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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讲中国共产党对革命道路的探索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教学目的与要求:1．通过本讲学习,了解南京国民政府统治初期的内政外交及经济政策，认识国民党政权的阶级性质；认识南京国民政府经济政策的局限性。2．认识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一独创性的理论，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在其中做出了杰出的重大贡献。3．认识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形成是中国共产党抵制党内的教条主义和共产国际那些脱离中国实际的错误指导，坚持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典范，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经验、新结论。对我们今天借鉴这一思想，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发展道路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一、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曲折历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旧址（一)、近代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道路和中国国情的特殊性1、近代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道路19世纪上半叶的欧洲无产阶级革命、1871年的巴黎公社革命以及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等大都发生在大城市。巴黎公社革命即使是资本主义发展相对落后的俄国，1913年城乡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总数也达到了全国总人口的64.4%，其中产业工人350万，占无产阶级总数的1/5。由于资本主义工业的发达，工人阶级人数的众多，无产阶级革命便必然发生在工业集中的中心大城市。1917年十月革命期间的莫斯科2、近代中国的特殊国情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控制下，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一方面，中国传统的封建经济结构开始破坏，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生长。这在中国的沿海地区尤其明显。但是在幅员辽阔的农村，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仍然占优势地位，中国广大的人力物力资源不在城市仍然在农村。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90％。由于外国资本和本国官僚买办资本又对民族资本实行压迫限制政策，不但民族资产阶级力量极其弱小，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也不强大。直至1919年，中国工人阶级总数仅有200万，不到全国总人口的千分之五。帝国主义、军阀和官僚买办势力的力量主要集中在城市。因此，中国的革命若照搬“城市中心论”的经验，很难战胜强大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势力的。中国的革命到底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如何才能使中国的革命到达胜利的彼岸？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特殊国情对中国的革命者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课题。中国革命中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关键在于能不能真正认识到中国国情的特殊性，能不能真正认识中国革命战争发展的特殊规律。（二）“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1.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的艰难探索“八七”会议会址-汉口三教街41号“八七”会议旧外景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主要错误：在革命形势问题上，认为“革命潮流始终并不是低落的，而是高涨的”。反对退却，要求继续进攻。在革命道路问题上：坚持“城市中心”，认为“城市工人暴动”是“革命胜利的关键”，要努力使“暴动的城市”成为“农民暴动的中心及指导者”。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在实际工作中招致了许多损失，1928年2月，共产国际批评了瞿秋白的错误，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通告，检讨了“玩弄暴动”、“烧杀主义”等错误。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基本上结束。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李立三（1899-1967），湖南醴陵人。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30年6月至9月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主要错误：否认敌强我弱的现实，夸大形势对革命有利的方面；反对“工农武装割据”思想，主张城市中心论。实行冒险的进攻方针。在经历了许多次痛苦的失败和艰难的探索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共产党人首先摆脱了“城市中心论”的习惯性思维。他们认识到，由于中国国情的特殊，“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1931年的毛泽东关注农民问题中共成立之初，重视工人运动，忽视农民运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的过程中逐渐增强了对农民问题的认识。提出：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农民是无产阶级的最广大的最可靠的同盟军。提出要进行农村武装斗争大革命失败后，为了克服党内的左倾盲动主义倾向，寻找革命的正确的道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新的革命道路的探索。毛泽东在1927年蒋介石发动政变后的一次中共中央会议上指出：“靠山的上山，滨湖的上船”、“上山可以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明确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受传统的“城市中心论”的长期影响，党和红军内部仍有不少人认为农村根据地的意义只限于配合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积极探索，揭示了中国革命的根本特点和发展规律，在工农武装割据的基础上，建构了中国革命道路的基本理论。探讨在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下党的建设问题在长期的农村斗争环境中怎样建设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和一支革命化的军队的问题是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能否成立的关键所在。1929年12月28日至30日，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古田镇召开。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古田会议决议案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及其军队的基本原理，总结了南昌起义后两年多中共及其军队建设的实践经验，解决了长期处于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里，以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为主要成分的党和军队中，如何保持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性质和如何建成一支由无产阶级性质的，具有严格纪律的，同人民群众保持亲密联系的新型的人民军队的根本问题。明确提出以农村为中心思想彭湃遗作中的“全国农民运动组织概况调查表”。