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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和辛弃疾豪放词的比较苏轼和辛弃疾是宋代豪放词创作并峙的双峰。他们用大胆的创作思路，将自己的人生豪气注入词中。将豪放词的发展推向了顶峰，为后世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文学遗产。比较他们的豪放词，可以看出一些共同之处，但在豪放风格上又有所区别。现试析如下。一、辛弃疾的豪放词是对苏轼豪放词的继承和发展苏轼是豪放词的代表人物，是豪放派的基石。他用词来抒发政治报负，塑造英雄人物，描写祖国的万里江山，并以诗入词，打破了缘情与言志的界限，使词发展成为即可言情，又可言志，亦庄亦谐，庄媚兼有的文体，提高了词的品格。苏轼的词诚如李清照在《词论》中所说，具有“句读不葺之诗”的特点，但“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裁剪以就声律耳”（陆游《老学庵笔记》）。这种做法，突破了词律的束缚，使词更具有表现力，更加灵活。辛弃疾在苏轼的基础上，又将豪放词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促成了宋代词坛豪放与婉约两派分流和双峰并峙的局面，且影响深远，直贯元明清。辛词对后世的巨大影响，是与辛弃疾对豪放词的巨大贡献密不可分的。在词的表现内容上，辛弃疾继承发展了苏词的传统，并超越了苏词。苏词突破了爱情，离别和羁旅的樊笼，以词来书写报国的豪情壮志，农村恬淡的生活和贬居的无限感慨。辛弃疾则更加自觉地开拓创作视野，提高了词的社会功能，特别是集中突出地表现了抗金斗争，并以此作为词的主体。在词中，作者高呼“要挽银河仙浪，西北洗胡沙”（《水调歌头》“千里渥洼种”），要“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高唱“马革裹尸当自誓，娥眉伐性休重说”（《满江红》“江水东流”），作者在词中，贯注了对国事的热忱和对抗金的关注。这在词史上，可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如果说苏词抒写的爱国情感，只是涓涓细流，那么辛词抒发的爱国热情，则如汪洋大海一般，汹涌澎湃。二、怀才不遇、壮志难酬是苏轼和辛弃疾豪放词抒发的共同情感苏轼和辛弃疾都是至情至性之人，他们都是才华横溢，并且渴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苏轼出生在一个读书人家庭，他的父亲苏洵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生在这样一个家庭，使苏轼从小就立下了奋厉有当世志的远大抱负。所以他读书很刻苦，也很会读书。1056年他和父亲苏洵、弟弟苏辙一起离开四川到京城应考，一举成名。其文章得到当时主考官欧阳修的称赞，称赞苏轼是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苏轼自此一举成名，开始了仕途生涯。然而苏轼在仕途上并不如意，由于卷入党派纷争，受到排挤，他一生当中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被贬和流放当中度过的。因此在被贬和流放的时间中，怀才不遇和壮志难酬成为苏轼心中挥之不去的一个情感基调。在他的豪放词中这样的情感随处可见。辛弃疾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人，而是具有雄才伟略，可以出将入相的人物。23岁时，即“壮岁锦旗拥万夫，锦谵突骑渡江初”，仅带数十骑，突入五万人的金军大营，活捉叛徒张安国，率军南归而被委任为江阴签判。但此后，或赋闲散居，或沦为下僚，天生英才却无处可用，只好将一腔爱国之情，报国之志，寄托于吞吐八荒，独立浩茫，“横绝六合，扫空万古”（刘克庄《辛稼轩集序》）的诗词中。三、同为豪放词，但是苏轼和辛弃疾的豪放词在豪放风格上还是有区别的对于“豪放”一词的理解，杨廷芝在《诗品浅解》中是这样说的：“豪者我有可盖乎世，放者物无可羁乎我”。纵观苏轼和辛弃疾的豪放词不难看出，苏轼的豪放词在豪放风格上侧重于“放”，即他的豪放词在思想情感上比较超脱，能想得开，不为自身的不如意所烦，不被官场的黑暗所累。辛弃疾的豪放词在豪放风格上侧重于“豪”，也就是说他的豪放词在思想情感上比较执着，自始至终都充溢着他心系天下兴亡的壮志豪情，表现了他心中始终坚守着收复国土的夙愿。造成这种不同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两人的人生经历不同，另一个是两人的思想结构不同。下面分别阐述。1、两人的人生经历不同。