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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代绪言)一在中国传统史学中，很早就有关于经济史方面的记述。自太史公作《货殖列传》和《平准书》，历代正史中都有《食货志》，各种政书中也都有《食货典》、《食货考》，形成延绵不断的传统。但传统史学毕竟是以记述政治军事活动为中心、以帝王将相为主角的；历代《食货》典志所记述的则主要是国家管理经济的典章制度和有关的经济主张，对整个社会和全体人民经济生活，它所反映的广度和深度都是远远不够的。因此这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经济史学。现代意义的中国经济史学是在西方近代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理论传入中国以后才形成的；而且作为中国近代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在中国近代史学的诸分支学科中，它的出现相对晚后。19世纪末，中国传统社会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中国传统史学也发生了严重的危机。向西方学习的先进的中国人，试图用西方近代社会科学改造中国的传统史学，喊出了“史学革命”的口号。作为这次史学革命旗手的梁启超，提出史学的任务是“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像传统史学那样，只是“一人一家之谱牒”①。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社会经济也进入史学的视野之中②。梁启超将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与西方经济理论相比较，写了《史记货殖列传今义》、《管子新解》等论文；他第一次把统计学的方法引入历史研究之中，写了《中国史上之人口统计》（《新民丛报》第46—48期，1903年）等文，他还打算写作《中国生计学史》③。这些都可以视作中国经济史学的滥觞。不过，当时的“史学革命”，首先注意的是通史体例和内容的革新，以及政治史、思想史等领域的开拓，独立的经济史学科尚未形成。①《饮冰室文集》之九《新史学》。②当时用新观点方法撰写的中国历史，如夏曾佑的《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已有“渔猎社会”、“游牧社会”、“耕稼社会”等概念，刘师培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对中国古代的田制、农器、财政、商业、工艺、宫室、衣服、饮食等都有专题论述。③“生计学”即现在习称的经济学，是西方的economics的早期中译名之一。西文的politicaleconomy（今译“政治经济学”），中国最早的译名是“富国策”；后来严复把economics译为“计学”，一度流行，“生计学”即由“计学”衍变而来。本世纪20年代以后，从日本转介过来的“经济学”才成为约定俗成的译名。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亟须建立各种制度与机构；本世纪初零星出现的若干研究财政史、田赋史、田制史、盐务史、商业史方面的论著，就是适应这种需要而产生的，大都比较粗糙。20年代胡适首先发起的关于井田制有无的论战（胡适等：《井田制有无之研究》、《建设杂志》第2卷第1、2、5期，1920年2—5月），对当时田制史的研究也是一种推动。不过，比较全面深入地研究中国经济史，并形成一股热潮的则是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期。这一股热潮的形成是与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展密切相关的。由于马克思主义科学地揭示了经济在社会结构和社会发展中的基础性地位和决定性作用，给予人们观察社会和观察历史的锐利的思想武器，激发了人们对研究社会经济及其发展问题的重视。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如何正确认识当时中国社会的性质，成为与中国革命前途攸关的重大问题，由此引发了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论战、中国农村性质的大论战和作为它的延伸的中国社会史的大论战。早在20年代后期，一些学者已经根据一些习见的历史材料，运用当时传入的社会科学理论，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历程作鸟瞰式的叙述，提出各自的见解。以后这些不同的观点逐步展开了激烈的交锋，这种交锋主要在以《新思潮》杂志为主要阵地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以《动力》杂志为主要阵地的托派分子之间展开，而在王礼锡主编的《读书杂志》关于中国社会史论战的4个专号中达到高潮①。对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应该如何理解？中国历史上是否经过奴隶制社会？