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理论流派

第十二讲翻译理论流派CompanyLogo一、文化学派“翻译研究派”是西方译学界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兴起的一个文化学派。该学派的研究者主张从文化的角度关注翻译文本内外的各种因素与变量。认为翻译研究不应局限于语义内容和形式结构的静态转换，而是要把翻译作为一种文化发展的策略来研究，即要从社会历史文化的宏观层面关注翻译现象，将翻译活动纳入到译入语的文化系统当中来探讨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CompanyLogo文化学派一方面，译入语的社会文化环境对翻译的主题、翻译的策略转换等有着重要的影响和制约作用，另一方面，进入译入语文化系统的翻译作品也不是被动无为的，相反，它会对该文化系统的建立、发展和创新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近年来，翻译文化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得到了长足发展，学者们将隐藏在翻译现象背后诸如权力话语、意识形态、翻译文学地位以及诗学和赞助人等因素纳入到文化转向的研究范式中，展开了多方位、多层次的研究，从而进一步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视野，加深了对翻译现象的本质认识，可以说是“翻译研究领域的一次真正突破”。CompanyLogo（一）多元系统1978年，Even-Zohar在对希伯莱文学史的研究过程中发现：美学因素并不能解释文学翻译过程中所涉及的一切问题，除此以外，还有其他的一系列因素起作用。根据研究他提出了多元系统论，该理论以俄国形式主义为基础，把各种社会符号现象如语言、文学、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都视为一个动态、开放的系统；这些系统并非单一的系统，而是一个包容多个子系统的关系网络。这些系统各有不同的行为，却又互相依存，并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整体而运作。但是各个系统在多元系统中的位置并不平等，“它们有的处于中心，有的处于边缘。与此同时，它们的地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通过它们之间永无休止的斗争，整体内的各个系统会不断发生变化：处于中心的系统可能被驱逐到边缘，而处于边缘的系统可能攻占中心位置。”CompanyLogo（一）多元系统文学本身就是一个多元系统，该系统既包括所谓“高的”（high）、“中央的”（central）、“经典化”（canonical）的文学形式，例如诗歌。还包括所谓“低的”（low）、“边缘的”（peripheral）、“非经典化”（noncanonical）的文学形式，例如儿童文学、大众文学等。Even-Zohar认为翻译文学也应当包括在这个系统中，原因是它对民族文学的发展有重大的影响作用。CompanyLogo（一）多元系统而翻译文学系统的行为模式又与其在译入语文化多元系统中的地位有关。翻译文学会在三种情况下占据文学多元系统的中心位置:1)当文学多元系统还没有形成，即文学还“年轻”(young)，正处于创立阶段的时候；2)当文学多元系统在大多元系统中处于边缘(peripheral)或者处于“弱势”(weak)的时候；3)当文学多元系统出现危机或转折点，甚至是出现一个文学真空的时候。当翻译文学占据中心位置时，翻译活动参与创建新的一级模式，打破本国的传统规范。在这种情况下，就充分性（即复制原文的主要文本关系）而言，译文接近原文的可能性更大”(Even-Zohar,2001:196)。CompanyLogo（一）多元系统处于边缘时,“译者会为外国文本努力寻找最大限度的现成的二级模式，其结果通常是不充分的翻译；或者更贴切的说法是，译文与原文实际上所达到的对等程度和所规定的充分性翻译之间，出现了很大的差距”。因此在Even-Zohar的这一理论中译入语文化、文学地位成为影响文学翻译策略的重要因素。一个民族的文学、文化地位决定了翻译文学在其文学多元系统中的地位，而翻译文学的这一地位又会对译者的策略选择产生影响。