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研究综述

苏轼研究综述王相红“苏东坡居本世纪宋代词人研究成果排行榜第一名。”（刘尊明、王兆鹏《本世纪东坡词研究的定量分析》，《湖北大学学报》1999年第5期）2000—2001年间，有关苏轼研究的成果再创新高。这两年有关苏轼的研究论著达200余项，仍然高居近两年宋代作家研究成果量的首位。兹将这两年有关苏轼研究的情况综述如下。一、关于苏轼其人的研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中国儒士创造出这种“穷达观”以处穷通出入，而实则难以做到无论穷达皆优游的境界。苏轼则融儒释道三家思想为我所用，穷达不以为念，其超逸高风，千载之下，令人仰叹。论者纷纷著文，研究苏轼思想。何江南的《对程颐和苏轼争论的哲学分析》（《四川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粟品孝的《理学与非理学之间：朱熹对苏轼学术的批评和吸收》（《社科研究》2000年第1期）两文，直接将程苏之争论、朱苏之异同统一于儒家道德分析，肯定了苏轼的儒家思想。何文认为程苏争论之关结在对礼的观点和态度，程之理学“存天理，去人欲”之“天理”对人要求太苛，成为人性枷锁而近伪，苏觉察其作伪成分，斥程不近人情为“奸”。粟文则由分析朱前期批苏之“杂学”，颠倒义利、文道关系等，而后期取苏之书经之学、读书之法的相反相成的态度，说明了苏学在儒家思想史上具一定地位。于释道影响方面，邱俊鹏的《苏轼少年时期思想探微》（《文学遗产》2000年第1期），辩驳“少年苏轼不闻佛，而是在遇王彭后始闻释氏”的传统之说，认为苏轼少年时就不单深受儒家外道家思想影响，亦深受佛家思想影响。正因为如此，少年苏轼“不欲婚宦”，而想“逃遁山林”，入世出世成为苏终其一生的思想矛盾，而苏终究未能遁入山林缘于其坚定的“有益于世”及报君恩、酬知遇的儒家思想。而薛亚康《从苏轼赋看其人生哲学的内部构成》（《周口师范高等学校学报》2001年第4期），则认为苏轼以追求“精神上的宁静”为轴心，融合儒释道各家思想，最终形成了荣辱得失无系于心的实用主义的忧患人生哲学。在众多求思想、究人格，认为苏轼融三教于一身的著文中，有些作者认为其骨子里坚持的终究是儒，是欲济世的儒家信念。周云龙《论苏轼迁谪期间的精神胜利法——兼探封建士大夫的文化心态》（《中国文学研究》2000年第1期）、杨子怡《戚戚怨嗟与安土忘志——韩愈苏轼岭表处穷及其人格意识比较谈》（《周口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年第3期）两文，可作为这方面的代表作。周文认为苏被誉之“旷达”“超脱”不过就是“精神胜利法”，这一“精神胜利法”源于苏之庄禅思想，而苏思之所以契于庄禅，乃因三道本有相通处，有互补处。文章进一步论述苏之“精神胜利法”恰好是其内心深处“奋厉有当世志”的反映，“其目的不在于‘安’，而在于‘忍’以‘待时’，在于‘从事’”。杨文在与韩愈的比较中，得出苏轼“遵儒而不执于儒”、“轼潇散度日，以观变焉”的结论，与周文观点可互相阐发。概言之，探讨苏轼思想人格的文章，其基本观点仍是苏一生“据于儒，依于道，逃于禅”。对古代文人思想人格乃至地位影响的确认，离不开对其生平交游的考察。刘友竹《苏轼灌口、青城之游详考》（《成都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以苏轼兄弟忆旧之作、历代方志有关记载，详考苏轼确曾到过灌口、青城两地（青城山是道教胜地），且对两地风物十分熟悉。杨胜宽《毕仲游与苏轼交谊考述》、《李昭与苏轼交游考述》（《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2001年第5期）两文，则从家庭环境、个性爱好、经历际遇、价值观念等方面，将毕、李二人与苏轼进行比较分析，认为二人与苏具有相似性，并由其书信交往，得出毕、李为苏门文人集团之一员的结论，对全面了解苏门文人集团不无助益。二、关于苏轼词作的研究苏词研究，仍是苏轼研究的重心。其中不乏辨析其词作风格的论文。苏轼词风究竟是“豪放”、“清旷”，抑或是其它，论者各陈己说。持“豪放”说者有注重进一步探因辨别的，如王启鹏《苏轼豪放词为何成熟于密州？》