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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当代文学的概念及其分界一、20世纪中国文学的分期现代文学，指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到40年代末期的文学。当代文学：主要指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中国大陆文学。为1949年以后新中国的中国大陆文学命名，是“当代文学”提出的主要契机。二、中国当代文学的内涵1、中国当代文学首先指的是1949年以来的中国文学2、指发生在特定的“社会主义”历史语境中的文学，它限定在中国大陆这一范围之中。3、当代文学是五四以后的左翼文学经过40年代解放区文学的改造，在50年代至70年代，凭借其影响力，凭借政治力量的体制化，成为的文学形态与规范。第一章十七年及文革文学思潮一、50至70年代的文学环境一进入50年代以后，当代文学对待中外文化的基本方针。1、将苏联文学的翻译放在最重要的位置。2、现实主义是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20世纪西方文学中的现代文学作为腐朽的思想艺术倾向加以否定。3、总的趋向走向文化的自我封闭。二、刊物和文学团体1、50至70年代的中国，作家的文学活动包括作家自身被高度组织化2、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3、《文艺报》和《人民文学》从文学期刊的控制人员的更迭可以窥见文艺界斗争的线索。三文学批评和批判运动1、文学批评往往不是个性化或者科学化的解读，而体现一定的政治意图。2、50到70年代被报刊批评的作家，一般没有为自己作品辩护的权利。3、由文艺批评往往演变为大规模的批判运动。如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俞平伯“红学”的批判，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4、读者的概念往往不具备独立存在的意义，而是权威批评的一种延伸。5、由外在的规范最终产生了善于自我检查以符合文学规范的作者主体。四、作家的整体性更迭一、继续延安文学传统的作家，成为中心作家，如赵树理，贺敬之。二、40年代的一批作家被迅速边缘化。被定义为反动作家、自由主义作家的一批作家被排除。如钱钟书、沈从文、朱光潜。穆旦、郑敏、杜运燮等自动消失。三、一批作家自我反省，放弃文化自我，呼应感召，追赶时事。以冯至诗歌为例冯至曹禺四、受到文化冲击而患难胡风傅雷路翎《十四行诗之别离》为了再见，好像初次相逢。怀着感谢的情怀想过去，像初晤面时忽然感到前生。一生中有几回春几回冬，我们只感受时序的轮替，感受不到人间规定的年龄。《我的感谢》你让祖国的山川变得这样美丽、清新，你让人人都恢复了青春，你让我，一个知识分子又有了良心。你是我们再生的父母，你是我们永久的恩人。五、中心作家的文化性格一、中心作家组成主要来自解放区的作家和四五十年代之交开始写作的青年作家。小说作家：浩然《艳阳天》马烽《我的第一个上级》峻青《黎明的河边》柳青《创业史》赵树理《三里湾》杜鹏程《保卫延安》吴强《红日》杨沫《青春之歌》诗歌：郭小川《致青年公民》、贺敬之《雷锋之歌》、闻捷《天山牧歌》散文：杨朔《东风第一枝》、秦牧《花城》、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话剧：老舍《茶馆》、曹禺《明朗的天》、沈西蒙《霓虹灯下的哨兵》、郭沫若《蔡文姬》文学批评家：周扬茅盾邵荃麟姚文元李希凡二、中心作家的文化性格1、作家出生以及文学活动集中于山西、陕西、河北、山东一带。地理的转移表现了文学观念从比较重视学识、才情、文人传统到重视政治意识，从注意市民、知识分子到重视农民生活。2、对中心作家而言，文学被看成是服务于革命事业的一种独特方式。3、中心作家的文化素养不高，再文学写作上准备普遍不足，他们的生活经验主要集中的农村、战争和革命方面。4、中心作家隶属于国家机关，薪酬统发，政治地位高。文学的批判运动一、频繁的文学批判运动50年代到70年代发生在中国文艺界的全国规模的文学批判运动有1、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１９５１年５月２０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写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电影《武训传》上映于１９５１年初。它描写和歌颂了清末武训行乞兴学的事迹。《武训传》上映后，引起了两种截然相反意见的争论。