经常为自己的寒碜而感到羞愧”。主人公拉姆齐夫人是一个复杂的社会个性和内在真实的统一体,决非表面看上去的“一切美好品质的化身”。她的可贵之处在于能通过真诚的自我剖析,正视自我中的阴暗,不断使心灵得到净化,发现自我,超越自我,达到新的精神境界,她相信人类完全可以超越自我同外界真理建立联系,和谐共存。年轻的女画家莉丽对于生活也有超乎常人的洞察力。她感到客观世界是如此的混乱无序,现实生活是那样的杂乱无章。在创作油画的过程中,她仿佛意识到生活中两股对抗势力无时不在影响她的创作,支配她手中的画笔。她清楚地意识到拉姆齐夫妇本代表两种原则理性与感性暇瑜相见,只有相辅相成才能协调一致。多年以后拉姆齐先生带领子女乘风破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