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与作文

1情感与作文姜汉林各位老师：首先讲一个真实的故事，作为这次讲座的开题（略）。情之所至，自然流为至文——对提高作文水平的一点看法浙江一考生（鲍周生）《古文观止》的编者吴调侯吴楚材在评论唐代著名的散文家韩愈的《祭十二郎文》时说过：“情之所至，自然流为至文。”意思是说：情感达到一定的程度，自然而然写出来的便是好文章。我认为吴氏之论是启迪我们提高作文水平的至理名言：教师要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学生希望提高自己的作文水平，最关键的应当是学生对写作的对象是否有情感、有激情，“为情而造文”（刘勰：文心雕龙），写出来的必然是好文章。否则就如材料中的同学所说的：“只好东拼西凑，说一些空话套话，甚至编造一些材料。”如此写出来的文章，任凭语文老师如何“辛辛苦苦地批改、讲评”，写作水平断然“提高不快”。因为老师和学生还没有真正“注意”到“作文中存在的问题”——缺乏情感。如此怎能较快地提高作文水平呢？“情之所至，自然流为至文”，精辟地说明了情感与作文的密切关系：先有“情至”，后有“至文”，“情至”是产生“至文”的原因，“至文”是“情至”的必然结果。古今中外的好文章，总是离不开一个“情”。就拿鲁迅的文章来说吧，他的小说、散文、杂谈等无一不表现出他对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和中国革命的深厚感情，无一不表现出他对旧社会、腐朽事物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憎恨和鞭挞。记得他说过这样的话：我以为根本的问题是作者是不是一个“革命者”，如果是的话，那么无论写的是什么材料，都是“革命文学”。他又说：“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又如苏联的奥斯特洛夫斯基，他第一次写小说，便创作出举世闻名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首先就在于他具有满腔的为共产主义事业而献身的革命激情，而不是首先靠东拼西凑、编造材料，更不是靠生花妙笔所能“批改”和“评讲”出来的。我的作文水平提高得比较快，是得益于我的语文老师对我的情感与写作技巧两方面的正确指导，我的语2文老师不注重于作文的批改，而注重于文章的情感方面的评讲，我们学生受益非浅。从我的语文老师的作文教学实践中，我深刻的体会到：要较快的提高学生的作文水平，作为老师，首先应当十分注重培养和陶冶学生的写作激情，这种激情应该是健康的、丰富的和有个性特征的，而决不是标语口号式的。在这基础上教给学生写作技巧，进行必要的批改和评讲。作为学生，应当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陶冶情操，了解社会，深入生活，多读点书，扩大知识面。如此，教师教得得法，学生学得得法，还担心作文水平不能较快地提高吗？[成功探源]如何提高学生的作文水平，这是一个永不过时的热门老话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情之至者，自然流为至文》（以下简称《至文》）对如何提高作文水平的见解，完全摒弃了一般的看法，另辟蹊径，从情感与作文的关系上引经据典，议论纵横，极力证明自己的一个新颖独特的观点：激情是写好作文的先决条件，要想提高作文水平，应当从培养学生的健康、丰富、富有个性特征的情感入手，然后才是授之写作技巧，并进行批改、评讲。这种观点考生在开篇就明确指出，而后阐明了“情”与“文”的关系——先有“情至”，后有“至文”，并用鲁迅先生的文章和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小说为例加以论证。最后以自己对语文老师的作文教学实践的看法体会，进一步论证要较快地提高学生的作文水平，“首先应当十分注重培养和陶冶学生的写作激情”。这种观点颇有见地，使其他许多感情相形见绌；高下雅俗，略加对照，一目了然。这与从不同的立论是文章成功的主要原因，它源于教师得法的作文教学实践。从技法讲，《至文》也很有特色。文题是至理名言，更显示作者立意非同凡响。开篇交代文题的出处，而且作了通俗的解释，进而阐明自己的观点，摘引材料，一气贯下，层层递进，思维严密。第一自然段的结句用反问句，突出作者斩钉截铁的态度，文章也显得颇有力度。在论证的过程中，《至文》用例的方法也颇具特色。举鲁迅为情造文的例子用的是概括法，举奥斯特洛夫斯基为情造文用的是具体的作品，这样在行文上就避免雷同。