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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编年史及其变体各成系列自中唐始，编年史接续不断。姚康《统史》“上自开辟，下尽隋朝，帝王美政、诏令、制置、铜盐钱谷损益、用兵利害，下至僧道是非，无不备载”，可以说是《资治通鉴》之前编年体通史的最高成就。（一）《资治通鉴》与“通鉴”系列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号迂叟，陕州夏县（今属山西）涑水乡人。出生光州光县（今河南潢川），取名光。英宗治平元年（1064）上《历年图》不久，即奏《通志》8卷，即《资治通鉴》周纪5卷、秦纪3卷。神宗即位后亲制序，赐名《资治通鉴》，至元丰七年（1084）十二月进奏《资治通鉴》294卷。这中间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英宗命司马光“编历代君臣事迹”，与先前真宗令王钦若、杨亿“修历代君臣事迹”，都关注“历代君臣事迹”，但真宗时所“修历代君臣事迹”赐名《册府元龟》，为类书；神宗则赐名《资治通鉴》，为编年史，反映其史识的不同。二是司马光“欲乞亦以《通志》为名”，比起郑樵纂修《通志》要早77年。若不是神宗赐名《资治通鉴》，或许后人会见到两部《通志》，抑或郑樵会另为其书命名。最应注意的是第三点，司马光起初只是因为旧史“文繁事广，不能得其纲要”，采取“删取其要”的做法，编年为一书，没有“资治”的用意。英宗命其编“历代君臣事迹”之后也只表示以“关国家之盛衰，系生民之休戚，善为可法，恶为可戒，帝王所宜知者”为编年一书。直至神宗赐书名《资治通鉴》，才确定其书“资治”的主旨。（一）《资治通鉴》的特点全书294卷，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至五代后周显德六年（959），记述1362年间史事，是一部以治乱兴衰为中心的编年体通史。编纂特点，应注意以下四点。1、非有正闰之辨，止为纪年衔接分卷当中，三国不见蜀、吴，南北朝不见北魏、北齐、北周，五代不见十国。为此，在蜀先主刘备即皇帝位、改元章武处，写有一则800余字的“臣光曰”，阐明其编纂原则：周、秦、汉、晋、隋、唐混一九州，以其年号纪年，“不诬事实，近于至公”；分裂时期用三国魏、南朝宋、齐、梁、陈年号纪年，是因其朝代衔接，年号与汉、晋、唐衔接，没有“尊此而卑彼，有正闰之辨”的意思。若“直以蜀先主上继汉献帝”，即以蜀先主登基为章武元年（221）上接汉献帝最后一年建安二十四年（219），中间的220年就会无年号可纪。同样，蜀亡之年（263）与西晋代魏之年（265）中间，也有一年（264）无年号可纪。由此，势必造成编年史出现纪年空缺。而北朝有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与十六国，五代时期有十国，年号交错，编年史怎样编年？只有不立“褒贬之法”，“但据其功业之实而言之”，才能确保纪年连贯、“不诬事实”。这一则“臣光曰”往往被宋元以来诸多史家忽视，甚或有意歪曲，应当充分认识其历史编纂学的意义。2、“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治平三年四月奏、《进资治通鉴表》、卷69“臣光曰”都强调“关国家之盛衰，系生民之休戚”，明确将“生民休戚”与“国家兴衰”并列，是其书的重要特点。1）关国家兴衰《资治通鉴》之前十七史，自《汉书》始，记各朝兴衰，都用大量篇幅记创业、治世、盛世及君臣嘉言美行，而对败落、衰世、乱亡及君臣种种劣迹记载草率、简单。司马光以其ii通识审视1362年间大事，清楚地看到后一皇朝的创业史正是前一皇朝的衰亡史，总结说：“自古以来，治世至寡，乱世至多；得之甚难，失之甚易也。”因此，纪乱世篇幅超过纪治世篇幅。叙国家之兴衰，瞩目“治世至寡，乱世至多”；写战争、用兵之道，围绕“治世至寡，乱世至多”，都必然会引出“得之甚难，失之甚易”的历史经验教训。2）“系生民休戚”熙宁三年（1070）上《乞罢条例司常平使疏》，称“秦之陈胜、吴广，汉之赤眉、黄巾，唐之黄巢，皆穷民之所为也。