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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导读陕西师范大学一.《孟子》的成书时间及作者二.《孟子》的结构及列入经书的时间三.《孟子》的主要思想及特点四.历代《孟子》研究概况五.经典章节六.参考书目一.《孟子》的成书时间及作者《孟子》是儒家经典之一，书中所含蕴的政治、伦理、哲学、教育等思想学说，不仅对中国两千年来的封建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对中华民族的性格塑造和道德情操的培养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今天我们以科学、冷静的态度研究《孟子》，历史、辩证地分析《孟子》，对于我们如实正确地把握《孟子》思想，批判地继承祖国这一重要文化遗产是十分必要的。关于《孟子》的成书时间及作者，古今有三种不同的看法。一是：以东汉赵岐、南宋朱熹为代表，认为该书完成于孟子生前，作者是孟子自己。二是：以唐代韩愈、北宋苏辙为代表，认为该书是孟子死后完成，是由其弟子万章、公孙丑等共同记述的。三是：根据司马迁在《史记·孟荀列传》中所说，孟子周游列国，因所述“唐虞三代之德”与“所如者不合”，不被采纳，于是“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由此人们认为《孟子》一书在孟子生前已基本完成，主要作者是孟子自己，但有其弟子万章、公孙丑等参与写作。我们认为司马迁的话应该是比较可信的，他距孟子生活的时代较近，所见到的和所听到的比后人多且更为确实，所以第三种说法最接近事实。孟子其人孟子(约前385年—约前304年)，名轲，邹国人。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是继孔子之后儒家重要的代表人物。孟子相传其祖先为鲁国贵族孟孙氏，后因家道衰落，从鲁国迁至邹国。孟子幼年家境贫寒，父亲早逝，幼年受到了母亲严格而精心的教育。年长后，孟子“受业子思之门人”（《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治儒术之道，通五经，尤长于《诗》、《书》”（赵岐《孟子题辞》）。他非常崇拜孔子，认为“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公孙丑上》），推许孔子是先代圣人中“集大成者”。表示“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公孙丑上》）；曾为自己不能亲身接受孔子的教诲而遗憾不已，说：“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离娄下》）但他一直以孔子忠实信徒自居，一生致力于弘扬和发展孔子的学说，对儒家学说的发展、完善做出了重大贡献。在宋代被尊为仅次于孔子的亚圣。邹城孟母三迁祠然而，由于孟子的主张“迂远而阔于事情”,“与所如者不合”，故此一直不受重用，孟子深感失望，七十余岁时，就不再出游，“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以阐发其思想。据《孟子》载，他曾效法孔子周游列国，先后游说齐、宋、薛、邹、鲁、滕、梁等国，“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梁惠王恭敬地表示“寡人愿安承教”（《梁惠王上》）。齐宣王诚恳请求孟子“辅吾志，明以教我”（《梁惠王上》），打算在国都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锺，使诸大夫国人皆有所矜式”（《公孙丑下》）；还加封孟子为“齐之卿相”，令其“出吊于滕”（《公孙丑下》）。亚圣庙二.《孟子》的结构及列入经书的时间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孟子》共有七篇，这七篇就是我们今天所见到的《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离娄》、《万章》、《告子》、《尽心》。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孟子》有十一篇。除流传于今的七篇外，还有外书四篇，即：《性善辩》、《文说》、《孝经》、《为政》。赵岐认为外书是后人伪托之作，他说：“其文不能弘深，不与内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后世依放而托之者也”，因此不给它作注，以后便逐渐亡佚了。《孟子》七篇都是取首章第一、二句中二三字为篇名，并无实际意义，在这一点上与《论语》相同，所以赵岐据此说《孟子》是拟《论语》而作。篇下分章，每篇章数不一，全书共计二百六十一章。每章字数不等，多则千余字，少则十几字，全书共计三万五千三百七十多字。篇与篇之间、章与章之间没有内在逻辑联系。汉代：其地位远不能同儒家经典相比。虽然东汉班固视《孟子》为子书，在《汉书·艺文志》中将其归入子部，但当时人们普遍只把它看作辅翼“经书”、解释经义的传。五代:后蜀主孟昶命毋昭裔督造，于成都文翁石室礼殿东南，楷书《易》、《书》、《诗》、《仪礼》、《周礼》、《礼记》、《公羊》、《穀梁》、《左传》、《论语》、《孟子》十一经刻石。唐代开成石经《孟子》拓片北宋:宋太宗时又加翻刻，《孟子》始列入经书，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正式将其著录于经部。哲宗元祐年间，《孟子》被作为科举取士的试士内容。南宋孝宗时，朱熹将《论语》、《孟子》与《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合在一起，称为《四书》，并悉心为之作注，确立了《孟子》在经部的地位。元明清三代:《四书》被定为科举考试的科目，《孟子》成为学者必读之书。唐代开成石经《孟子》拓片三.《孟子》的主要思想及特点(一)天道观(二)性善论(三)伦理道德思想(一).天道观天道观是孟子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其性善论、伦理思想、政治思想的出发点和哲学依据。通过对《孟子》一书中孟子关于“天”的论述的梳理和概括，我们认为，孟子所说的“天”有四种意义：1.有意志的主宰之天孟子默认在人世之外存在着上帝和神。“虽有恶人，斋戒沐浴则可以祀上帝”（《离娄下》）；“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万章上》）此句中的“神”，就是指有人格的主宰世界的天神。并且认为是上天降生了人，他援引《尚书》、《诗经》之语说，“天降下民”、“天生蒸民”，既然天降生了人，那么天就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对人世有主宰作用。孟子认为帝位的传承就是由天决定的，“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万章上》）。一个人遭受心志之苦、筋骨之劳、体肤之饿、身心之空乏，所作所为遭到“拂乱”，实际是上天对将承担重任者的磨练和淬砺，意在“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告子下》）。虽然孟子肯定天对人世间有主宰作用，但他又援引《尚书·太甲》之语说：“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并且进一步指出：“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公孙丑上》）2.