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校本课程

政治校本课程政治与生活李淑燕南关中学关于初中政治校本课程开发与建设的指导思想以《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为指导，全面落实国家和地方课程，以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核心，充分发挥教师在课程建设中的主体作用，积极开发和实施校本课程，促进学生主动和谐发展，提升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全面提高我校初中教育教学质量。一、工作目标1.课程发展目标。通过校本课程开发与实施，逐步完善学校的课程结构和内容，使校本课程成为提升办学品位、提高育人质量的品牌。2.学生发展目标。通过校本课程开发与实施，使每个初中生的个性特长得到充分发展，成为具有良好人文素养、健全的人格，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能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的可持续发展人才。二、基本原则1.目标性原则。校本课程建设必须以国家的教育目标为准则，要将校本课程的特殊目标与国家课程所应达到的基础目标结合起来，减少校本课程建设中的随意性。2.整合性原则。校本课程建设要有效地整合社会、自然、科技和文化资源，使课程成为教育学生的有效载体。3.个性化原则。校本课程建设要从学校实际出发，凸显地域特色和校本特色，充分体现校本课程的个性化特征。4.适宜性原则。校本课程建设要量力而行、循序渐进、符合实际、满足需要，确保校本课程开发与实施的质量。—、中西文化冲突中西文化在隐私、时间观念、客套语方面、餐饮习俗方面的冲突一资料介绍（一）隐私方面的冲突中国人的隐私观念比较薄弱，认为个人要归属于集体，在一起讲究团结友爱，互相关心，故而中国人往往很愿意了解别人的酸甜苦辣，对方也愿意坦诚相告。而西方人则非常注重个人隐私，讲究个人空间，不愿意向别人过多提及自己的事情，更不愿意让别人干预。因此在隐私问题上中西双方经常发生冲突，例如：中国人第一次见面往往会询问对方的年龄，婚姻状况，儿女，职业，甚至收入，在中国人的眼里这是一种礼貌，但在西方人眼里则认为这些问题侵犯了他们的隐私。（二）时间观方面的冲突西方人的时间观和金钱观是联系在一起的，时间就是金钱的观念根深蒂固，所以它们非常珍惜时间，在生活中往往对时间都做了精心的安排和计划，并养成了按时赴约的好习惯。在西方，要拜访某人，必须事先通知或约定，并说明拜访的目的、时间和地点，经商定后方可进行。而中国人则属于多向时间习惯的国家，在时间的使用上具有很大的随意性，一般不会像西方人那样严格的按照计划进行，西方人对此往往感到不适应。（三）客套语方面的冲突中国人注重谦虚，在与人交际时，讲求“卑己尊人”，把这看作一种美德，这是一种富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礼貌现象。在别人赞扬我们时，我们往往会自贬一番，以表谦虚有礼。西方国家却没有这样的文化习惯，当他们受到赞扬时，总会很高兴地说一声“Thankyou”表示接受。由于中西文化差异，我们认为西方人过于自信，毫不谦虚；而当西方人听到中国人这样否定别人对自己的赞扬或者听到他们自己否定自己的成就，甚至把自己贬得一文不值时，会感到非常惊讶，认为中国人不诚实。（四）餐饮习俗方面的冲突的中国人常常互相敬烟敬酒。中国人宴客，即使美味佳肴摆满一桌，主人也总习惯中华民族素有热情好客的优良传统。在交际场合和酒席上，热情讲几句“多多包涵”等客套话。主人有时会用筷子往客人的碗里夹菜，用各种办法劝客人多吃菜、多喝酒。而在西方国家，人们讲求尊重个人权益和个人隐私，所以他们不会做强人所难的事。吃饭的时候，绝不会硬往你碗里夹菜，自己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他们也不会用各种办法劝客人喝酒，不会非要你喝醉了为止。二、讨论：造成中西文化在隐私、时间观念、客套语方面、餐饮习俗方面冲突的原因。（一）思维模式存在差异西方文化的思维模式注重逻辑和分析，而东方文化的思维模式则表现出直觉整体性，这一点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思维的特征。由于这种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人往往特别重视直觉，注重认识过程中的经验和感觉，在交往中也往往以这种经验和感觉去“以己度人”。与西方人的思维模式相比，中国人的这种思维模式具有明显的笼统性和模糊性，久而久之，会形成一种思维定势，可以解释为识别和简化对外界事物的分类感知过程。