大势既去，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这是针对新法可能产生的后果在例举历史教训，反映其关注“生民之休戚”。《资治通鉴》中叙陈胜、吴广、赤眉、黄巾、黄巢，都用了大量篇幅，加之善写战争，使秦末、西汉末、东汉末、唐末农民战争篇幅大大超过以往各史，充分印证其“治世至寡，乱世至多；得之甚难，失之甚易”的论断。五代后周世宗对侍臣说“若朕身可以济民，亦非所惜也”，“臣光曰”借用武则天“不爱身而爱百姓”的说法来称赞周世宗“若周世宗，可谓仁矣，不爱其身而爱民；若周世宗，可谓明矣，不以无益废有益”，表明司马光是多么盼望“不爱身而爱百姓”的君王！3、“不特纪治乱之迹”胡三省为《资治通鉴》作注，统观全书之后，特别指出：“温公作《通鉴》，不特纪治乱之迹而已，至于礼乐、历数、天文、地理，尤致其详。”历数的“尤致其详”，对北宋以前的历法修订，差不多逐一记述，反映历法在各个历史时期的进步。天文的“尤致其详”，自汉顺帝太史令张衡作浑天仪著《灵宪》，至唐玄宗命僧一行造大衍历、命太史监南宫说等实测子午线等，都有详细记述。写佛教传入亦可谓“尤致其详”，若将书中有关佛教的记述联贯起来，就是一篇佛教在中国的兴废史，不亚于《通鉴纪事本末》中的任何一篇纪事。不过，没有法显、玄奘西行求法，没有佛教各宗在唐代的兴衰，表明其目光只集中在与“国家盛衰、生民休戚”相关的佛事上。思想文化方面的“尤致其详”，包括诸子思想、经籍艺文、雕版印刷、都市建筑、水利工程等，只要细细爬梳，都可以理出头绪。4、欲存示警的“微意”因事立论、感慨而发，是《资治通鉴》的重要组成部分。全书“臣光曰”118则，引前人议论97则，表示出的“示警微意”主要有三，都与司马光对时政的主张息息相关。1）以礼为纪纲以礼为纪纲，反映其书的礼乐“尤致其详”。开篇第一则“臣光曰”：“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感叹三家分晋，是由于“君臣之礼既坏，天下以智力相雄长”，从此“社稷无不泯绝，生民之类糜灭几尽”，因此以三家分晋为全书的开篇。全书在叙述国家治乱、人物功过时，均以是否重礼、是否以礼进行教化为衡量标准。唐代藩镇割据，朝廷姑息，“臣光曰”评道：“唐治军而不顾礼，使士卒得以陵偏裨，偏裨得以陵将帅，则将帅之陵天子。”治天下用礼，治军也要用礼，礼为纪纲，贯穿社会上上下下、方方面面。2）用贤为本，立法是末这是“礼为纪纲”的重要内容，与其对时政的主张相关。“臣光曰”多处强调：“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而知人之道，“其本在于至公至明而已矣”，“苟为不公不明，则考课之法适足为曲私欺罔之资也”，反而会使曲私欺罔合法化。3）息征伐之谋，罢拓土之兵iii因为不满熙宁、元丰年间对西夏用兵，司马光提出“救急保安之道”是“罢拓土开境之兵”，“息征伐之谋”。一上奏数道书札，强调“边境安，则中国安，此乃国家安危之机”。反映在《资治通鉴》中，对穷兵黩武、开边拓土，一概大加斥责。“臣光曰”：“军旅大事，国之安危，民之死生系也。”批评不择贤愚，欲侥幸咫尺军功的种种做法。最后，提醒两点：一、宋神宗赐名《资治通鉴》，虽然将修史与“取鉴”、“资治”联系在一起，却没有像唐太宗那样为“在身之龟鉴”，因而不可能有唐太宗的作为，也不可能出现类似“贞观之治”的局面。二、司马光“伏望”神宗“监前代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但其自身也未做到。虽写有《朋党论》，《资治通鉴》对东汉阉党清流之争、中晚唐牛李党争均有详细记述，评论牛李党争的“臣光曰”有400余字之多，但其自身却未能跳出现实中的党争泥潭，这就不能不使其强调的“取鉴”、“资治”大为逊色！（二）《资治通鉴》的注释与订补《资治通鉴》以其成就在南宋、元代成为关注的热点后，注释、续修、改编之作接连涌现。最具代表性的注释是元代胡三省《资治通鉴注》，最具代表性的订补是明代严衍《资治通鉴补》。1、胡三省《资治通鉴注》胡三省（1230—1302），字身之，又字景参，台州天台（今属浙江）人。《资治通鉴注》主要是对《资治通鉴》内容作注释，实际是对《资治通鉴》的一次重新考订。“凡纪事之本末，地名之同异，州县之建置离合，制度之沿革损益，悉疏其所以然。”此外，应当注意涉及社会生活、习俗的内容，如注莨菪酒，注檀香木，甚至注“淘盆”、“笊篱”。