苏轼出生于书香门第，其父亲苏洵就是大文豪。苏轼考科举，中进士，他一扫五代、宋初词坛的艳曲，改为描写士大夫生活情趣的豪放词，俨然是个“衣冠伟人”。苏轼是个非常达观的文人，几度作官位重，又几度遭贬，但是洒脱乐观的个性依然一样，在逆境中照样能保持浓郁的生活情趣和旺盛的创作活力。辛弃疾生于外族占领区，天生一副英雄的相貌，又智勇双全。辛弃疾自小就决心要为民族雪耻要为大宋恢复中原。他不是科举入仕，年轻时就轰轰烈烈参加起义军反抗金人的统治，南归后做官。但是他所任职都不如何高，且经常调任，这使他没有办法在任上有大的建树和作为。他抱负远大，却无从实施，胸中难免会有股郁结之气，这种不平感只有在他的词中加以表达宣泄。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使辛弃疾词不能有苏轼词的那种空旷洒脱。苏轼词也不可能有辛弃疾词的豪健悲壮，因为苏轼始终仍然文人，而辛弃疾又是军人。2、两人的思想结构不同。苏轼的思想以儒家为主，而兼糅释、道两家。他的人生观比较复杂。有时从老庄的旷达出发，轻视功名；有时又站在儒家立场，批评老庄和佛家。在政治上他更多地表现出儒家入世的精神，以天下为己任，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主张以“仁政”治国并且始终关心国家和人民的命运，投身政治斗争，在地方官任上，他也始终关心民间疾苦，得到各阶层民众的爱戴。这些都与他坚持儒家思想有关。在生活上，苏轼却更多地采取佛家和道家的处世态度。他把老庄哲学从无限的时间与空间的立场上看待人生、看待世间的一切是是非非的关照方法，与禅宗以“平常心”对待一切变故、顺乎自然的生活态度结合起来，作为追求心灵解脱的基础。政治上他并不随人俯仰、随波逐流，生活上他则“随缘自适”、随遇而安。佛老思想使他遇事达观、超脱、开阔。无论何时，他都对万事万物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对社会人生始终采取执着的态度。他不管遭受多么沉重的打击，面临多么险恶的环境，都没有失去生活的热情，始终保持浓郁的生活情趣和旺盛的创作活力。而辛弃疾的思想比较单一，就是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因此当他在政治上失意的时候，他就不可能有苏轼的旷达与超脱。苏轼和辛弃疾豪放词的比较苏轼和辛弃疾是宋代豪放词创作并峙的双峰。他们用大胆的创作思路，将自己的人生豪气注入词中。将豪放词的发展推向了顶峰，为后世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文学遗产。比较他们的豪放词，可以看出一些共同之处，但在豪放风格上又有所区别。现试析如下。一、辛弃疾的豪放词是对苏轼豪放词的继承和发展苏轼是豪放词的代表人物，是豪放派的基石。他用词来抒发政治报负，塑造英雄人物，描写祖国的万里江山，并以诗入词，打破了缘情与言志的界限，使词发展成为即可言情，又可言志，亦庄亦谐，庄媚兼有的文体，提高了词的品格。苏轼的词诚如李清照在《词论》中所说，具有“句读不葺之诗”的特点，但“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裁剪以就声律耳”（陆游《老学庵笔记》）。这种做法，突破了词律的束缚，使词更具有表现力，更加灵活。辛弃疾在苏轼的基础上，又将豪放词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促成了宋代词坛豪放与婉约两派分流和双峰并峙的局面，且影响深远，直贯元明清。辛词对后世的巨大影响，是与辛弃疾对豪放词的巨大贡献密不可分的。在词的表现内容上，辛弃疾继承发展了苏词的传统，并超越了苏词。苏词突破了爱情，离别和羁旅的樊笼，以词来书写报国的豪情壮志，农村恬淡的生活和贬居的无限感慨。辛弃疾则更加自觉地开拓创作视野，提高了词的社会功能，特别是集中突出地表现了抗金斗争，并以此作为词的主体。在词中，作者高呼“要挽银河仙浪，西北洗胡沙”（《水调歌头》“千里渥洼种”），要“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高唱“马革裹尸当自誓，娥眉伐性休重说”（《满江红》“江水东流”），作者在词中，贯注了对国事的热忱和对抗金的关注。这在词史上，可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如果说苏词抒写的爱国情感，只是涓涓细流，那么辛词抒发的爱国热情，则如汪洋大海一般，汹涌澎湃。二、怀才不遇、壮志难酬是苏轼和辛弃疾豪放词抒发的共同情感苏轼和辛弃疾都是至情至性之人，他们都是才华横溢，并且渴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苏轼出生在一个读书人家庭，他的父亲苏洵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生在这样一个家庭，使苏轼从小就立下了奋厉有当世志的远大抱负。