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文学史概述先秦:先秦指的是秦以前的时代,即从远古历经夏、商、周三代(西周、东周,东周前期称春秋,后期称战国)到公元前221年这一阶段。先秦时期,揭开了我国古代文学的辉煌一页,奠定了中国文学健康发展的坚实基础。古代神话和古代歌谣是我国最早产生的两种文学形式。由于远古时代文字尚未产生,但在人民中间已经流传着神话传说和民间歌谣等口头文学。在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缺乏知识,不能理介、解释自然形象,就借助幻想来表达他们的希望和心愿,创造了《后羿射日》、《夸父追日》、《精卫填海》、《女娲补天》等富有想象性的优美神话,古代神话虽然玄幻神奇,但它根源于现实生活,曲折地反映了劳动人民征服自然的坚强意志和美好理想。古代歌谣源起于原始人在共同劳动中所发出的互相协调的有节奏的声音,这就是《诗经》中特别是“国风”和“小雅”中部分诗篇的来源。由于早期(先秦)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概念尚未形成,故将这一阶段的作品分成韵文和散文两大类。古代韵文包括诗、词、曲、赋几种基本形式。古代散文指散行而不押韵的文字,包括传记文、说理文、杂记文、应用文等。古代散文比后来文学作品中的小说、戏剧、诗歌、散文四大文体之一的散文的范围要宽泛得多)。诗是我国古代运用最广的一种韵文,也是世界各国文学中最早和最基本的文学样式之一。诗按句式的不同,可分为四言诗、五言诗、六言诗、七言诗和杂言诗等;按体裁可分为楚辞体、乐府体、歌行体、律体等;按性质内容,有叙事诗、抒情诗、哲理诗等。有人又从形式上将它分成格律诗、自由诗、散文诗、民谣等。《诗经》又称《诗》、《诗三百》,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共收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约五百多年间的诗歌305篇。《诗经》按乐曲的不同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风属于地方曲调,指的是周王朝京都之外的各地的民歌,计160篇,有十五国风(周南、召南、邶、庸、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幽)。“雅”即“正”的意思,即“正声”。所谓“正声”,是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区的乐歌,属于朝廷的“正声雅乐”,大多为贵族文人的作品,也有一部分是民间歌谣。“雅”分《大雅》、《小雅》两部分,计有105篇,这是根据音节律吕来划分的。“颂”则是统治者宗庙祭祀的乐歌,计有40篇,有周朝的周颂、鲁国的鲁颂、商的后代的商颂。“风”和“雅”中的民歌,是《诗经》中最有价值的部分,这些民歌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和人民性,有的诗篇揭露了统治者的腐朽,喊出反剥削、反压迫的呼声,如《硕鼠》、《伐檀》;有的诗篇表达了对徭役兵役的憎恨,如《伯兮》、《君子于役》;有的诗篇歌颂了男女之间真挚的爱情,和对美好婚2姻生活的向往,如《静女》、《蒹葭》。《氓》则表现了妇女的不幸遭遇。总之,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以及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都在《诗经》中得到了真切的反映。《诗经》以四言(每句四字)为主,其间也杂用少数的二言、三言、五言、七言以至八言的句子,长短参差,错落有致,用韵自由,常取一种重章叠句的形式(意思是,一篇诗常分为若干章,而章与章之间的字句基本相同,或只换少数词语,反复咏歌)。《诗经》采用当时的口语来写,使用了大量的叠字来抒情、拟声、绘形、摹志,又采用了许多双声、叠韵。它于偶数句末音节押韵的方式,确定了我国历代诗歌押韵的基本方式。《诗经》采用了赋、比、兴的表现手法,所谓“赋”,是指对所要表现的事物进行直接叙述,即“直陈其事”。所谓“比”,即打比方,以彼物比此物,有比喻之意,是把想要描写的事物借此为另一事物。“兴”是感物起兴。即借一事物起个头,由某一事物引起感想而咏及他物。在一般情况下,“比”“兴”常常结合在一起。“风”、“雅”、“颂”、“赋”、“比”、“兴”合称诗经“六义”。楚辞:战国后期,在南方的楚国,产生了具有楚文化独特光彩的新诗体——楚辞。