此类内容，毫不逊于《通志·昆虫草木略》。2、严衍《资治通鉴补》严衍（1575—1645），字永思，一字午亭，嘉定（今属上海市）人。所补多达22项，诸如补文章、补贤媛、补艺术、补释道等，补充了某些缺项。但其所补仅以十七史为据，改变了《资治通鉴》取材广泛的特长，反而删除部分纪事，不符其“通鉴补”之实。（三）“通鉴”系列的出现自南宋至清，《资治通鉴》续修不断，出现“通鉴”系列。1、南宋的续编1）南宋的续修三部，以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最具代表性，为北宋一代编年史。李焘（1115—1184），字仁甫，一字子贞，号巽岩，眉州丹棱（今属四川眉山）人。有两篇墓志是必须知道的素材，一是李壁《巽岩先生墓刻》，一是周必大《敷文阁学士李文简公焘神道碑》。自孝宗隆兴元年（1163）至淳熙四年（1177）四次进呈后，又进行全面修订，淳熙十年（1183）以累次所修《续资治通鉴长编》“重别写进，共九百八十卷”。自元以后，罕见传本。明修《永乐大典》，所采《续资治通鉴长编》已非九朝完帙。宁失于繁，无失于略，是第二次投进时提出的编写原则。据初步统计，七朝本自注所见书目绝不少于400种，以实录、“正史”等皇家修史为主，这与第一次投进时所说“不考诸实录、正史，纷错难信”的编纂原则吻合。注文大体包括两个基本方面，一为附注，二为考异。附注，四种类型：一是注史料来源。二是人物初见注年月、邑里。三是补充正文。四是并书、附见。考异，包括考人物、史事、时间、地理以及存疑等。凡实录与“国史”、私家著述互异者，均指明私家所记人名、故事、时间、地点等；不取实录、“国史”而用其他著述者，均注明取舍原委。注文间或有评论，但不像“臣光曰”那样长篇大论，多见于神宗、哲宗两朝。现今所见注文前有“按”字者，iv多为清人所加；注文中《宋书全文》、《十朝纲要》，是明修《永乐大典》时所附益。2）另两部续修——《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长编》①刘时举《续宋编年资治通鉴》15卷，书前结衔通直郎、户部架阁、国史实录院检讨兼编修官。续李焘记事，自高宗建炎元年至宁宗嘉定十七年，当成于理宗之世。②无名氏《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长编》36卷，自北宋太祖至南宋理宗，为最早以“续资治通鉴长编”为名的全宋史。度宗至广王，别为2卷，题“宋季朝事实”。元刊本题：“名公所编，前宋已盛行于世”，似元初南宋遗民所为。宁宗以前，大抵节录或集合已有两宋编年史，理宗以下为编著者缀集。2、明代的续修“土木之变”前后改写宋史成风，以编年体改编宋、元史的有两部同名书，都叫《宋元资治通鉴》。共同特点，接续《资治通鉴》，承认元统。①薛应旂《宋元资治通鉴》，嘉靖四十五年（1566）刊行。“异同详略，无所考证，往往文繁而事复”，“所纪元事，尤为疏漏”。②王宗沐《宋元资治通鉴》，嘉靖三十四年始纂，隆庆元年（1567）纂成。当时刻本《续资治通鉴》，明末始名《宋元资治通鉴》。对宋代的阶段划分：“元祐、绍圣，治乱之界也；靖康、建炎，南北之界；景定、咸淳，存亡之界。”至于元代，以其“事开一代”，“且天开大明一统，正革其命，则亦不得而废也”，“撮其大都，略其细旨，为书一十二卷，以存其概”。3、清代的续修1）宋元通鉴的续修两部，一为徐乾学《资治通鉴后编》，一为毕沅《续资治通鉴》。徐乾学（1631—1694），字原一，号健庵，江南昆山（今属江苏）人。仿《资治通鉴》例纂《资治通鉴后编》184卷（卷11缺），起宋太祖建隆元年，迄元顺帝至正二十七年，作考异以明史事去取。因得见大量宋元方志，有关地理的内容较为精详。毕沅（1730—1797），字秋帆，一字纕蘅，江苏镇洋（今江苏太仓）人。《续资治通鉴》220卷，宋纪182卷，元纪38卷，起北宋太祖建隆元年，迄元顺帝至正三十年（1170年）。采集史料110多种，正文直录原文，有取舍剪裁而无改写熔炼，考异注于相关正文之下。2）明通鉴续修，主要是夏燮《明通鉴》。夏燮（1800—1875），字谦甫，又作嗛父，一字季里，别号谢山居士、江上蹇叟，安徽当涂人。同治元年（1862）基本纂成《明通鉴》100卷。前编4卷，以元朝年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