提出党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初步论述了党的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和群众路线的基本思想，把对教条主义的批判提到了思想路线的高度，为中国共产党正确解决中国式的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问题奠定了思想基础。2.当时党内存在的两种倾向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过程，党内有两种发展趋向：一是以毛泽东为代表，他们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在实践中不断地探索和总结经验，为中国革命探索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样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正确道路。一是以当时被“左”倾教条主义者所把持的中央为主，他们一味迷信共产国际的“本本”和苏联革命的经验，无视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和当时党和红军的实际情况，始终在“城市中心论”的阴影中不得解脱。3.“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理论的意义实现了中国革命由城市向农村的历史性转变，保存和发展了革命力量揭示了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最后胜利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学说，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解放斗争提供了重要经验。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开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重要标志。（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在农村革命根据地中，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的一项基本任务是领导农民解决土地问题。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和封建的剥削关系，给广大农民造成极大的痛苦，阻碍着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土地问题成了中国社会的一项基本问题，变革土地制度，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1.颁布第一部土地法1928年12月，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特委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井冈山土地法》是中国共产党史上第一个土地革命斗争的法律文献。2.提出土地革命的路线和政策（1）没收土地的对象“八七”会议规定：只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对小地主（50亩以下者）采取“减租”政策；1927年11月8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没收一切地主土地和一切私有土地；中共“六大”进一步明确了只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1928年12月《井冈山土地法》制定时，因为不知道中共“六大”的有关精神，规定了“没收一切土地”的原则；到1929年4月红四军到达赣南兴国，颁布《兴国土地法》时，便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土地”。1928年6月18日-7月11日，中共“六大”莫斯科举行，大会总结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在一系列存在严重争论的有关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上，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大体上统一了全党的思想。（2）土地分配的原则和方法一般是以乡为单位，以人口为标准，男女老幼平均分配，并以原耕地为基础，抽多补少，抽肥补瘦。1930年，瑞金苏维埃政府发给农民的耕田证书，左为农民协会印章。（3）土地分配后的所有权开始的几年内，各根据地多实行土地公有、农民使用的原则，禁止土地买卖。1931年2月28日，毛泽东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名义，写信给江西苏维埃政府，提出土地私有权的问题，赣南闽西苏区为此发出布告，明确规定土地所有权归农民私有。此后，其他根据地都遵照中央局指示，先后解决土地所有权的归属问题。1933年6月，毛泽东在赣南闽西八县贫农团代表会议上讲话。遵循毛泽东的革命路线，根据地人民胜利地开展了土地斗争，有力地支援了革命战争。（4）阶级路线中共“六大”基本确定了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消灭地主的正确的阶级路线。但对富农的政策，后来发生曲折。1929年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否定了“六大”和“六大”以后中央文件中有关中立富农的规定，要求各地执行“坚决反对富农”、实际是消灭富农的政策。后来王明“左”倾错误兴起，更执行了富农分坏田、少分田的土地政策，给土地革命带来不利的影响。直到1935年12月瓦窑保会议上，才把关于富农的错误规定改正过来。土地革命，是中国农村真正的社会大变动，它要摧毁延续二千多年的封建土地制度。从政治经济上解放广大农民，调动了农民的生产和革命的积极性，使中国共产党获得了雄厚的群众基础。（四）土地革命战争的严重挫折中国革命的复兴和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大革命失败后，在纠正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同时，由于对中国情况的复杂性和中国革命的长期性缺乏认识，中国共产党内开始滋长一种“左”的急躁情绪。从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之前，“左”倾错误先后三次在党中央的领导机关取得了统治地位。1、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会议通过了共产国际代表米夫起草的《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接受了王明等人的“左”倾教条主义纲领，王明被推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掌握了中共中央的实际领导权。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理论形态比前两次“左”倾错误更加完备。1930年秋，王明根据共产国际的有关文件写成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初名《两条路线》）一书集中体现了其错误思想。在中国革命的性质和阶级关系上夸大了资本主义在中国社会的比重，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否认中间营垒和第三种势力的存在，把反对资产阶级同反帝反封并列，实行的关门主义政策。吴玉章、王明、周恩来、罗炳辉结果不仅没有能够利用“九一八‘后出现的有利形势去推动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壮大人民革命力量，反而使高涨的革命运动低落了下来。在根据地推行极左的土地政策和经济政策。推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土地政策和消灭富农经济、打击小工商业的经济政策。忽视苏区的经济建设，片面强调动员全部财力物力，同强大的敌人拼消耗。只注重扩大主力红军，不注意地方武装的建设。否定正确的军民关系、军政关系和官兵关系。把红军的三项任务缩小为单纯打仗一项，取消了红军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的重要任务。打击知识分子，说知识分子只有三天的革命性。他们剥夺一切剥削者的选举权，不要统一战线。博古（1907～1946），原名秦邦宪，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赴苏联学习，1931年4月任共青团中央委员会书记，1931年9月至1935年1月主持中共中央工作。1946年2月作为中共代表去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宪章审议小组的工作。同年4月8日，从重庆返回延安的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于山西兴县黑茶山。在革命道路问题上低估红军战争和农村根据地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作用，坚持“城市中心论”。提出“占取一二个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