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教育学视角观齐国稷下学宫-王彩霞,胡-青

第30卷第4期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Vol.30No.420088JOURNALOFNINGBOUNIVERSITYEDUCATIONEDITIONAug.2008收稿日期：2008-01-05第一作者简介：王彩霞（1977-），女，山西神池人，江西师范大教育学院副教授，博士。浅论学术自由的限度与教育独立的可能从教育学视角观齐国稷下学宫王彩霞，胡青（江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江西南昌330027）摘要：齐国稷下学宫作为战国时代百家争鸣、学术独立、精神自由的典型缩影和典型代表，对中国古代学术、文化和教育的发展，产生过重大的历史影响。但齐国稷下学宫留给我们的思索却是深刻的。齐国稷下学宫的成功、思想学术文化教育的成功却未能带来齐国政治的成功。学术自由有其限度，它是在思想集中统摄下的自由。同时，教育也只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关键词：稷下学宫；学术自由；教育独立；教育学中图分类号：G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0627（2008）04002404中国战国时期是社会大转变、政治大动荡大变革和思想、科学、文化大繁荣时期。这一时期，士人纷纷著书立说，议论时事，阐述哲理，产生了一批著名学者和派别。在学术上呈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各抒己见的状态，思想学术因之空前繁荣。最具典型意义的是齐国稷下学宫。稷下学宫以其独特性吸引了各家各派的学者，在齐国形成了学术发展的兴旺局面，成为中国学校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典范。同时，它也为我们留下了深深的思索：为什么齐国稷下学宫的成功带来了思想学术文化教育的成功，却未能带来齐国政治的成功？学术自由的限度是什么？教育能否绝对独立？一、稷下学宫之实然作用齐国的稷下学宫作为战国时代百家争鸣、学术独立、精神自由的典型缩影和典型代表，对中国古代学术、文化和教育的发展，产生过重大的历史影响。稷下学宫的出现是时代发展的产物，更是战国时期养士之风鼎盛的表现。为了争夺霸业，齐国统治者不仅要招纳、网罗天下英才，而且还想培养、训练新一代贤士。这样，创设稷下学宫就成为齐国统治者的明确政治意图。稷下学宫尊重贤士、尊重学术，在战国时期的各国中无有出其右者，以致它罗致了当时绝大部分天下学士，使得齐国一度可以和秦国抗衡并打算称东帝。但是，富有讽刺意味的是齐国最终未能称霸，称霸的恰恰是对学术思想持否定态度的秦国。为什么齐国稷下学宫的成功和思想学术文化教育的成功却未带来政治的成功，稷下学宫究竟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发挥了怎样的现实作用？（一）促进了战国时期思想学术的发展、创造了出色的教育典范齐国的稷下学宫是一个十分集中的游学之所，其讲学活动十分兴盛，通过讲学各个教育团体实现着思想学术的嬗递和后继人才的培养。同时由于各学派集中居于一地，客观上使学者可以跨越学派门户，广泛求学，学无常师，甚至在稷下学宫还有定期的学术集会。这种定期的集会、讲演、讨论或辩论之类的学术交流和思想交锋，使稷下学宫成为诸多学派进行思想交锋的园地，促进了战国时期思想学术的发展和繁荣。稷下学宫还特别注重学者的著书立说。稷下学宫留下的著作堪称恢弘。据《汉书·艺文志》记载，与稷下有关的子书有：《孙卿子》《公孙固》《田子》《接子》《慎子》《尹文子》《宋子》等，分属第4期王彩霞等：浅论学术自由的限度与教育独立的可能25儒、道、阴阳、法等诸家。除了学术风格鲜明的各家子书之外，还留下了一些集体劳动的学术成果，如《管子》《司马兵法》等。[1](58)稷下先生积极著书立说，与讲学和争鸣互为因果、互为呼应，共同促进了战国时期学术思想的大发展和大繁荣。稷下学宫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所独创的办学方式，集讲学、著述、育才与咨政为一体的职能模式，自由游学和自由听讲的教学方式，学术自由和鼓励争鸣的办学方针，尊重优待知识分子的政策，都显示了它的成功之处。即使在今天，其不少特点也可为我们兴办学校所借鉴。