根据多元系统理论，如果某一文学多元系统十分强大，从而使翻译文学处于一个次要的地位，以这一多元系统为目标系统的译者往往会采用归化式(domesticating)的翻译方法；而如果翻译文学在某一文学多元系统处于主要地位，译者则多采取异化式翻译(foreignizingtranslation)。CompanyLogo（二）操纵学派作为翻译研究派的代表人物之一，AndreLefevere在上述基础上又提出了改写理论。他指出：文学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它总是产生于一定的历史时期，生成于一定的文化语境中。由于使用跟原著不同的语言，面对完全不同的读者群、在不同的文化范畴下运作，所以作为译语文化代表的译者,从一开始翻译文本的选择到翻译过程中翻译策略的选定一直到最后译本的接受都会受到各种各样译语文化条件的限制，在翻译时会有很多各种各样不同的考虑，因而不可能复制出跟原文一模一样的译文来。CompanyLogo（二）操纵学派从这个意义上说，翻译是对原文的一种改写，是创造另一个文本形象的一种形式；Lefevere进一步指出：文学批评、传记、文学史、电影、戏剧、读者指南等都是对文本的改写，都是创造另一个文本形象的形式。也就是说，翻译创造了原文、原作者、原文本的文学和文化形象。CompanyLogo（二）操纵学派Lefevere调查了造成改写的历史动因并且指出：“一切改写不论其意图如何，都反映了某种意识形态和诗学”。因而，意识形态和诗学是造成改写的两个核心因素。Lefevere将意识形态定义为：“一个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观念形态，它决定了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或可以允许成为什么样子”(Thedominantconceptofwhatsocietyshouldbe,orcanbeallowedtobe)(Hermans,1999:126)CompanyLogo（二）操纵学派意识形态是“规范系统，它是由某一社会在某一特定的时期内可以接受的观念形态和态度构成，读者和译者通过它而接近文本”(theconceptualgridthatconsistsofopinionsandattitudesdeemedacceptableinacertainsocietyatacertaintime,andthroughwhichreadersandtranslatorsapproachtexts)(Hermans,1999:126)CompanyLogo（二）操纵学派因此，这里意识形态的范围不仅仅局限于社会的政治方面也包括社会的伦理价值等方面。作为一种社会的规范系统，它制约着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译者作为译入语文化的代表也并不是在真空中工作的，也必然受到译入语社会文化规范系统的影响。因而译者的观点取向和翻译策略选择都与当时译入语文化环境中占主流地位的意识形态和诗学紧密相关。CompanyLogo（二）操纵学派另一个因素就是诗学。Lefevere将诗学定义为两个方面：一是文学手段、文学样式、主题、原型人物、情节和象征等一系列文学要素；二是指：观念，即在社会系统中，文学起什么作用，或应起什么作用；一个社会中，如果诗学已经形成，那它就反映了占统治地位的文学写作手段和“功能特点”，并且文学系统一旦形成，就力图“维持原状”。翻译会影响不同文学系统之间相互渗透。一方面，以此可以把新的文学手段引入某一诗学，并为改变这一诗学系统做准备，另一方面，译者往往以自己文化的诗学来重新改写原文，目的是为了迎合目的语读者以及它的译作在译语文化系统中的成功接受。CompanyLogo（二）操纵学派因此通过研究译者当时对外来诗学的翻译策略的选择，我们就有可能关注译入语文化中的诗学倾向。正如Gentzler所说“……译者希望译文得到译语文化的认可，因此译者操纵原语文本以使译作与现有的译语文化条件相符合而且提供新的信息。”（Gentzler,1993:134）所以，译者作为原文的改写者也必然受到译入语文化中占统治地位的诗学的制约和影响。另外，意识形态和诗学总是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在不同的意识形态和诗学背景下会产生不同的译文。这往往与译文的质量无关，而是不同时代的译文要满足不同的文化需求。因此，只要译本与它存在的文化历史背景的要求一致，其存在就是合理的。