在引用鲁迅的论述时也注3意行文上的变化：先引用大意（也许是作者在记忆上没有把握），用冒号而不用上引号，接着是冒号和引号合用，援引原文，在行文上无呆板之嫌而有活泼之感。最后一段对“情”的涵义以及“情”与写作技巧的指导、批改、评讲的辩证关系作了阐述，避免立论的片面性。文章两个“得法”的提出，既是对作者自己提出的师生双方为提高作文水平各作努力的概括，也是对材料中师生双方在提高作文水平上的不得法做含蓄的批评。结句作反问句，答案肯定却耐人寻味。纵观全文，写作技法相当成熟。要想写出一篇好的文章，总是力求让内容与形式尽可能完美地结合起来，考场作文也不例外。如果说《至文》的论点是独到的见解，那么，娴熟的技法则使这种观点得到充分的表现和有力的论证。不难看出，《至文》是1984年高考作文中的上乘之作。我们都知道,情感在文艺创作中是极为活跃的因素,在我们学生的写作的时候,也是极为活跃的因素。古今中外许多文章大家的写作经验都告诉我们,能否写出好文章,首先决定作者是否具有真情而不是写作技巧。因此,情感与作文之间的关系,既值得我们从事写作研究和写作教学的同志们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加以研究,也值得我们学习写作的学生们的高度重视,并以此指导自己的写作实践,在写作的实践中自觉地调动自己的情感因素,更重要的是在自己的实际生活中有意识地培养自己健康积极向上的情感这将对自己写作水平的提高起到重大作用。我国南北朝时期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刘勰说:“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批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世远未见其人,覘文辄见其心。”(文心雕龙·知音)意思是说:写作者的情感活动起来了,文章也就写出来了,读者根据文章进入作品的情感之中,即使作者在文章中表达的感情比较掩蔽,读者也能从中发现作者的感情,虽然世代久远未见作者的面,读了文章以后也能从中知道作者的心情。唐代的大诗人白居易说过:“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与元九书)清朝的袁枚则说:“提笔先须问心情。”还说:“有必不可解之情,而后有必不可朽之诗。”:“情之至者,自然流为至文。”这句话是古文观止的编者吴楚材和吴调侯对唐代文学家韩愈祭十二郎文的评语,把情感在作文中的地位说得清清楚楚,确凿不疑,是论述情感对作文地位和作用的至理名言,很值得我们研究写作者和学习4写作的人很好地去研究与体会。古今中外许多文章大家的写作经验都告诉我们，能否写出好文章，首先决定于作者是否具有真情而不是写作技巧。因此，情感与作文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既值得从事写作研究和写作教学的同志们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加以重视，也值得我们学习写作的学生们重视，并以此指导自己的写作实的结合上加以重视，也值得我们学习写作的学生们重视，并以此指导自己的写作实践，要写作实践中自觉地调动情感因素，将对自己的写作水平的提高起到重大作用。本文就情感与写作技巧的关系这四个问题，与大家谈一些粗浅的意见。先说情感在作文中的地位。情感在文艺创作中是极为活跃的因素，在我们学生写作文的时候，它也是极为活跃的因素。我们在写作中，如果十分注意调动情感这个极为活跃的因素，并使它在写作过程中自始至终激荡于作者的胸臆，奔泻于作者的笔端，进而便可以成为描形绘物，抒写情感的血肉。这在文艺创作中是如此，即便是一般的记叙文、散文以及理论性的文章的写作，也总是作者的情感导于前而文章成于后的。对此，我们的前人曾作过许多精辟的论述。我国南北朝时期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刘勰说：“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世远未见其面，觇文辄见其心。”（《文心雕龙.知音》）意思说：写作者的情感活动起来了文章也就写出来了，读者根据文章进入作品的情感之中，即使作者在文章中表达的情感比较隐蔽，读者也能从中发现作者的情感，虽世代久远未见作者的面，读了文章后也就知道作者的心。刘勰还说过：“昔人什篇，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诸子之徒，心非必郁陶，苟驰夸饰，鬻声钓世；此为文而造情也。”（《文心雕龙》）这里，刘勰提出了“为情造文”和“为文造情”两个极为重要的命题，对后世的文章学发展影响极大。