从本质上说，思维定势往往忽视个体事物的差别，夸大与另外某一社会群体相关的认知态度，常常带有感情色彩，并伴有固定的信条。在所有的定势中，有些定势是正确的，而有些则是错误的，会直接影响跨文化交际，造成交际失误。（二）行为规范各不相同人们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的一种规范。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交际时，经常出现的一个现象就是套用自身所在社会的行为规范来判定对方行为的合理性，由于双方的行为规范存在差异，常常会产生误解、不快甚至更坏的结果。比如说中国人轻拍小孩子的头部表示一种友好，而在西方国家，这是一种极不尊重小孩子的做法，父母会对此非常愤怒。所以说在跨文化交际中是否能够正确地识别和运用行为规范是保证跨文化交际顺利进行的重要因素。要保障跨文化交际的顺利进行，就必须理解对方的行为规范，尤其是什么行为是被禁止的，最好的办法就是遵循入乡随俗的原则。（三）价值取向不同人们的交际能力是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产生的，必然与价值观念联系在一起。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特有的价值体系，这套体系能够帮助人们区分美与丑、善良与邪恶，这就是人们的处世哲学、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但是它不能脱离具体的文化而存在，每一种文化的判断标准是不同的，这种文化认为是好的，另一种文化可能认为不好，但是它们在自己的文化体系内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绝不可以理解为一种价值标准先进，而另一种价值标准落后。以中西文化为例，在中国文化中，人们推崇谦虚知礼，追求随遇而安，不喜欢争强好胜，同时社会风气也往往封杀过于突出的个人，正所谓“行高于众，人必非之”。在中国文化中，集体取向占据主导地位，追求个人发展被视为是一种严重的个人主义，必然会受到谴责。而西方文化则非常崇尚个人主义，“随遇而安”被看作是缺乏进取精神的表现，是懒惰、无能的同义语，为社会和个人所不取。人本位的思想根植于他们心中，人们崇尚独立思考，独立判断，依靠自己的能力去实现个人利益，并且认为个人利益至高无上。二、有关自尊的故事1华罗庚中学毕业后，因交不起学费被迫失学。回到家乡，一面帮父亲干活，一面继续顽强地读书自学。不久，又身染伤寒，病势垂危。他在床上躺了半年，病痊愈后，却留下了终身的残疾———左腿的关节变形，瘸了。当时，他只有19岁，在那迷茫、困惑，近似绝望的日子里，他想起了双腿后著兵法的孙膑。“古人尚能身残志不残，我才只有19岁，更没理由自暴自弃，我要用健全的头脑，代替不健全的双腿！”青年华罗庚就是这样顽强地和命运抗争。白天，他拖着病腿，忍着关节剧烈的疼痛，拄着拐杖一颠一颠地干活，晚上，他油灯下自学到深夜。1930年，他的论文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这篇论文惊动了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熊庆来教授。以后，清华大学聘请华罗庚当了助理员。在名家云集的清华园，华罗庚一边做助理员的工作，一边在数学系旁听，还用四年时间自学了英文、德文、法文、发表了十篇论文。他25岁时，已是蜚声国际的青年学者了。2、徐悲鸿：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他在巴黎留学时，一个法国人侮辱中国，他的尊严受到很大伤害，为此发奋图强，要与洋人比试一下，看谁的画画得好。经过不懈的努力，徐悲鸿终于成为大画家，为祖国`个人争了光。3、有一次贝多芬和歌德在热烈地叙述，这时德国的皇后和皇太子从他们身边走过，并向他们脱帽致敬，亲热地打招呼。贝多芬却把头一昂，似乎什么也没有看见似的，歌德却受宠若惊，赶忙抖抖身上的尘灰，整整衣领，脱下帽子拿在手上，迎上去向皇后他们弯腰致敬。看见歌德这种卑躬屈膝的样子，贝多芬先前心目中这位诗人高大的形象顿时土崩瓦解了。4、春秋时期，齐国和楚国都是大国，有一回，齐王派大夫晏子出使到楚国去，楚王仗着自己国势强盛，想乘机侮辱晏子，显显楚国的威风。楚王知道晏子身材矮小，就叫人在城门旁边开了一个五尺来高的洞。晏子来到楚国，楚王叫人把城门关了，让晏子从这个洞钻进去。晏子看了看，对接待的人说：这是个狗洞，不是城门。只有访问'狗国'，才从狗洞进去。我在这儿等一会儿，你们先去问个明白，楚国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国家?