（二）成就了齐国的极盛政治但未能成就其帝业齐国统治者出于“争天下者必先争人”的政治意识，对稷下学宫采用来者不拒、包容百家的办学方针，因此并不以他们的好恶独尊一家而压制其他各家，或以一家为标准统一各家，而是充分允许各家著书立说以咨政议政，讨论国家大事。稷下学宫在齐宣王、齐湣王时代达到鼎盛。齐宣王欲与秦楚争霸，有统一天下的雄心，因此更广泛的罗致各国人才扩建学宫，开府第以居学士，兼容各家、鼓励争鸣，来游学者达数百千人，被赐为上大夫的著名学者有七十六人。稷下学宫的昌盛带来了齐国的强盛。齐国因土地肥沃、人口殷实、贤才辈出，被视为最有希望统一中国的东帝。可以说，创办稷下学宫实现了齐国“招致贤人”、“得士以治之”的政治目的，同时稷下学宫也成就了齐国政治的极盛和辉煌。然而，这种极盛和辉煌是短暂的，如昙花一现。随着齐王独断专行、齐国政局衰颓的加剧，稷下先生纷纷离去，稷下学宫日益缺乏生机和动力，再加之战争的破坏，稷下学宫陷于停顿，元气大伤，盛况不存。虽然，几次面临齐国生死存亡关头，稷下先生都能出谋划策，甚至挺身而出帮助其复国，其重要原因就是齐国正确的得人、用人政策，但是提倡学术自由的稷下学宫却最终未能挽救齐王朝的命运，未能发挥其称霸的理想功能，而提倡“严禁二心私学”的秦国却最终称帝称霸。思想专制的秦国又何以能统一中国？秦国以法家思想为治国方略，思想极其专制，严禁二心私学。韩非曾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1](84)认为百家争鸣造成思想的混乱和不统一，结果一定会乱上反世。商鞅之前也提出“贱游学之人”[1](84)，“禁游宦之民。”[1](84)商鞅认为对那些博于诗书、长于辩谈、讲究信廉、论说礼乐、注重修行、集结朋党、互相标榜、议人长短之类人等，不能让他们得到富贵，不许他们评说刑罚，更不许他们创立私家学说，顽固的就打倒他，露锋芒的就挫败他。总之，必须剥夺私家学说和学派的存在权力。在极端专制的法家思想高压控制下，人们不敢有二心，全社会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合力。正是在这种极为专制霸道的法家思想统治下，秦始皇集全秦之力统一了全中国。二、稷下学宫的理性思索齐国稷下学宫留给我们的思索是沉重的。人们赞许齐国的学术自由而声讨秦国的思想钳制，但是，靠自由的学术称霸的齐国最终未能摆脱向依托思想高度集中的秦国称臣的悲惨命运，让我们不得不理性地思索这一富有戏剧性变化的历史事件背后的深刻问题：学术自由的限度到底是什么，学术自由和思想集中的关系如何，学术（教育）到底可不可以于社会诸因素之外而独立存在？（一）学术自由的限度与思想专制相反，学术自由有着极大的优点。各派学者在没有束缚的状态下，无拘无束的共同讨论、互为激发、寻求正确答案，互相吸取对方的思想理论精华，各个学者的思维异常活跃无疑有助于推动学术的发展和繁荣。学术自由还表现在学者自由游学，来去自由，从其所愿，这样有利于各学派之间甚至和外部各国学术之间相互补充互通有无，学术无时不刻处于对流状态，富有发展的活力和动力。然而，学术自由又有着它不可避免的弊端。首先，学术自由意味着学术分化和学术攻讦。众所周知，在对待同一件事情上，都会呈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局面。而持相同意见或看法的人26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8自然而然聚在一起形成同一学派。各学派囿于门户之见，往往死守师法、家法，不肯稍作变通。一旦各派学者固执己见、争论不休，甚至互相攻讦、党同伐异，不但无法推动学术的发展，反而会在无端的内讧中消耗各自的实力，最终导致学者之间合力丧失，学术无法正常发展。学术需要有争鸣，然而更需要能打破学术藩篱、学术羁绊的兼收并蓄和博采众长。其次，学术自由意味着学术开放、思想多元。令人向往的学术自由固然是好，然而一旦只讲民主，不讲集中统一思想或者没有主导思想的统一领导，任由思想多元共存甚至思想涣散弥漫，其后果不堪设想。著名学者张岱年曾说：“综观人类学术思想的历史发展的过程，每一种社会形态都有其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学说，以保证社会政治的稳定与安宁。但同时不可避免的又存在着不同的思想学说，如果对于不同的思想学说进行压制，不允许其存在，势必妨碍学术思想的蓬勃发展，而如果对于不同思想完全放任自流，又将有损于政治的稳定。”[2]稷下学宫的诸多学派，他们的共同目的是为了齐国的强大，但是他们的最终的力也只能是这些具有方向和大小的力的合力，而非这些力的简单相加。