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屈原和楚辞

第五章屈原和楚辞第一节楚文化和楚辞的产生一、先秦楚国的发展和楚文化的特征季羡林认为“中国古史应当重写”，缘由就在于“楚文化或者南方文化至少可以同中原文化并驾齐驱”。《诗·商颂·殷武》记载：“维女荆楚，居国南乡，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被商商王朝征服后，荆楚之地正式被商王朝纳入统治版图，成了其麾下的“南土”之地。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证明，为了监管“南土”之地的民众，确保商王朝在此区域的绝对统治，商王朝在今天的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的盘龙城建立起了一个庞大军事重镇，一旦有人反对它的统治，它就可马上发兵攻讨。荆楚之地的楚国先民们不堪忍受奴役，常起兵反抗。商王朝则出兵讨伐。《诗经·商颂·殷武》所记的“挞彼殷武，奋伐荆楚，深入其阻，裒荆之旅”就是描写商高宗武丁对楚国先民进行讨伐的场景。这是史料记载的商与荆楚最激烈的一次战争。战争的规模很大，商王朝的势力深入到了荆楚之地的纵深地带，荆楚也竟有强兵劲旅与之抗衡。虽然通过武丁的征伐，荆楚部落又重新臣服于商。但是，这种征服和反征服的战争一直是存在的，到了商王朝的后期，也愈演愈烈。殷墟卜辞上多有“弗雀噩在南”和“多亡祸在南土”等的记载。楚国先民在长期的对商斗争和对外部落冲突中建立起了一支保护部落生存的武装力量“荆之旅”，部落联盟的酋长就是这支武装力量的首领。楚国虽然在卑事商王朝的同时，也在不断地进行反抗，但却自觉与不自觉中接受了商文化，掌握了青铜技术，拥有了自己的武装力量，其政治经济不断向前推进。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其力量也不断强大。商王未年，当新的势力开始在中原兴起，王朝更迭渐成定局之时，对商怀有血海深仇的楚国先民们，义无反顾地加入到了周部落所建立的同盟中，全身心地投入到了灭商大战之中。楚国先民成了灭商兴周运动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同时，楚国作为方国之一，他们的贵族子弟可以来到商的学校接受教育，所以楚国能够在后来在语言、文字和物质文化方面同诸夏同步。《史记·楚世家》：“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卒。熊通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蚤终。’”“子”周王朝给予内附有功的异族酋长的封号，表明楚臣服于周。《楚宝》载：“鬻熊……年九十始见于文王，王曰：‘噫，老矣’鬻曰：‘使臣捕兽逐鹿已老矣，若使坐策国事，臣年尚少’文王善之，遂以为师。”贾谊《新书》载，文、武、成三王都曾师事鬻子，咨以国事。《汉书．艺文志》有《鬻子》22篇，并加小注曰：“鬻子名熊,为周师,自文王以下问焉,周封为楚祖。”《史记·楚世家》载周成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始有明确的姓和都城。但据《史记．孔子世家》载令尹子西语：“楚之祖封于周，号为子男五十里。”还有《国语·晋语八》“昔成王盟诸侯于岐阳，楚为荆蛮，置茅蕝，设望表，与鲜卑守燎，故不与盟”；《楚世家》“楚子熊绎与鲁公伯禽、卫康叔子牟、晋侯燮、齐太公子吕伋俱事成王”；《左传·昭十二年》“昔我先王熊绎与吕伋、王孙牟、燮父、禽父并事康王”。西周初年周楚关系相当和睦。据说周公曾南奔楚。《左传·昭七年》追记鲁襄公访楚前梦见周公祖而行。昭王伐楚，《竹书纪年》、《吕氏春秋》皆有明文，《左传·僖四年》管仲更以此事作兴师问罪的借口，此事的真实性无可怀疑。西周末年楚国开始崛起。熊渠，勇力过人，胆略非凡，是楚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国君。由于他功绩卓著，楚国后人也是把他作为神奇人物传颂的。如《韩诗外传》说：“昔者熊渠夜行，寝石，以为伏虎，弯弓而射之，没金殷羽，下视，知其为石。”《史记·龟策列传》甚至还说，连后羿的射技也不及熊渠。熊渠不仅善射，在战场上勇于作战，而且在政治上也很有头脑。他向周围地区的开拓，大致执行的是近交远攻、先礼后兵的方针。