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特格拉斯

君特·格拉斯“但泽三部曲”中人物形象研究马娅（肇庆学院文学院，广东肇庆526061）摘要：格拉斯在小说创作中以象征性的矛盾多维的典型人物诊断民族的弊病，批判了德国市民的劣根性，真诚忏悔纳粹史，为重建社会道德服务。他在小说中努力追求的是“用文学形式来描述整个时期的事实，描述小市民阶级狭隘中矛盾和荒谬以及发生在这段时期的巨大的罪恶”。其“但泽三部曲”中象征性人物个性矛盾多维，又寓意丰富。其创作“但泽三部曲”意在借助象征性的矛盾多维的人物来揭示20世纪30、50年代德国的市民特性，以此阻止人们对国家社会主义妖魔化。关键词：格拉斯；矛盾多维的人物；民族劣根性一君特·格拉斯是二战后真诚忏悔纳粹史的德国作家。他在小说创作中以象征性的矛盾多维的典型人物诊断民族的弊病。他在小说中努力追求的是“用文学形式来描述整个时期的事实，描述小市民阶级狭隘中矛盾和荒谬以及发生在这段时期的巨大的罪恶”[1]。他创作“但泽三部曲”（包括《铁皮鼓》、《狗年月》和《猫与鼠》）意在借助独树一帜的矛盾多维的人物来揭示20世纪30～50年代德国的市民特性，以此阻止人们对国家社会主义妖魔化。创作中，他把自己真诚忏悔纳粹史的感受和思想情绪最大限度地放在文本中的象征性人物身上，使之情感充沛，从而将文学的可感性与可思性巧妙地融合，使之意蕴丰厚，让接受者透过寓意丰厚的象征性人物去透视德国小市民的劣根性及表现，体悟其中表达的忏悔思想。其三部曲中人物或为生存焦虑而又在主观臆想征服世界中绝望，或崇拜强者而自卑，或温柔而凶狠，或善良而顺从。其象征性典型促使世人去做自我反思之旅。二其在文本中通过象征性的矛盾多维的人物生动展现了20世纪30～50年代的德国的风云变幻的历史，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历史，而是德国人被纳粹迷惑后为生存而焦虑、在孤独中臆想征服世界，崇尚暴力，凶狠而又顺从，参与纳粹作恶的心灵史。他在三部曲的第一部《铁皮鼓》中犀利地剖析了往昔德国人为生存而形成的焦虑。他们在焦虑中臆想征服世界而带来的悲剧。人在危机四伏的环境中往往会产生生存的焦虑、孤独和绝望之感，有这一心理的人，其思维与行为往往会变得奇特乃至不可思议。德国人往昔恶劣的生存环境，造就了其独特的孤独感。他们为生存而焦虑不安，臆想能够征服世界。俾斯麦统一德国之前，德国是一个小国林立的国家。分裂的局面导致外侮。统一前，它总被邻近大国欺凌，这使德国人心理上积淀了浓厚的孤独、生存的焦虑、狂躁不安之感，这种感觉意识伴随着他们一路走来。一战后的《凡尔赛条约》解除了德国的武装，按条约支付沉重的赔款，过重的负担使民怨升腾。而且其邻国剑拔弩张，使其惶恐不安。战败后赔款，更增强了其自卑之感，他们看到民族的光荣均随着第二帝国的崩溃而破灭，不得不接受战胜国强加到其头上的刻薄的条约。德国人“生活在失败的阴影里。”[2]这，促使德国人怀着怨恨之心向世界挑战，使其在凶狠的纳粹出现后纵容、支持纳粹。纳粹就利用国民失败意识中的复仇心理，发动宣传工具鼓噪德国生存空间狭小，并受到了威胁，德国人感觉到“被毫无正义可言的凡尔赛条约夺去了他的殖民帝国，日耳曼人已变成了一个没有生存空间的民族”[3]33。纳粹一再鼓动与宣传，就使得当时的德国人产生了深重的不安全感，从而使他们盲信纳粹。恶魔希特勒趁机促使德国战车开动，点燃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使德国再陷入不幸之中。格拉斯在《铁皮鼓》中借主人公奥斯卡这一内涵丰富的典型来寓意性地透视国民在纳粹时代的表现，他指出，奥斯卡“是他所处时代的一面镜子，他表现了这个时代的特征。从不愿长大的心态中产生的兽性、幼稚性以及犯罪———这些涉及整整一个时期———他是所有这一切的表现。”[4]典型人物奥斯卡是一个有多重内涵的恶欲膨胀的小市民的象征。他为生存而焦虑，臆想能左右世界，尘世之险恶使他惶恐绝望，喜好作恶。首先，作者在文本中着力表现了奥斯卡始终处在心理与现实、主体与客体、想象与真实的世界之间的生存的焦虑与臆想中。