如孟子劝齐王实行仁道、王道；荀子说齐王王霸并用、礼法并重；而其他学者又要齐王采用黄老之说，齐王面对这些学说无所适从就是明证。甚至有时他们的合力可能都是负的，这样使得齐国陷入了无边无尽的内讧、内耗之中。立足于学术的发展和人类的心理需要，我们自然是赞成学术自由和开明政治。然而当历史处在一个特殊的时期时，我们又不得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采取特定手段，才能取得奇效。欲在乱世中建立功业必须用重典，中国的历史无疑证明这一点的正确性。学术自由、学术繁荣的稷下学宫最终没有让东帝齐国统一全国，相反却是思想专制的秦帝国成就了大业，所有这一切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显然，是法家敏锐地抓住了战国后期时代的呼唤：在走向统一的征途上，必须相应地要求思想的统一和君主权力的集中与至尊，对此甚至不得有丝毫的侵犯。（二）教育独立的可能教育对生产力的发展起促进作用，教育是科学知识再生产的手段。前一辈所积累的文化知识通过教育为后一代人所掌握，从而使得文化知识得以继承和发展；教育对政治、经济制度有相当大的影响作用。教育能为政治经济培养所需要的人才，也可通过传播思想、形成舆论促进政治民主。齐国统治者正是看到了教育的这些重要作用，所以才创办稷下学宫，希冀通过稷下学宫为齐王朝培养一大批统治人才，而稷下学宫的确造就了一个非常杰出的知识分子人才群。可以说，在战国中后期学术活动中，几乎处处可见稷下先生活跃的身影；在政治活动中，基本时时可见稷下先生咨政议政的“智囊团”、“代议士”形象。但是，教育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在社会中存在和发展，必然要同社会的方方面面发生作用。教育受到社会的制约，教育本身的变化和发展要以社会的变化和发展为条件。教育并不是独立于社会诸因素之外而存在的。教育影响和制约社会诸因素同时也受其影响和制约，即教育只具有相对独立性。齐国统治者只看到或夸大了教育对社会诸因素的作用而忽视了社会诸因素对教育的制约作用，所以依靠稷下学宫走“学术救国”、“教育救国”的道路最终只能使齐国走向败亡。那么，教育或学术到底受那些社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呢？首先，教育要受经济、人口因素的制约。教育受社会诸要素的影响和制约，所以教育功能的发挥不是无限制的。教育本身受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制约。但我们也必须看到，在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本适应的状态下，也即社会根本性质不发生改变时，发展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问题，而教育则是辅助生产力发展的强有力的手段。秦国正是抓住了这一核心根本，从发展生产力入手来壮大秦国实力。诚如韩非所言，战国是一个“争于气力”的时代。战国的趋向是统一，而统一就要靠实力。力，就是军事和经济实力，最终落在人民是否积极参加“耕战”之上。法家认为教育要促进耕战，使百姓喜农乐战。如何使百姓喜农乐战呢？通过法制的手段，在社会上造成以耕战为荣，以游宦、学问第4期王彩霞等：浅论学术自由的限度与教育独立的可能27为耻的气氛。在这非常时期，秦国抓住了土地、人口、士兵为国家之本这一根本，励精图治、奖励耕战，使民勇于公战而怯于私斗、积极开疆拓土、奖励生育。这样，秦国由西部落后国家一跃为强大的秦帝国，并最终统一中国。其次，教育要受政治因素的制约。在政治与教育的关系中，教育固然是改造社会的有力工具，但教育能在多大程度上发挥这个作用则还是要看政治本身，单靠教育是不足以救国的。这一点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也是得到很好的印证。我们反观齐国的政治，就可以看出为什么学术最为发达的齐国竟然没有统一中国了。齐国在遭到燕国乐毅为上将军领导的燕秦韩赵魏等多国部队的联合进攻后，虽然在田单的力挽狂澜下暂未亡国，但是国力从此日渐衰落。再加之齐王田建不思进取政治无所建树，倡导黄老无为之策，面对强秦不但不予抵制还坐观山东五国被秦个个击破而不施以援手，最后落得国破家亡的下场。再次，教育、学术要体现人们的思想状态。战国后期的人们长期处于战乱，渴望社会安定、政治统一和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