赞扬者认为，这“是一部富有教育意义的好电影”，武训是“永垂不朽值得学习的榜样”。批评者认为，电影《武训传》是一种“缺乏思想性有严重错误的作品”、“武训不足为训”。而毛泽东却认为，电影《武训传》宣传了反历史唯物主义的反动思想，必须严肃批判。他严厉地指出：《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承认或者容忍对它的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的宣传”。７月２３日，《人民日报》又公布了经毛泽东亲笔修改的《武训历史调查记》，说武训是一个“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这样，《武训传》的讨论就变成了全国性的政治大批判。批判持续一年多。这一批判严重地混淆了思想艺术和政治问题的界限，使著名的编导孙瑜受到沉重的打击，４０多位同志受到牵连。也给新中国的电影艺术创作的发展带来严重的不良影响。武训是清末山东邑县人，生于１８３８年，死于１８９６年。据传他出身贫寒，青年时因苦于不识字而受人欺骗，决心行乞兴学，以便让穷人的孩子都能读书识字，免受有钱人的欺压，过上好日子。武训经过30年的乞讨，积累了一些钱，在他50岁以后陆续在堂邑柳林集、馆陶、临清办起了3所义学，而他自己仍然乞讨过活，直至死去。武训的行乞兴学活动，受到当时统治阶级的赞扬，清末山东巡抚张曜曾奏准光绪帝给予“建坊施表”。武训死后，其事迹“宣付史馆”，被尊为“义乞”、“乞圣”。2、对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等小说的批评。青年作家萧也牧1950年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短篇小说《我们夫妇之间》。小说写了一对夫妇，丈夫叫李克，是知识分子，初中毕业，是一个机关的资料科长。妻子姓张，农民出身，11岁当童养媳，被婆婆虐待。没有什么文化，刚刚认识一些字。15岁参加革命，在军工厂当过工人，而且被评为“劳动英雄”。两个人在农村结婚以后，由于工作的关系，很少在一起，所以没有什么矛盾，所以被看作是“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典型”。但是，进入大城市以后，在日常生活之中，却经常发生冲突，感情上出现了一点裂痕。最后，两个人达成了相互理解，重新和好。作品中夫妇之间的冲突，幽默、生动，有一定的喜剧感，同时，也有一定的文化深度。反映了知识分子性格与农民性格的矛盾冲突的，触及到城市价值与乡村价值之间矛盾冲突。进而也涉及到革命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作为农民的妻子进城以后，对城市生活毫无好感：“那么多的人！男不像男女不像女的！男人头上也抹油……女人更看不得！那么冷的天也露着小腿；怕人知不到她有皮衣，就让毛儿朝外翻着穿！嘴唇血红红，像是吃了死老鼠似的，头发相个草鸡窝！那样子，她还觉得美得不行！坐在电车里还掏出小镜子来照半天！整天挤挤嚷嚷，来来去去，成天干什么呵……总之，看不惯。”说话粗鲁，经常带脏字：他妈的，鸡吧之类的。看到一个小孩拉人力车，车上坐着一个胖子，气愤不已，认为是剥削。到饭馆里，觉得太贵：一顿饭顶好几斤小米，够农民一家人吃两天的。丈夫“抽烟卷”、“吃冰激凌”是奢侈和浪费。丈夫在舞场跳舞，她把孩子抱到舞场，扔给丈夫。看见有钱人打乞丐，也义愤填膺，把那个人送到派出所。对保姆格外照顾，教保姆识字。小说被批评者看作是“依据小资产阶级观点、趣味来观察生活，表现生活”。“离开政治斗争，强调生活细节。”“迎合小市民的低级趣味。”甚至认为，萧也牧的创作，“已经被一部分人当作旗帜”，用来反对“太枯燥，没有感情，没有趣味，没有技术”的“解放区文艺”，对萧也牧的批评，被看作是“保卫人民的文艺，现实主义的文艺”。萧也牧后来在反右派斗争中被定为右派，在文革中，萧也牧被迫害致死。3、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和胡适的批判。1953年9月，俞平伯把他在30年前写的《红楼梦辨》稍经修改，易名为《红楼梦研究》再次出版，再版时依然沿袭了胡适的观点。胡适可以说是红学史上一个新“典范”的建立者。新红学的主要人物是胡适，《红楼梦考证》彻底抨击了以蔡元培为代表的索隐派红学旧红学们先在心目中假定小说中的人物和事是历史上的真人后，才去收罗许多零碎的毫不相干的事实，用尽种种方法或谐音或占挂，来附会《红楼梦》的人物及情节，并未作考证，做的只是“附会”。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全文分两部分。前一部分是对旧红学的归纳和批评；后一部分是对《红楼梦》著者和版本问题的考证。