他还在胎盘中尘世的喧嚣不宁的可怕情景，使他心灰意冷，想留在子宫中不出来，被迫出生后，又想到自己将无人理解而孤独，他失去对“生活的乐趣”[5]41。他总被生存焦虑意识纠缠，他颓废，对现实绝望。文本中生动地表现他对尘世的惶恐与绝望。他预想到自己有继承纳粹党徒的父亲的财产的责任，以及作为德国人的孩子有服兵役的责任。他想到若服兵役，就可能会“由直立状态变为永恒的横卧状态”[5]33。战场可能出现的状况，使他极为恐惧为逃避这不幸命运，他决定不长高，自残做侏儒来逃避服兵役。三岁生日那天，他有意摔一跤，让身高保留三岁侏儒的外形。他以三岁侏儒之外形来欺骗所有人。后来，纳粹覆灭。他埋葬马策拉特时，被儿子库尔特用石子掷中，又开始长高，结果长成了一米二三、鸡胸驼背的畸形人。他迁到杜塞尔多夫后，做过石匠，学过雕刻，当过模特，后来成为著名的铁皮鼓大师。其侏儒老师贝布拉还赠送他遗产，但，他厌倦尘世，绝望得不知怎样活下去，就设计让人控告有杀人嫌疑，想借此躲进疗养与护理院，躲避荒诞尘世的险恶。但是，谋杀真相大白，他被无罪开释。释放后，无名的惶恐的氛围笼罩着他。其人生之旅中，总是处在焦虑与惶恐之中，他所得到的，总不是他希望的。文本通过表现奥斯卡这个在战争烟云中惶恐得不知该怎样在这个混乱的世界生存下去的人物，折射出纳粹猖獗时期小市民的生存状态———活得忧郁痛苦与绝望。其次，作者在文本中用奥斯卡喜欢作恶来寓意人心中之恶。他受洗时，选择撒旦，心中总有恶念。文中叙述，牧师问他：“‘你抛弃撒旦吗？你抛弃它的一切行为吗？你抛弃它所炫耀的一切吗？的时候，他说：我还来不及摇头———因为我并不想抛弃———扬就代表我说了三声‘我抛弃’。”[5]1可见其思想和行为与恶魔撒旦相近。如他痛恨父亲，为自保而出卖父亲，他是他那两个父亲的直接或间接的凶手。当攻入邮局的民军出现，危险出现时，他假装幼稚可怜，打着手势，控诉扬把一个无辜的孩子当作挡箭牌，“奥斯卡指望扮演犹大能保住他的好鼓和破鼓，而且果真如愿以偿。”[5]267于是，生父扬被民军枪杀。再就是，当苏军攻入但泽时，他与其他人被苏军士兵包围在地窖里。他把养父马特拉策已经扔掉的一枚纳粹党徽交还给他了。他以这种方式出卖了马策拉特惊恐万状的马特拉策想吞下这枚带来杀身之祸的徽章，而被苏军打死。笔者认为，虽说纳粹党徒马策拉特是该死，但，若从奥斯卡与马策拉特的私人关系来看，他们有名义上的父子关系，从人情上说，他并非那么有人情味，若从道义上看，其行为是邪恶的。再次，作者用文本中典型人物奥斯卡那迷惑人的鼓手身份寓意性地嘲讽恶魔希特勒。奥斯卡是希特勒的象征。奥斯卡像希特勒一样“梦想征服世界”[6]56，左右世人。在德国，希特勒有“鼓手的称号。1923年希特勒在慕尼黑受审时，一位同情他的将军将“鼓手”的称号赠给这位战争狂魔从此，希特勒便以“鼓手”自居。在意识形态领域希特勒大肆鼓吹的是德意志的狂热民族主义，纳粹时代的狂热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的“鼓声”极其盛行。希特勒疯狂时在民族主义至上的鼓噪声中整个欧洲生灵涂炭。奥斯卡用鼓迷惑人偷窃用鼓迷惑人跳舞[5]111-130，用鼓在前线为纳粹士兵取乐与鼓劲，这，可谓是对希特勒作为纳粹鼓手的讥讽，寓意于希特勒善于蛊惑群众和掌控群众。格拉斯在文本中通过刻画奥斯卡这一典型来寓意于纳粹时期德国市民个人的恶，引导世人思索在特殊年代个人的情感趋向，以及心中的恶的问题。三格拉斯在文本中通过寓意性的典型人物表现了德国人因自卑想自强却走向自毁的悲剧。历史上经历过长久分裂的德国人，其心灵深处有种自卑、自危的不安全感。为寻求安全，他们想变得强大，但其采取侵略行为，往往给自己和世界带来灾难。德国人每当面临历史动荡，邻国刀光剑影，其不安全感就会陡增，导致其采用极端方式来寻求安全。有学者指出德国人乃是“背负着民族自卑感的好战者。他们是现实中的自卑感的受害者，却又不得不用自负的面孔将自己欺骗，不断地自己给自己加勇气，告诉自己很强大”[7]。一个虚荣的民族若想变得“强大”，又因自己距离强者之遥而自卑。自卑心态下，他又会偏激而走极端。