接待的人立刻把晏子的话传给了楚王。楚王只好吩咐大开城门，把晏子迎接进去。分享给你的朋友吧：5、毛遂自荐战国时期，秦国的军队围攻赵国都城邯郸。赵国派平原君到楚国求救，平原君的门下食客行遂非常自信，自我推荐，要求前往，结果，他终于劝说楚王同意援救赵国。后人就用毛遂自荐来比喻自告奋勇，自我推荐。这个故事亦反映了毛遂是个有信心的人。6、晏子使楚春秋时期，齐国和楚国都是大国，有一回，齐王派大夫晏子出使到楚国去，楚王仗着自己国势强盛，想乘机侮辱晏子，显显楚国的威风。楚王知道晏子身材矮小，就叫人在城门旁边开了一个五尺来高的洞。晏子来到楚国，楚王叫人把城门关了，让晏子从这个洞钻进去。晏子看了看，对接待的人说：这是个狗洞，不是城门。只有访问'狗国'，才从狗洞进去。我在这儿等一会儿，你们先去问个明白，楚国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国家?接待的人立刻把晏子的话传给了楚王。楚王只好吩咐大开城门，把晏子迎接进去。7、精卫填海炎帝的女儿在东海里淹死后，灵魂化为一只名为精卫的小鸟。精卫虽小，面对浩瀚的大海却充满自信，经常衔西山的木头，石头去填东海，发誓要将东海填平。三、浅谈《论语》的文化价值一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说过：“人类要想在21世纪有所发展，就必须回到2000年前中国的孔夫子那里去汲取智慧。”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文化经典汗牛充栋，“半部论语治天下，先哲智慧冠华夏”，《论语》以它不灭的光辉普照着人类向至善发展，今天，我再读《论语》，并与我的学生们一起探讨《论语》，深刻地体会到了它不朽的文化价值。《论语》，从字面意思上说就是语言的论纂，用现代汉语说，就是语录，是孔子弟子及其后学对孔子言行的追记，也有一些是对孔子弟子言行的记录。这样一本言行录，篇幅也不大，不过二十篇，一万一千余字，却在中国历史上产生过极为深远的影响。《论语》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私人著书的开始。在先秦时期，作为一个显要学派的创始人的言行录，它有着相当广泛的读者。秦始皇焚书坑儒，《论语》也在禁焚之列。但入汉以后，儒学及其典籍却获得统治者的青睐，特别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论语》列如学官，被视为“五经之管辖，六艺之喉衿”，（赵歧《孟子题辞》），地位日益尊显，元延佑年间，以《四书》开科取士，《论语》文句更是“自学子束发诵读，至于天下推施奉行”（康有为《论语注》），成为悬诸日月而不刊的金科玉律。这种状况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才有所改变。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猛力抨击孔子和儒学。陈独秀认为儒家思想与民主和科学是格格不入的，“儒者三纲之说”实际上是一种“奴隶道德”。胡适、鲁迅、吴虞等人也猛力抨击儒家的孝道、贞节观念，提出要“打倒孔家店”，“正因为二千年吃人的封建礼教法制都挂着孔丘的招牌，故这块孔丘的招牌——无论是老店，是冒牌——不能不拿下，槌碎，烧去，”（胡适《吴虞文录序》），其实，封建统治者的尊孔自有它的用心，新文化运动的反孔，也有其特定的历史环境，是一种历史的选择。那么，作为新世纪的读者，我们又应该怎样看待《论语》呢？首先，我们应该把《论语》看作是资料，是研究孔子及儒家思想最可靠的，第一手资料。《论语》一书有孔子弟子的笔墨，也有其再传弟子的笔墨，这些作者的时代，相去不止三五十年。但据学者认定，《论语》的编定可能在战国初已完成，定州汉简本《论语》的出土也向世人证明了约在公元前55年，《论语》一书已完全定型。中国古迹往往真伪混杂，在流传过程中羼入许多后人的东西，不能作为信史。而《论语》早在汉代就已获得了超乎众学的地位，成为意识形态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任何对《论语》的增删篡改都是非法的，这就大大增强了《论语》所存资料的可信度。无论是儒家学说还是孔子本人，由于统治意识的介入，早已笼罩上层层迷雾，胡适所谓“冒牌”即指后人有意无意的曲解，读了《论语》，我们就可以从头脑里抛开被封建统治者神圣化的，高不可及的“先圣”，也抛开在外来文明冲击下被打倒在地，背负一身罪状的“孔老二”，用我们自己的眼睛去发现孔子，理解孔子。其次，我们应该认识到《论语》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是无论如何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