（《惠州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张伟《试论苏轼词风与其性情的关系》（《沈阳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杨忠《气之积聚与词之豪放》（《长春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穆廷云《苏轼开创豪放旷达词风的原因初探》（《邢台师范高专学报》2001年第4期）等文，不外从苏轼个性、思想、身世际遇及词之本身发展趋势等方面探寻原因；有对苏辛豪放词风比较辨别的，如杨小青《深广的内涵与炽烈的情感——论苏轼、辛弃疾豪放词风的区别》（《重庆工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认为苏之矛盾是自我内心之矛盾，与辛之个人与社会冲突的外部矛盾相比，超越时空，内涵深广，其词风似飘逸实厚重。论者中也有不尽同意“豪放”说的。施海勇《试论苏轼对婉约词风的刷新》（《丽水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1年第6期），认为“豪放”固然是苏轼词风的主要特色，但苏词并非尽豪放。许黎英《从“伶工之词”到“士大夫之词”——论苏轼黄州词的创作》（《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1年第5期），由苏轼黄州词切入论证，认为词至苏轼，完成了由“伶工之词”到“士大夫之词”的转变，苏词即士大夫之词。陆业龙《试论苏轼词作的主体风格》（《孝感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认为“以诗为词”就是苏词之主体风格，而以往之所谓“豪放”、“清雄”、“韶秀”等均只能概括苏词风之一侧面。施、许、陆三文虽观点有出入，然均离不开以“以诗为词”进行论证分析。三、关于苏轼诗作的研究与苏词研究相比较，苏诗研究略显冷清。然两年来，也有几篇值得注意的论文。如邱俊鹏《苏轼徐州诗作探析》（《天府新论》2000年第4期），认为苏诗主导风格形成于通判杭州时期，而成熟于徐州时期。苏知徐州时期诗作具有新特点：题材特殊，如写抗洪、采煤、题画、批评新法等，写亲身经历，抒一己感受；艺术上达到新的高度，其中尤以题画诗在章法上分合有度、跌宕跳跃，描绘形象，批评新法诗在使事用典上含蓄浑成而最有特色。柯素莉《敏妙超脱，巧夺天工——试论妙理奇趣的苏轼山水诗》（《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认为苏轼的山水诗富于理性与哲思，映现了苏轼通达的人格和人生智慧，而苏诗之所以独具妙理奇趣，是由其“天地与人一理”的山水自然观所决定的，也正是由于这一山水自然观，苏诗达到了“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情景交融的艺术成就，拓展了诗歌的表现技巧，如比喻、拟人等。李瑞芬《论东坡诗的讽刺艺术》（《东岳论丛》2000年第4期）则探讨了语涉讽刺的苏诗创作，将其讽刺艺术手段概括为用事、比喻、反语、对比，指出这些讽刺手法“互为交错或同时并用，妙趣天成”，其艺术源头在庄子。王树海的《自然性情的迂回归返——从王维到苏轼》（《东北师大学报》2000年第6期），则以王、苏为典型，探讨了由唐至宋的诗风演变，认为无论是王诗的“在有意无意之间”，还是苏诗的诉诸“才学”、“文字”、“议论”，其诗作千载之下仍令读者动心、动容，原因即在于其合乎“本心”“本体”自然和传达、表现的自然。王诗与自然“同一”、“打成一片”，圆融浑整，成为一种范本，为后人所追攀；苏诗“用力”，从整体上转换方式，以其善喻、长于状物等手段迂回归返于王之自然性情。作者由此进一步指出“善学”唐诗之宋诗，实乃唐人“诗心”的回归。王友胜的《明人对苏诗的接受历程及其文化背景》（《南昌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考察了苏诗在后代的接受情况，指出明前期对苏轼评价较为公允，态度较为客观，中后期批评则或存门户之见，或凭意气用事，明显表现出两种不同倾向：尊唐者往往贬苏，而宗宋者往往褒苏。该文进而分析明苏学研究相对落后之内外原因，认为与其时程朱理学思想、文坛社团流派风习、文艺思潮尊唐黜宋有关。苏诗研究在系年考辨方面亦有收获。吴定球《苏轼〈和陶游斜川〉诗系年考辨》（《惠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以确凿的史料考定和陶诗是绍圣三年（1096）在惠州所作。四、关于苏轼骈赋经传的研究这两年来，苏轼其它文体也引起研究者的兴趣。陈祥耀《苏轼与“宋四六”》（《文学评论》2000年第5期）就对苏轼的骈体文作了探讨。文章指出，骈体文至唐陆贽在形式方面既开创了骈文的散文化，又严格保持了它的谐声雕对。苏轼四六文在形式方面深得陆文之长，因其学养经历而洒脱不羁，多独到之识与动人之情。