命运之天所谓命运之天，具有客观必然性的含义。指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必然之势，是存在于人力之外的一种无形而巨大的异己力量。孟子说：“莫之为而为者，天也。”（《万章上》）。孟子认为命运之天左右决定着天下的治乱。孟子认为每“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起而平治天下，“其间必有名世者”辅佐“王者”；但从周武王至今已“七百有余岁矣”，论时间、论时势，该当是“王者”、“名世者”兴起平治天下之时。然而时势动荡不定，百姓陷于水火，自己的仁政主张不为世所用，究其原因，是“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公孙丑下》），如天“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公孙丑下》）。孟子把个人在政治上的不遇也归之于天。“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鲁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梁惠王下》）“不怨天，不尤人”（《公孙丑下》）。孟子还把“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天下无道，小役大，弱役强”（《离娄上》）归之于命运之天。在“有道”的社会，“大德”之人役使“小德”之人，“大贤”役使“小贤”；在“无道”的社会，力量小的被力量大的支配，弱者为强者所役使，都是一种非人力所能及的必然之势所决定的。“天下有道”，政治清明，尊德尚贤，大德和大贤因其德高贤明，故能役使小德小贤；天下无道，政治黑暗，道德沦丧，推崇强权和武力，力大者、势强者因其力大、势强取得役使小者、强者的地位。“有道”和“无道”，德、贤、强、力都是客观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就是“莫之为而为者”之天。对此意义之天，孟子主张应审时度势、通权达变，在具体行为上要“顺天”而行，他说：“顺天者存，逆天者亡。”（《离娄上》）反对任意妄为，逆天而行。在主观态度上，要“不怨天，不尤人”。孟子还提出了与此意义的天有紧密联系的另一个概念“命”。他说：“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万章上》）即人力未曾招致而结果如此，就是“命”。孟子所说的“命”实质也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异己力量。他说：“莫非命也。”（《尽心上》）“命”有“正命”与“非正命”之分，孟子主张应当“知命”而“顺受其正”，即认识和尊重其客观必然性，尽力修身行道，避免“非正命”，以求“正命”，强调人们要发挥自己主观能动性的作用。孟子还将富贵利达、声色货利的获取与否归之于“命”。“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他还认为富贵利达是“在外者”，乃身外之物，即便“求之有道”，也不一定能得到，“是求无益于得也”（《尽心下》），应“行法以俟命”（《尽心上》），即内修己身、外修法度，等待命定。孟子这种“有命”论，实际是宿命论。孟子还把人们生而具有仁义礼智等道德意识的萌芽以及仁义礼智能否在现实社会实现归之于命。“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知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尽心下》）不过仁义礼智本是人与生俱有，是“在我者”；“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尽心上》），只要努力“反求诸己”就可得到。因此主张人们应孜孜不倦、持之以恒致力于道德修养，以保全仁义礼智。3.道德、义理之天在孟子的天道观中，更强调道德、义理之天。孟子认为天具有道德属性。“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告子上》）“夫仁，天之尊爵也。”（《公孙丑上》）“是故诚者，天之道也。”（《离娄上》）孟子把天道德化，并把天看成为脱离人的主观意识而独立存在的精神本体。孟子认为人的仁义礼智的道德意识来源于天。他援引《诗经》之语说：“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人们的内心规范就是其生而具有的善性，也就是“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此“四心”即是人之本质所在，经过扩充、完善即为仁义礼智四德。孟子认为人们只要在主观认识上“尽心”、“知性”就可以“知天”，在道德实践上“存心”、“养性”就可以“事天”。“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尽心上》）进而达到“上下与天地同流”、“天人合一”的神秘境界。这样，孟子便把客观世界与主观理念混而为一，陷入了主观唯心主义的泥潭。4.自然之天孟子所说的天，有时指日月运行、四时寒暑交替、万物受其覆育的自然之体。“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浡然兴之矣。”（《梁惠王上》）又援引《诗经》之语说：“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今此下民，或敢侮予?”肯定了天是“作云”、“下雨”的自然之体。他还说：“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离娄下》）在此，天的神秘性已完全失去，显示出孟子天道观中蕴含有唯物主义的因素。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孟子的天命观虽然不乏唯物主义的因素，但从整体上来看，是有神论的唯心主义的。(二)性善论第一，告子主张的性无善、无不善说；第二，世硕、宓子贱、漆雕开等主张的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说；第三，公都子等主张的有性善、有性不善说；第四，孟子主张的性善说。前三说都不曾肯定人性是善还是恶，只有孟子明确坚持人性善，并作了系统和深入的论证。性善论是孟子伦理道德和仁政学说的理论依据，在孟子思想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春秋时，孔子曾提出“性相近，习相远也”（《论语·阳货》）的观点，但未详细说明。战国中期，大致有四种关于人性的不同说法：孟子主张性善论，其依据是人人都有善的萌芽。“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辞让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告子上》“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公孙丑上》）“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公孙丑上》）孟子认为仁义礼智“四端”是人与生俱有的，是“天之降才”。“人之有是四端，犹其有四体也。”他非常肯定地说：“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