楚国发迹于丹、淅，后向睢山、荆山发展，即沿丹水而下，逐步至汉水流域。其间广阔地带，杂居着群蛮百濮等方国部落。此外，西南有巴人，东南还有扬越。在周王朝的压迫下，楚人一方面臣服姬周，一方面巧与周围方国部落周旋，求得生存与发展。《史记·楚世家》称熊渠在江汉地区甚得人心，“蛮夷皆率服”，熊渠承继国君后，国力增强，后方稳固，开始有重点有选择地攻打邻国，开拓边境。《史记·楚世家》：“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扬粤，至于鄂。”当这一战略目的初步实现后，熊渠不满足原来子男之国的地位，公开宣称：少子执疵为越章王(《史记·楚世家》)。熊渠把如此广阔的“江上楚蛮之地”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就是力图把楚国政治、经济中心南移，增强国力，以与周王室对抗。楚人仿效商周，实行以王为首、分封诸侯的奴隶主贵族政体。普遍实行采邑制。楚国后来出现的许多大贵族，如若敖氏、[艹/为]氏、屈氏等，就是从最初实行采邑制发展而来的，[艹/为]氏、屈氏并以采邑为氏。《史记·楚世家》说：“及周厉王之时，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从熊绎至熊渠一百多年间，楚国由弱变强，逐步摆脱周王室的束缚，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其时，楚国虽然以丹、淅至汉水上游为根据地，但其势力已渐南下，并扩大了对周围地区的统治。熊渠兵锋向南而东，表明他战略发展的重点在南方，企图先在长江流域确立一强国地位后，然后北上争雄，决心走与周王朝分庭抗礼的道路。熊渠的这一方针，对后来楚国国君影响很大，奠定了后来楚国立足于江汉、争霸中原的战略基础。熊渠自称“蛮夷”，“不与中国之号谥”，成为楚人一大精神支柱。楚人创造出具有强大生命力的荆楚文明，与这一战略思想是分不开的。熊渠不愧是楚国历史上的重要开拓者之一。周王朝为了控制荆楚，在汉水以东以北和江淮分封了随唐申吕曾沈蓼厉轸贰等姻亲或姬姓诸侯国，称为汉阳诸姬。熊通与邓国相亲，娶其公族女子“邓曼”。灭掉权国置权县为一级地方行政区域。此后，楚每灭一国，便把该国公族迁到楚国后方，严加监管，对该国的故地则通常设县，因俗以治之。《左传·桓公二年》记：“蔡侯、郑伯会于邓，始惧楚也”。公元前706年，熊通伐随，迫随侯求和，成为楚的附庸。强求随替楚要挟周天子：“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在周天子拒绝提高楚君名号后，熊通大怒：“王不加我，我自尊耳！”自立为“楚武王”。张正明《楚史》指出：“熊通称王，开诸侯僭号称王的先河。”周天子、诸夏和群蛮都莫之何。此后，熊通又邀请若干诸侯到沈鹿(湖北钟祥县东)会盟，黄、随两国的国君缺席。武王一面派熊章去责备黄君，一面兴师伐随。随师大败，表示愿意侮悔改与武王结盟。公元前701年，楚国在汉东的霸主地位确立。公元前689年武王再次大举伐随，卒。他留下了丰硕的政治遗产：一是有清朗而安宁的江汉平原。二是留下了一套初具规模的国家机器。王的下面，有令尹总揽军民大政，有莫敖掌军，有县尹为一县之长，还设有其官职。三是为北上中原建立了两个前哨，左翼是若，右翼是蓼，相向窥视着南夹道。楚人下一步要做的，就是打通南襄夹道、占领南阳盆地了。屈原出身于楚国贵族。在他生活的年代，楚国已经有了700多年历史，大致分为两个阶段。这一阶段从公元前11世纪周成王封楚子熊绎于丹阳，至周平王三十一年（公元前740年）楚武王熊通（一作熊达）僭号称王，大约300年。第二阶段从熊通称王那年至屈原诞生的楚宣王三十年（公元前340年），整整400年。屈原辅佐的楚怀王熊槐是楚国称王后，包括熊艰、熊员两代没有来得及称王便被取而代之的短命政权在内的第20代君王。怀王的父亲楚威王熊商建立的基业被誉为“霸王之资”，堪称楚国发展史上的鼎盛时期。到了怀王这一代，正经历着一个从盛到衰的痛苦过程。武王去世后，文王即位，他采取的第一个战略行动是都郢，牢固地控制了江汉地区。为承继楚武王“欲观中国之政”的意愿，立即全力北进。当时汉东道路已被打通，楚文王的主攻方向是在汉北，以直接叩开北通中原的大门。公元前688年(楚文王二年)，楚文王领兵攻申，回归时又攻打了邓国，楚国势力实际上已伸入南阳盆地。楚文王在北伐取得初步成果后，又图谋东向，以扩大北上的通道。