南宋骈体文对苏的继承则在对仗的工整，语言的流畅，气势的动荡灵活上。该文上溯渊源，下及影响，认为苏在骈体文的创作中有承前启后之功。王许林《论苏轼的辞赋创作》（《江淮论坛》2001年第5期），认为苏赋的题材内容构成有抒发理想及进取精神、关心国计民生、表现参悟人生和旷达襟怀、关注饮食养生等类，多写亲历之境、细微之物而见情达性；其艺术特色与其题材相应，有景、情、理相辅相成、和谐结合及小中寓大、自然物象隐喻化、心灵化，境界奇幻等特点。舒大刚《苏轼〈东坡书传〉述略》（《四川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谢建忠《苏轼〈东坡易传〉考论》（《文学遗产》2000年第6期）二文，则涉及苏轼的经学领域。舒文重在考述，指出《东坡书传》是苏贬官黄州时始计划作之，贬官海南时终完成之；其目的是为矫时弊，驳“新学”，即驳王安石《三经新义》之穿凿附会之习。其见解独到，胜义迭出。谢文重在考辨，针对或苏氏兄弟合力撰成或轼继父业撰成《东坡易传》的传统见解，以东坡解《易》之过程及三苏解《易》之差异切入论证，指出三苏解《易》过程不同。苏解《易》始于黄州，当时其原有书稿均焚，所需材料源自黄州友人陈季常；轼解《易》思路不同于辙，且群书不见有记载“辙送其所解于轼”，即使有其事，轼难接受；轼承其父解经“多切人事”精神，然观点与其父亦有不同。文章由此得出结论：元丰三年苏轼在黄州独立撰写了《东坡易传》，并进一步指出“《东坡易传》是苏轼宇宙观、人生观思辩分析的心血结晶”，其中关于万物刚柔动静形理之辨证哲学思想“因而也制约和影响着他的文学观念”。五、关于苏轼文艺思想的研究思富才赡的苏轼虽然没有专著论述自己的文艺思想，但散见于苏轼诗文中的有关文艺思想方面的材料仍很丰富。这两年有关苏轼文艺思想的研究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王韶华《苏轼“诗画一律”的内涵》（《文艺理论研究》2001年第1期），由苏对“诗画一律”的释意“天工与清新”入手，由画到诗，层层深入探讨“天工”、“清新”的内涵：“天工——对神的共同追求”，“清新——对特殊之‘神’的共同把握”，“天工与清新——对主体人格的共同要求”。作者认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的认识“深深地渗透在他的文艺思想中”，并以其“随遇而发的多层次解说为中国诗画关系的认识开启了新的思路”。陈维平《浅论苏轼文艺思想的辨证因素》（《福建论坛》2000年第2期），认为苏之辨证文艺思想体现在以下几对关系中：文艺与社会、形似与神似、创新与继承、纤浓与简古，两者对立又统一。杨疾超《苏轼画论浅探》（《黄冈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从绘画的形神关系上主张形神兼备、重在传神，艺术风格上主张“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创作主客体关系上推崇“画中有诗”、贵在写意等三个方面论证了苏轼画论的主要思想。王启鹏《巴金的“无技巧”和苏轼的“平淡”文学创作观》（《惠州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严敏《关于苏轼、莱辛之诗画时空观的思考》（《新疆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二文，打通古今中西，在比较中探寻苏轼的文艺思想。王文论述了苏之“平淡”其实不是平淡，而是“绚烂之极”，是从“气象峥嵘”中化出的。严文由苏轼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莱辛的“诗画有界限”的观点切入分析，认为莱辛的时空观对文学创作来说是客观的、机械的，其在时空方面的迷误导致其严诗画之界限；苏轼的诗画一律的观点更多地考虑艺术与宇宙的关系，其观念基础在于苏所具有的传统的时空意识，即时空是朦胧感性的、混沌不分的、互相转化的，在于苏接受的禅意识进一步消除了时空对立，其时空观对认识来说是非逻辑的、非客观的。作者认为，时空无差别的庄禅思想造就了中国艺术思维的灵魂；莱辛、苏轼的观点出发点不同，重点也不一样，所以，其理论并不矛盾，以语言为结合点，二者是可以整合的。原载：《宋代文学研究年鉴》2000-2001苏轼研究的历史和现状2011-04-3012:40:00|分类：转载文章|举报|字号订阅苏轼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