春秋战国以后是否“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这是讨论中的几个主要问题。其中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争论关系到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学说和中国社会历史特点的认识，对中国史学的发展的影响最为久远②。这场论战激发了人们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兴趣和愿望，人们不满足于论战中那种粗枝大叶的或公式化的论述，迫切要求在进一步发掘材料的基础上把研究深入下去，从而推进了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形成和发展，直接导致30年代初中期中国经济史研究热潮的出现。①《读书杂志》1931年4月1日创刊，出版者为“神州国光社”。王礼锡宣布其办刊方针是不偏不倚地兼容各种学说，“不主观标榜一个固定的主张，不确定一个呆板的公式去套住一切学问。”但他也公开表达了对唯物辩证法的信仰。王礼锡认为，当时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关乎中国革命的前途，而这个争论应当“深入到中国社会史中去”，因而着手在《读书杂志》组织中国社会史的论战，早在该刊的第1卷第2期已开辟了《中国社会史论战》专栏；接着于1931年8月、1932年3月、8月和1933年4月出版了《中国社会史论战》专号第1、2、3、4辑。第1辑三版15000册在一个月内销售一空，影响所及，50家刊物参加了这一论战。②当时这是由苏联学者首先引发的国际性的讨论。但中国与苏联不同，苏联把当时的争论完全作为政治问题处理，作为马克思主义与托派的斗争来处理，中国不同意见的争论基本上属于学术讨论的范畴，不同意见不但存在于马克思主义学者与非马克思主义学者之间，同时也存在于马克思主义学者中间。在中国社会史论战中，一些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致力于运用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来研究中国历史的发展阶段，论证马克思主义对于研究中国历史的普遍适用性。郭沫若发表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30年），自称是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编，书中运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周易》、《诗》、《书》、卜辞、彝铭的材料，用犀利的文笔生动而明快地论证了中国历史上依次经历过原始共产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①。这本书虽然在方法的运用和材料的鉴别上都存在一些缺点，但却是以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研究中国历史的第一次尝试，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继郭沫若之后，吕振羽在《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1934年）、《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1936年）等著作和一系列论文中，第一次把考古发现和神话传说等资料相结合，对中国原始社会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坚持奴隶制社会的普遍性，首先提出并论证了殷商奴隶社会说；从生产方式的角度阐述西周社会的封建性质，创立了西周封建说；又首先把中国封建社会区分为领主制和地主制两个阶段，明确提出秦汉以后的封建社会是封建地主制社会。郭沫若、吕振羽的上述论著，不但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之作，而且对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经济史也有开创意义。1932年11月，社会调查所（即后来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正式出版，这是我国第一份以经济史命名的学术刊物，它创刊的时间比美国经济史学会出版的JournalofEconomicHistory（1941年9月创刊）还早8年。该刊在发刊词中强调了社会经济史研究在史学中的重要地位，强调了收集整理经济史资料尤其是可计量资料的重要性。它虽然冠以“近代”之名，实际内容包括了古代，故自第5卷起改名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集刊》，至1949年1月，共出了8卷。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集刊的背后还有一个学术群体在活动，这就是1934年5月汤象龙、吴晗倡议成立的小型“史学研究会”。参加者除社会科学研究所的汤象龙、罗尔纲、梁方仲以外，还有吴晗、夏鼐、谷霁光、罗尔纲、孙毓棠、朱庆永、刘隽、罗玉东等，共10人，汤象龙为总务，吴晗、罗尔纲任编辑，谷霁光为会计。