有的认为楚辞是屈原继《诗经》四言诗之后创造的,是屈原在楚国民歌的基础上进行改变的一种民间乐诗。楚辞句子长短不一,以六言、七言为主,多用语气词“兮”字。如《九歌》、《国殇》。楚辞的代表作,是屈原的长篇抒情诗《离骚》。屈原之后,楚国又产生了宋玉、唐勒等以辞赋见称的诗人。后来西汉刘向编辑的诗歌的总集《楚辞》,以屈、宋的作品为主。现在流行的是东汉王逸所编《楚辞章句》本。《诗经》和楚辞,开创了我国古代诗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优秀传统,《诗经》和楚辞在文学史上并称“风骚”,成为中国诗文的代称。散文:先秦散文可分两大类: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历史散文:由各朝各国史官积累了大量的档案资料,经过整理加工编纂成书,记载政治、军事外交等各方面的事件以及统治者和谋臣策士的言论。历史散文以叙事记言为主,主要著作有:《尚书》在春秋之前,我国产生了第一部散文集《尚书》。“尚书”即上古之书的意思,亦称《书》、《书经》,是上古历史文献的汇编,我国古文散文的发端,文字古奥难懂。《春秋》是春秋末年,孔子依据鲁国史官所编的史书加工创作,是我国最早的一部以私人撰写的编年史(以年为序编写、按年、按月记载历史事件),实际上是简略的大事记,文字简洁严谨,善于在一字之中寓作者的褒贬之意,即所谓的“春秋笔法”、“微言大义”。《春秋三传》指阐明、解释《春秋》的《左传》、《谷梁传》、《公羊传》。《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又名《左氏春秋》。它是继《春秋》之后我国第二部编年体史书。司马迁说它是春秋末年鲁国的史官盲人左丘明所作,近人多认为它是战国初年鲁国史官根据各国史料编成的。《左传》着重记载了当时诸侯列国之间的明争暗斗,尤其擅长写战争,《左传》中的《秦晋殽之战》、《郑伯克段于鄢》,或叙述激烈3的战争进程,或表现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斗,在叙事写人方面均很出色,叙事善于剪裁,语言简洁生动,具有较高的艺术性。《国语》我国第一部国别体史书(国别体:分国记事,体例以国别分篇)偏重于记言,所记事实大多通过君王的言论和士臣们的谏说之辞来表现,故称《国语》,文字朴实简练,后人又称它为《春秋外传》。《战国策》又称《国策》、《国事》、《短长》等,也是一部分别记载战国时各国时事、叙述策士的言论、活动的国别体史书,原为战国时无名氏所作,西汉时刘向编订。《战国策》语言流畅,文笔优美,人物形象具有个性光彩,描写技巧高明,是历史散文中文学价值最高的一部,对后代的散文创作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诸子散文:春秋战国时期,列国纷争,游士蜂起,百家争鸣,形成了代表不同阶级、不同阶层利益的学术派别,诸子散文是各学派阐述自己观点的论说文:儒家崇尚“入世”,希望通过“入世”来施行他们提倡的“仁政王道”,儒家的创始人是孔子;道家崇尚“出世”,庄子是老子之后道家的主要代表,后世把他和老子并称为“老庄”,庄子主张顺应自然,提倡无为的政治主张,虚无的人生哲理……主要著作有:《论语》是儒家的经典,由孔子的弟子和再传弟子编撰,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行。“论语”是语录体散文,它的本义就是“编纂的记录”,语言质朴精练,概括性强,富有哲理,具有格言特色。《孟子》由孟子及其弟子所作,是记载孟子言论的著作,也是儒家的经典。孟子的散文气势充沛,长于辩论,善于采用“欲擒故纵,引君入彀”的论辩手法。《老子》又名《道德经》,道家经典,其文多用韵语,宛如富有哲理的散文诗。《庄子》又名《南华真经》,由庄子及其弟子所作,也是道家的经典。庄子的文章多采用寓言形式说理,想象奇幻,机智幽默,辞藻瑰丽,文学色彩极浓,代表作《消遥游》。《韩非子》集先秦法家学说之大成。法家主张“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韩文严刻峻峭,锋芒犀利,说理透辟,善于设喻用事。李斯是战国后期法家的代表人物。《荀子》儒家著作,荀文长于说理,整练严密。《墨子》墨家的经典,文章较少文采,但是逻辑性强,条理严谨。较重要的诸子著作还有:《列子》、《晏子春秋》、《孔子》、《商君书》、《管子》、《吕氏春秋》等。诸子散文各具特色,《论语》警策,《孟子》雄畅,《墨子》谨严,《荀子》淳厚,《韩非子》犀利,《庄子》汪洋姿肆。在诸子散文中《庄子》散文文学性最强,《逍遥游》、《秋水》等篇,想象奇幻,文笔夸张,成就很高。从现代目录学的观点看,先秦历史散文现大都归入了历史类,诸子散文现大都归入了哲学类。