公元前684年(楚文王六年)秋，出兵攻蔡，大败蔡国，并虏蔡侯归，接着又把他释放了。这件事影响很大，孔子撰《春秋》，第一次记载了楚国的事。蔡是姬姓国，开国君主是周武王弟叔度。现在楚文王竟然把蔡国君都俘虏走了，孔子也就当然不敢小看楚国了。杜预《春秋》注说：“楚辟陋在夷，于此始通上国。”“上国”指中原华夏之国，一向被华夏诸国视为蛮夷小国的楚，现以强有力的面貌出现在中原的舞台上，为诸夏所侧目。过四年，楚文王又灭息以为县，并长驱直入蔡国，占领其地。齐桓公开始称霸。楚文王也不示弱，公元前678年为彻底打通北入中原通道，与齐桓公抗衡，灭掉邓国，大体同时也灭掉了申国。北通中原的大门业已洞开。同年，楚文王以郑厉公复位“缓告于楚”为由，发兵讨伐郑国，直抵栋而还。郑是姬姓国，又是春秋初期大国，楚文王竟借口惩罚，足见楚国已挺进中原与齐国争霸了。《史记·楚世家》说：“齐桓公始霸，楚亦始大。”楚文王和齐桓公几乎是同时步入春秋大国争霸的历史舞台的。楚武、文王两代经不断奋战，“欲观中国之政”的愿望已经实现。楚文王的都郢与北进，为后来楚国北上争霸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经过武、文两代，楚国终于走上了争霸中原的征途。楚武、文王时，随着王权的确立，统治机构也日臻完善，并涌现出了一批颇有政治、军事、外交才干的贵族。楚武王时开始有权威的官职是莫敖。莫敖屈瑕曾代表楚武王与贰、轸结盟，郧欲令随、州、绞、蓼攻楚，从中作梗，屈瑕当机立断，在蒲骚大败郧国军队，终盟贰、轸而还。接着又领军打败绞国，迫其订城下之盟。从这些政治、军事行动看，屈瑕的权力是很大的，可以代表楚武王领兵出征、结盟，主持军政大事。另一位莫敖屈重，当楚武王在攻打随国途中病逝，他以楚武王代表的身份与随订盟，并与随侯会于汉水之滨。可见其时莫敖位尊权大，是仅次于王的官职(贵族)。就在这次攻随时，楚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令尹的官名与首位令尹斗祁其人《左传·庄公四年》。）尽管令尹斗祁列在莫敖屈重前面，但当时令尹作用却无莫敖突出。楚文王时继续设置令尹(《左传·哀公十七年》：“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为令尹。”武王时令尹斗祁，文王时令尹彭仲爽，是见于史籍记载的最早两位楚国令尹)，莫敖一职地位从此逐渐下降了，令尹则位显权重，成为执掌楚军政大权的百官之首(据《左传·襄公十五年》载，楚康王时莫敖排列在令尹、司马之后。故从楚成王以后，令尹已为百官之首，莫敖一职的性质与地位则已转变)对已征服的各地，楚国实行封邑制。春秋以降，直至战国末，楚国封邑制长盛不衰，所以封邑制是楚国基本的政治、经济制度。楚武王又开创县制，灭权后改为县。楚文王继续奉行这一政策，“实县申息”(《左传·哀公十七年》)，从此，楚国县制也日益发展，与封邑制长期并存。楚武、文王县制的创立，是楚国历史上一件大事，它对楚国的崛起与强盛，起了显著作用。首先，楚文王时期设立的县，均在楚国北境，是争霸中原的战略要地。如权、那处，均在今湖北荆门境，是当时北通中原的门户。申，在今河南南阳境，紧连方城(申之北有方城山，南北绵亘数百里。楚国筑城于此，成为战略要塞，号称楚国长城)，成为楚国北上的战略要地，对后来楚国称霸中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息，则在方城南淮水北，成为后来楚国东拓江淮必经之重镇。可见楚武，文王灭国为县，是从战略需要考虑的重要步骤。其二，加强了君主专制，削弱了世袭贵族势力。县之长官，先称县公、尹，后又称令、大夫，一般仍由贵族担任，但已不是“封”，而是“使”(任命)。如楚武王克权，先任斗缗为尹，后迁权于那处，任阎敖为尹。而战略要地的申，历春秋各代，几乎每一、二代就有一位新的县公，足见申县已由楚王直接控制。楚王由于直接掌握县，便可大胆放手地在县建立军队，成为国家军队的一部分。如后来见于史籍的陈、蔡、不羹、许、叶之师，就是以县为单位的楚国地方部队。而其中尤以申、息之师最具有战斗力，御秦抗晋，南征北战，为后来楚之立霸，立下了汗马功劳。其三，国家直接向县邑征收军赋，增强了国力。灭国为县后，县邑是要直接向国家缴纳租税的，如《左传·成公七年》载，楚庄王服宋后，庄王弟子重以为有功，请取申、吕为赏田。申公巫臣反对，理由是：“此申、吕所以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