CompanyLogo（二）操纵学派根据AndreLefevere的改写理论，译者的行为受制于其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其文化意识。即通过译者主体的文化认同、文化意识作用于翻译的策略转换。但是同时也应看到，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也存在着个体差异性，译者有自己的文化意识、文学态度以及美学追求。正如法国翻译理论家米歇尔•巴拉尔在他的《从西塞罗到本雅明—译家、译事和思考》一书中指出：“译者是社会的人，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但是作为翻译主体，译者有自己的看法和原则追求。”CompanyLogo（三）后殖民视角“后殖民主义”罗宾逊(D.Robinson)对后殖民主义的定义：“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是起源于殖民主义经历及殖民主义终结之后的一种文化状况或文化研究状况：关注反映在语言、文化、法律、教育、政治等等方面与群体身份有关的一系列问题；尤其关注所有类别之间的差异性，而对在绝对净化的基础上对复杂问题采取简单化的解决方法表示怀疑。（RobinsonDouglas，1997：121）CompanyLogo（三）后殖民视角“后殖民理论”“后殖民理论”(postcolonialtheory)，或称“后殖民研究”(postcolonialstudies)，是一种多元文化理论，深受福柯权力话语理论的影响。发端于40.50和60年代欧洲殖民体系的瓦解，得益于后来学术界文化研究的反霸权运动。作为一种文化政治理论和批评方法的集成话语，它主要研究殖民时代结束之“后”，宗主国与殖民地间的文化话语权力关系，以及种族主义、文化帝国主义、国家民族文化、文化权力身份等问题在后殖民语境中的新面目。可以说，后殖民主义关心的是文化地位的差异以及文化与文化之间的权力斗争。CompanyLogo（三）后殖民视角后殖民翻译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该理论从后殖民视角反观不同历史条件下的翻译行为，关注隐藏在译文变形和置换背后的两种文化之间的权力争斗和权力运作，认为不同文化间存在着权力差异，不同文化间从未有过平等对话，进而否定传统翻译理论中关于语言平等、文化平等这类带有乌托邦性质的理论预设，最终否认追求意义对等或语义等值的翻译理想。后殖民翻译理论以权力差异理论为先导，借助新历史主义的历史描写的方式观察、研究和解释权力差异语境中译者自觉与不自觉的价值取向、翻译行为和策略选择。CompanyLogo（三）后殖民视角与传统翻译理论的结构主义范式不同，后殖民翻译理论所关注的问题是译本生成的外部制约条件以及译本生成后对目标文化的颠覆作用，通过追问译本与历史条件之间的关系，对译文偏移处进行考古式的文化发掘，揭示译本生成的历史条件与权力关系、以及翻译暴力的隐喻性存在。这正是传统结构主义翻译理论的文本静态对比分析的盲点。CompanyLogo（三）后殖民视角后殖民研究视角给予翻译研究的启示在于它视翻译为殖民文化的产物，是帝国主义强权政治及文化帝国主义思想观念对外进行霸权扩张的工具，是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在权力差异语境中不平等对话的产物。CompanyLogo（三）后殖民视角巴西的“食人主义”翻译观针对第一世界的殖民者所采取的归化式的翻译策略，第三世界的翻译家创造出自己的翻译理论。巴西后殖民翻译理论家坎波斯兄弟（HaroldodeCamposandAugustodeCampos）提出“食人主义”（cannibalism）的翻译观。16世纪有个西班牙传教士曾被巴西土著人吃掉，这是当地土著人表达敬意的一种行为，但是在欧洲，这行为是可怕的、野蛮的。后来有的巴西后殖民理论家把这种食人行为引入翻译研究中，提出翻译不能像从前一样只求“忠实”，甘当奴仆，而是一种平等地对话。CompanyLogo“女性主义”翻译观如前文所述,女性常常作为喻体出现在关于原作与翻译的比喻中。这不仅暴露了原作与翻译不平等的等级关系,也暴露了女性之于男性的从属地位。身处第三世界的妇女比西方妇女多受一重男性的压迫,比第三世界的男性多受一重父权的压迫,身份十分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