所谓“为情而造文”，就是说作者为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的需要而写文章，这样写出来的文章，是作者内心强烈思想感情不可抑制的必然流露，故成千古不朽之著作。所谓“为文而造情”，就是说作者为了写文章而硬是编造自己思想情感，这样写出来的文章，则是矫揉造作、编织情感、夸大其辞、沽名钓誉之篇什，所以最终流传不远，后人不可知也。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也十分强调情感对于作文的重要作用。他说：“人之文，六经道之；就六经言，《诗》又首之。何者？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5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五帝三皇所以直道而行、垂拱而理者，揭此为大柄，决此以为大窦也。”（《与元九书》）这段文字是“粗论歌诗大端”强调诗是治理国家的重要手段，诗要直接反映政治时事。这里，他又特别强调了情感对治理国家和诗歌创作的巨大作用。“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把“感人心”之情感的作用和地位说得如此重大显赫，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诗者、恨情”，这是白居易根据自己的诗歌创作总结出来的一条极为重要的经验，是对中国文学理论的一个重大贡献，并对后人的诗歌创作以及其文体的创作以巨大的影响，在中国文学理论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他认为感动人心的诗歌没有比情感更领先、更重要的了，感情好比是一个树的根。树没有根，就无所谓苗、花、果，诗歌若没有感动人心的情感也就无所谓诗歌了。他又说：“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发于叹，兴于咏，而后形于歌诗焉。”（《进士策问》）仍然强调情感在诗歌创作中的重要地位。清代的袁牧，是清初至清中叶二百年间最进步的诗论家，是清代“性灵”说的代表。他的“性情”论对后世的文学创作影响极深。“提笔先须问性情，风裁休划宋元明。”（《答曾南论诗》）“宦途少累神先定，天性多情句自工。”（《读白太傅集三首》）“且夫诗者，由情生者也。有必不可解之情，而后有必不可朽之诗。”〈《答蕺园论诗书》〉这些都是袁枚论“性情”即情感在诗歌创作中重要地位的名言。他曾自称：“余最爱言情之作，读子如桓子野闻歌，辄唤奈何。”（《随园诗话》卷+）有人评论他的诗说：“语必惊人总近情。”他听了很高兴，说：“尤爱‘语必惊人总近情’七字，包括《仓山全集》，直指心源，觉他人万语千言，都为皮博。生前知己，微阁下吾谁与归？”〈《答惠瑶圃中丞》〉可见他对情感是多么执着、多么强调。在他看来，诗就是“性情”，即情感的产物，就是情感的表现。袁枚之所谓情感，当然是泛指人的各种感情，他又认为男女之情是他之所谓感的主要内容：“情所最先，莫如男女。”（《答蕺园论诗书》）袁牧对男女之情的大力肯定，是他的诗论中最为鲜明的观点。“诗由情生”（引文同前）是袁牧对于诗的全部总要求，是他从表达感情提出来的。这“情”，即人之寸心。先有寸心，后有千古。袁牧在创作中倡导的“性情”，就是真切新鲜的情趣。真情与生趣是分不开的，真情与生趣、真实与生动必须联在一起。“情之至者，自然流为至文。”是《古文观止》的编者呈楚材和吴调侯对韩愈《祭十二郎文》的评语，把情感在作文中的地位说得清清楚楚，确凿不疑，是论述情感对作文地位作用的至理名言。1913年10月至12月，毛泽东就读湖南长沙一师时，留下了一本36页冠名《讲堂录》的课堂笔记。《讲堂录》所记主要为“修身”和“国文”两课内容，其中有大量前人论和先6生关于作文法的言论。其中有：“文以理胜，诗以情胜。无论情胜。无论诗文，切者斯美。”这对他以后文章观的形成有重要扔作用，他一生写作实践，都是与他的崇高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真情、挚情联系在一起的。在外国，许多文章大家也非常重视情感在写作中的地位。古罗马诗人尤维纳利斯说过：“愤怒出诗人。”这“愤怒”就是强烈的情感。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曾经引述“愤怒出诗人”这句名言，并且肯定尤维纳利斯说得对。他说：“‘愤怒出诗人’。愤怒在描写这些弊病或者抨击那些统治阶级否认或美化这些弊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