所以他读书很刻苦，也很会读书。1056年他和父亲苏洵、弟弟苏辙一起离开四川到京城应考，一举成名。其文章得到当时主考官欧阳修的称赞，称赞苏轼是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苏轼自此一举成名，开始了仕途生涯。然而苏轼在仕途上并不如意，由于卷入党派纷争，受到排挤，他一生当中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被贬和流放当中度过的。因此在被贬和流放的时间中，怀才不遇和壮志难酬成为苏轼心中挥之不去的一个情感基调。在他的豪放词中这样的情感随处可见。辛弃疾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人，而是具有雄才伟略，可以出将入相的人物。23岁时，即“壮岁锦旗拥万夫，锦谵突骑渡江初”，仅带数十骑，突入五万人的金军大营，活捉叛徒张安国，率军南归而被委任为江阴签判。但此后，或赋闲散居，或沦为下僚，天生英才却无处可用，只好将一腔爱国之情，报国之志，寄托于吞吐八荒，独立浩茫，“横绝六合，扫空万古”（刘克庄《辛稼轩集序》）的诗词中。三、同为豪放词，但是苏轼和辛弃疾的豪放词在豪放风格上还是有区别的对于“豪放”一词的理解，杨廷芝在《诗品浅解》中是这样说的：“豪者我有可盖乎世，放者物无可羁乎我”。纵观苏轼和辛弃疾的豪放词不难看出，苏轼的豪放词在豪放风格上侧重于“放”，即他的豪放词在思想情感上比较超脱，能想得开，不为自身的不如意所烦，不被官场的黑暗所累。辛弃疾的豪放词在豪放风格上侧重于“豪”，也就是说他的豪放词在思想情感上比较执着，自始至终都充溢着他心系天下兴亡的壮志豪情，表现了他心中始终坚守着收复国土的夙愿。造成这种不同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两人的人生经历不同，另一个是两人的思想结构不同。下面分别阐述。1、两人的人生经历不同。苏轼出生于书香门第，其父亲苏洵就是大文豪。苏轼考科举，中进士，他一扫五代、宋初词坛的艳曲，改为描写士大夫生活情趣的豪放词，俨然是个“衣冠伟人”。苏轼是个非常达观的文人，几度作官位重，又几度遭贬，但是洒脱乐观的个性依然一样，在逆境中照样能保持浓郁的生活情趣和旺盛的创作活力。辛弃疾生于外族占领区，天生一副英雄的相貌，又智勇双全。辛弃疾自小就决心要为民族雪耻要为大宋恢复中原。他不是科举入仕，年轻时就轰轰烈烈参加起义军反抗金人的统治，南归后做官。但是他所任职都不如何高，且经常调任，这使他没有办法在任上有大的建树和作为。他抱负远大，却无从实施，胸中难免会有股郁结之气，这种不平感只有在他的词中加以表达宣泄。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使辛弃疾词不能有苏轼词的那种空旷洒脱。苏轼词也不可能有辛弃疾词的豪健悲壮，因为苏轼始终仍然文人，而辛弃疾又是军人。2、两人的思想结构不同。苏轼的思想以儒家为主，而兼糅释、道两家。他的人生观比较复杂。有时从老庄的旷达出发，轻视功名；有时又站在儒家立场，批评老庄和佛家。在政治上他更多地表现出儒家入世的精神，以天下为己任，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主张以“仁政”治国并且始终关心国家和人民的命运，投身政治斗争，在地方官任上，他也始终关心民间疾苦，得到各阶层民众的爱戴。这些都与他坚持儒家思想有关。在生活上，苏轼却更多地采取佛家和道家的处世态度。他把老庄哲学从无限的时间与空间的立场上看待人生、看待世间的一切是是非非的关照方法，与禅宗以“平常心”对待一切变故、顺乎自然的生活态度结合起来，作为追求心灵解脱的基础。政治上他并不随人俯仰、随波逐流，生活上他则“随缘自适”、随遇而安。佛老思想使他遇事达观、超脱、开阔。无论何时，他都对万事万物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对社会人生始终采取执着的态度。他不管遭受多么沉重的打击，面临多么险恶的环境，都没有失去生活的热情，始终保持浓郁的生活情趣和旺盛的创作活力。而辛弃疾的思想比较单一，就是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因此当他在政治上失意的时候，他就不可能有苏轼的旷达与超脱。宋朝两大著名词人——苏轼和辛弃疾，他们的词都以豪放著称，是豪放派的代表人物。苏轼对词体进行了全面的改革，突破了词以“艳科”的传统格局，扩大了词的表现功能和词境。由他开创的豪放一派，后被南宋辛弃疾继承并发展，并且辛派词人把词体的表现功能发挥到了最大限度。虽然他们都是豪放派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