先秦散文中周朝的《易经》、和春秋战国的《老子》、《孟子》、《庄子》为四大哲理散文。先秦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中有不少寓言,诙谐风趣,喻意深刻,为我国寓言文学之鼻祖。4先秦散文在我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它构成了我国散文史上的黄金时代,是我国历代“古文”的楷模。秦代实行文化专制政策,焚书坑儒,二世而亡,几乎无文学可言。除留存下来少数歌颂秦皇功德的刻石文字外,李斯《谏逐客书》是这一时期少有的优秀散文篇章。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两汉”是西汉和东汉的合称。两汉时期,疆土统一,国势强大,封建经济和文化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大一统帝国的君臣,追求物质和精神的享乐,要用文学来歌舞升平,于是一种烙上鲜明贵族印记的文学样式——辞赋(古赋)便应运而生。赋体是导源于荀子的《赋篇》,并吸收了楚辞的某些形式要素而形成的。最早以赋名篇的是荀况和宋玉,荀赋以谜语的形式写出,带有浓厚的民间文学色彩,韵语多四言,与《诗经》句法相类,宋玉赋为杂骚体句式,与楚辞接近。赋是从诗(楚辞)中独立出来、产生于战国后期、在汉代形成的一种半文半诗的文体。赋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兼有诗歌与散文的性质,讲究文采、对仗、韵律和铺叙。赋与诗不同之处在于:诗以抒情为主,音节和谐,宜于咏唱。赋用主客问答的方式引起下文,借以说理叙事,而于说理叙事中,常以夸张的方式作绘声绘色的描写,极尽铺陈之能事,这种文体,虽讲求押韵,但多杂有散文句法、故不宜咏唱。不歌而颂,是赋的基本特点有人将赋分为四类:古赋、俳赋、律赋和文赋。古赋又叫辞赋,产生于汉代。这种赋的篇幅一般比较长,多采用主客问答的形式,韵文中夹杂散文,不十分讲究对仗、声律,在内容上大多描写帝王贵族的生活。古赋又可以分为三类:骚体赋、汉大赋和小赋。汉初的赋(汉初贾谊、淮南小山的赋),尚未脱楚辞形迹,被称为骚体赋,它继承骚体传统,在体制上主要是模仿“楚辞”,并逐步向新体赋转化。枚乘的《七发》,奠定了汉代大赋的形式格局。汉大赋又叫散体大赋,篇幅比较大,散文意味比较重,文采华丽,词藻丰富。西汉中后期是汉赋的全盛期,又称汉大赋时期。汉武帝时代,武帝好大喜功,对外拓展疆土,对内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物质享受之余,尚须文学侍从之臣为之歌功颂德,点缀升平,赋最能适应这一要求,故得统治者提倡,献赋诵赋风气大盛,产生了一大批赋家。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极写帝王苑囿之盛、田猎之乐,稍后的扬雄,有《甘泉》、《羽猎》诸赋。这些赋写得铺张扬厉,多以歌功颂德为宗旨。直到东汉前期,汉赋在形式上一直以歌功颂德的大赋为主。到了东汉,随着社会矛盾的日益激化,一些有识之士开始用赋来抒情写志,出现了抒情小赋,抒情小赋则以幽美见长,著名的有张衡的《归田赋》,赵壹的《刺世疾邪赋》,蔡邕的《述行赋》等,小赋又可以5分为两种,除以抒情言志为主的抒情小赋外,还有一种是以歌咏事物为主的咏物小赋,小赋是一种篇幅较短、通篇押韵的古赋,它突破了大赋原有的体制,对以后魏晋时期的抒情小赋和唐宋时期的散文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赋向骈文方向发展,称为骈赋或俳赋,骈赋以上四下六的句式为主,即“四六文”。骈赋以注重声韵、辞采、骈偶而造成谐协、均齐、声情并茂的艺术效果。律赋产生于唐、宋,是在俳赋的基础上变化而来的,这种赋的主要特点是追求字句上的工整对仗,在押韵上有严格的限制,常用典故,篇幅一般不长。这种赋是科举考试时所采用的一种试体赋。接近于散文的称文赋。文赋是受唐宋古文运劝的影响而产生的,盛行于唐宋。这种散文化的赋体用写散文的方法写赋,句式参差,除用四言、六言,也用长句。偶尔使用骈句,但并不刻意追求;用韵比较自由。文赋在形式上以铺张扬厉、夸饰、描述为主,极尽铺陈之能事,呈现了雄奇博大的壮美感,并形成一种定型的主客问答形式,如苏轼的《前赤壁赋》。乐府、乐府诗、乐府旧题诗、新乐府诗、歌行体诗:到汉魏六朝时(“六朝”指的三国时的吴国,两晋时代的东晋,南北朝时代中的南朝的宋、齐、梁、陈,均建都于建康,即今之南京),诗歌有了新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