后来张荫麟、杨绍震、吴铎也加入该会②。该会在西方社会科学方法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勇于探索历史研究的新方法，当时他们主张随着时代的进步改写历史，新历史应该“叙述文化的进步，经济的变动，社会的变迁，……是以整个民族或各个民族的发展为主①郭沫若对中国古代历史发展作出以下概括：“大抵在西周以前就是所谓‘亚细亚’的原始共产主义，西周是以希腊罗马的奴隶时代相当，东周以后，特别是秦以后，才真正的进入了封建时代。”②参阅夏鼐等《吴晗的学术生涯》。该会每月集会一次。1937年七七事变后停止了活动。西南联大成立后，吴晗、张荫麟、罗尔纲、孙毓棠等先后到了昆明，1939年史学研究会又恢复了活动。体”。“史学研究会”经常研究编辑出版《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集刊》事宜。该刊在抗战以前即已取得一批重大研究成果，例如梁方仲1934年在该刊发表的《一条鞭法》，是对我国近古田赋制度的一个总结性研究，得到我国和日本许多学者的高度评价和赞许。他的《明代户口、田地及田赋统计》（第3卷第1期，1935年）第一次把统计学的方法运用于经济史资料的整理和研究。该刊创刊时，正值故宫清朝大内档案发现，社会科学研究所汤象龙等在整理这批档案的经济史资料方面倾注了很大的精力，《集刊》还出版了清代档案的专号。史学研究会的成员在其他刊物上也发表了一些重要论文，如谷霁光的《秦汉隋唐间的田制》（《政治经济学报》第5卷第3期，1937年）等。这一时期的中国经济研究，还应该提到陶希圣主编的《食货》半月刊。该刊自1934年12月创刊，至1937年7月停刊，网罗了全国各地150多位作者，发表了345文章。文章内容涉及经济史研究的理论方法、社会经济形态、社会经济综述、土地制度、阶级关系、财政赋役、寺院经济、农业、手工业、商业、都市、市场、货币、经济思想、经济资料、家庭、人口及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从反映的时段看，主要集中在古代，尤其是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诸代，近现代分量很少；在所刊载的文章中，有相当数量是外国学者研究成果和有关理论方法的译介。《食货》半月刊的创办直接与社会史论战有关，它以“社会史专攻刊物”自许，强调系统收集整理资料，把研究推向深入，但同时也重视理论方法的探讨，还组织过关于“社会形式”（按即社会形态）问题的讨论。在刊物中发表文章最多的是陶希圣自己和他的弟子鞠清远等。陶希圣还和他的弟子在北京大学法学院建立中国经济史研究室，致力于有关经济史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经济史著作的撰写①。陶希圣早期学术思想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唯物辩证法的影响，他自己也以唯物辩证法相标榜。在《食货》上发表文章的作者政治背景和学术观点很不一致，但相当一部分人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唯物史观或者受到了它的影响。《食货》译介的外国论著中也包括了马克思主义学派的著作。作为我国第一份关于社会经济史的专业性期刊，《食货》半月刊在组织和推动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发展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②。①先后编著了《西汉经济史》、《唐代经济史》、《魏晋南北朝经济史》和《唐代经济史料丛编》等。②陶希圣当时政治上属于国民党的改组派，在中国社会史论战中曾经提出中国自春秋战国以后封建制度崩溃，进入“商业资本主义社会”的观点，客观上与托派关于中国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观点相响应，受到马克思主义学者和进步人士的批评。抗战时期他曾跟随汪精卫，后来又成为蒋介石的笔杆子。但政治和学术不应该完全等同起来。陶希圣本人关于中国历史上社会经济的性质和分期的观点，在办《食货》半月刊期间也有所变化和发展，这些观点对后来古史分期讨论中魏晋封建说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集刊》和《食货》半月刊的出现并不是孤立的现象。当时一些研究机构和大学的史学刊物和经济学刊物也纷纷刊载社会经济史方面的论文，一时形成了风气。例如国立中山大学史学研究会主编的《现代史学》一直把中国社会经济史方面的论文作为刊载的重点，主要撰稿人有陈啸江、王兴瑞等人。第1卷第34期还出版了“中国经济史研究专号”（1933年5月），发表有关论文11篇。中山大学法学院还成立了中国经济史研究室。当时重要的经济学刊物《中国经济》第2卷第9、第10两期也出版了“中国经济史研究专号”上下两册（1934年？月），发表有关论文29篇①，逾40万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和一些大学的学报中刊载的中国社会经济史论文也不少，如徐中舒的《耒耜考》（《史语所集刊》第2本第1分册），杨联陞的《东汉的豪族》（《清华学报》第11卷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