胡适根据小说本身以及同时代或稍后的清人笔记、年谱、传记、诗文等材料，考证得到关于作者的六条结论，第6条：《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传。自从胡适考证出《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后，很少人再对《红楼梦》的作者提出异议。这一功绩是不容否认。对于《红楼梦》的版本，胡适也做了考证和评述。他在介绍了有正书局的戚本、程伟元的程甲本、程乙本之后，明确判定《红楼梦》最初只有八十回，直到乾隆五十六年之后始有百二十回本的《红楼梦》，并且认为《红楼梦》后四十回续者是高鹗。后四十回不及前八十回，确有不可埋没的地方。俞平伯是胡适后最著名的《红楼梦》研究家，也是所谓“新红学”权威作家，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从学术观点到研究方法都受到胡适的深刻影响。胡适的《红楼梦》研究，基本上是考证，俞平伯除考证外，还有评论，并做了大量的辑录和校勘等工作。1922年俞平伯写了《红楼梦辨》一书。1923年出版时，顾颉刚先生写序，说：“红学”研究了近一百年，没有什么成绩，适之先生做了《红楼梦考证》不到一年，就有这一部系统完备的著作。他又认为，“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和俞平伯《红楼梦辨》的发表，标志着旧红学的打倒，新红学的成立。”1954年秋，山东大学两个青年李希凡和蓝翎，写文章对俞平伯20年代初《红楼梦研究》的观点提出了批评，为这件事，毛泽东主席于1954年10月16日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号召开展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信中说：“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于是，从1954年开始，全国开展了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政治性批判，把他与胡适挂上钩，把“唯心主义”帽子往他头上套。当时负责党中央宣传和文化工作的周扬，在中国文联、中国作协联合召开的重要会议上讲话说：“我们正在进行的对俞平伯在《红楼梦研究》及其他著作中所表现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观点的批判，是有一次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严重斗争。开始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红楼梦》。1954年开展了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之后随即展开了对胡适派主观唯心主义学术思想和文艺思想的批判。4、对胡风集团的批判。胡风等与左翼文学内部的主流派别的矛盾由来已久30年代两个口号的论争：国防文学（周扬、郭沫若）——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不能容忍观点一致又并存互补的口号）30年代末“民族形式”论证中胡风对毛的不同观点。反对只看到“农民占绝对多数”就向“农民的欣赏力纳表投降”。40年代末起被置于受批判的位置，“主观战斗精神”“现实主义”“精神奴役的创伤”“主观战斗精神”：是指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对人物的爱爱仇仇的态度，对客观事实的关心、爱憎，对现实的把捉、拥抱、突击、感应。提出“自我扩张”：作家写的人物都得通过自己的感情去体验，人物的感情都要化成作家自己的感情。他认为知识分子应该去改造，但不能被动地接受人民的教育，而要发挥主观精神搏击生活努力把知识分子划入工农兵。“现实主义”：不是有生活就有现实主义，从生活到作品要经过作家的主观作用。“精神奴役的创伤”：群众虽然有革命的要求，但也有几千年精神奴役的创伤，因此，作家深入生活要求批判力量。双方的分歧：1、文学与政治、观念与实践：周扬等强调观念的重要性，认为作家正确的世界观至关重要胡风等人为生活实践和艺术实践更重要，思想和世界观只能通过事件来表现，离开实践的思想是空洞的。2、关于现实主义：周接受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认为文学要从革命历史发展上反映现实，表现革命远景胡接受法俄“批判生活”和鲁迅“思想启蒙”，要作家对一切的麻木一切的误会一切的混乱，随时随地地感到难堪或悲愤，用最大的警惕性去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