其极端的举动，又使自己被推入遭鄙视和凌辱的境地，因而更渴望被认可，若不能实现，就往往走向自毁。《猫与鼠》中，作者塑造主人公马尔克时，着重突出了军国主义思想中“英雄”崇拜对主人公的毒化，突出他在英雄崇拜的环境中的自卑，在自卑中走向自毁的心路历程。马尔克是纳粹时代英雄崇拜思想的受害者纳粹军国主义教育使德国年轻人幻想战争成为一场激动人心的游戏，幻想能在这场游戏中轻而易举地成为令人崇拜的“英雄”。主人公成长在英雄崇拜思想猖獗的时代，他那一代人被告知个人不算什么，德意志民族才是一切！[8]他在学校时，到学校作报告的“英雄”们竭力美化为纳粹杀人的动机、目的和意义，并运用极其夸张的词藻征服学生们的心，加上“英雄”们佩戴的灿烂勋章在直观视觉和想象方面无疑给了处于青春期好幻想的中学生们以无穷的遐想。他们幻想自己能成为别人景仰的英雄。而马尔克有一个丑陋的喉结，他极自卑。他想用勋章来掩饰自己。为拥有勋章，他急功近利，竟然偷窃，因此，被学校开除。后来，他上了战场，无情杀人，立了功捞到一枚勋章。他想戴着勋章回学校作报告，恢复受损的名誉，想让自己的形象“高大”起来。但原中学校长拒绝了，他打了校长耳光，后来走向儿时潜水的沉船[9]。沉船成了他唯一能得到的生存空间。格拉斯通过马尔克这一典型寓意性地表现德国人自卑而走向自毁的历史。作者对主人公因外形丑而自卑，受英雄主义教育诱惑而想成为英雄的心理作了形象而寓意性的表现，而且把背景置于“英雄崇拜”思想盛行的险恶年代，他因英雄崇拜的畸形心理走向自毁的不幸，被赋予耐人品味的时代内涵，有浓厚的象征意义。文本中典型人物因自卑而走向毁灭的悲剧促使读者深思一个人或者国家怎样看待自己的“形象”问题，其寓意的乃是人，或者是德国人内心中具有的那种自卑、自危，又好走极端而自毁的悲剧。四格拉斯在文本中反省了德国人的好战的特性带来的灾难。德国人的个性极为矛盾多维。他们对朋友温柔、忠诚，但在历史上民族沙文主义甚嚣尘上的时候，其凶狠、好战，崇尚暴力的特征是公认的。路德维西在其著作《德国人》中指出德国人好战的特性乃是沿袭了条顿武士的残暴精神。恶劣的生存环境让条顿人想成为最强壮的民族，并且野心勃勃。他们一心想征服比自己富裕的地区。因此，好战成为其野蛮性格之一。德国人好战的特征不仅从未消失过，而且到19世纪、2世纪初愈演愈烈。德国人不惜血本，发动战争，他们欢欣鼓舞地迎接战争[6]374。当纳粹德国打响入侵波兰的战争时，被军国主义思想鼓动起来的年轻人情绪高涨，年轻人唱着“我们的祖国将重新团结”的歌上战场[10]60。可以说，当时正直青春年华的年轻人兴高采烈地朝着将要到来的死亡而进发。当时的青少年也极为好战，他们将战争视为一次光荣的冒险，有一个10岁的希特勒青年军低龄组织的成员赫劳·捷克特别想参加战斗。他总是觉得很不平：“为什么我不能现在是一个士兵呢？纳粹告诉我们，全世界都在威胁我们。我想为保卫祖国而战”[10]58。17岁的学生朱里斯·海克特对其朋友说“我明天早上就要申请去当志愿兵！”[10]58。格拉斯在《狗年月》中塑造那种外表温柔，但骨子里狭隘凶狠、好战的典型人物马特恩来反思民族之错，而且把马特恩塑造成一个德国式的理想主义的思想载体，让“他在最短的时间内（没有成为机会主义者），分别在共产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天主教，并且最终在意识形态的反法西斯主义中找到拯救世界的学说。最后他用法西斯的方式来实施他的反法西斯”[4]57。文本中，马特恩那种易怒、凶狠、好战的特点铸就了他一生的悲剧。作者谈到这一形象时说他“是一个温柔、忧郁的内向的男孩，有暴力倾向，但也渴望友谊与温柔的一面”[4]66。我们从其童年来看，他有个犹太朋友阿姆泽尔。他曾温柔地为阿姆泽尔奔前跑后，替他制作稻草人寻找原料，收钱，负责运输。他们一同进寄宿学校，爬下水道。球场上，他拼命维护不会打球的胆怯阿姆泽尔。其友谊维持了很长时间。同时，他也是一个易怒且凶狠的人，家传的发怒有“把牙齿咬得直响”的习惯[11]。其思想多变，他曾是共产党员，但是，纳粹得势后，他那狭隘的民族意识，使他卷入了反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