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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年来，所谓的新疆文学，在我国的文学传统中一直处在尴尬的边缘地带，很难登大雅之堂的。然而，以多民族文化多元对流交叉的新疆文学开始受重视，并且为学者颔首、评论家默认中国文学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是最近几年的事，大概在大西部开发的新举措出台前后，人们对新疆文学的看法才开始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我于20世纪的最后一个夜晚意识到了话语狂欢：一个充满理性、规范、经验、秩序的独尊话语时代宣告终结，随着旧的话语体系和等级结构的消解，接踵而来的是新的独断和专制。在世纪末的千纪年转换中，迎来了多元格局的话语喧哗时代，以旧的独尊话语和新近孕育的政治话语、文化机构的制度话语、出版系统的消费话语、作家们热衷于餐桌边的性话语，构成了新疆文坛空前混杂的现实图景，而新疆作家们在自己的话语操作中误读了现代性的历史语境和文学意义。所以，我不能以边缘性批评的位势，片面地解构新疆文学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我的批评，将重建新的学术规范，进行批评策略、科学的方式和自我检视，营建更合理更宽泛的批评形式，重铸更健康宽容的批评主体品格。我知道，以杨牧、周涛、章德益、洋雨、东虹、李喻、高迥浩等为代表的新边塞诗人们曾给新疆带来过文学辉煌，对这一时期的边塞思潮与边塞情结的弄虚作假的价值，应该是以其是否有创造性和开拓性为审美标准的。时过境迁，由于边新塞诗人没能对固有的文学传统进行扬弃和革新，吸收并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没能再建自己的独创性，而是怀着固步自封、抱残守缺的写作态度，陷入更庸俗化或泛滥成灾的抒情时代，这给新疆的文学创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弊端和危机，显得非常可笑。克洛德·西蒙说过：如今人们所从事的艺术创作是一场战争，成败无关重要，至少在理论上可以这么说。但学者们具有小孩子的某些特征（我认为艺术家也一样），他们和小孩子一样喜欢获胜，喜欢得到奖励。如果从弗络伊德性学论的角度来分析一下组成这种满足心情的多种成份，人们的注意力除了集中在现实人事外，还看看这个社会的阅读气氛是否令人断气。所以，我在跟新疆作家的交往中，曾无数次地提到过作家的写作态度，好在新疆作家们都知道尼采、柏格森和福柯，是他们以科学的人文态度，清理并理顺了十六世纪以来的笛卡尔、拉康和萨特特等哲学家的陈词滥调：对规范的逾越，对理性的抗争，对超验性的拒斥，对诗意的渴望，对极端体验的迷恋。克洛德·西蒙的《弗兰德公路》是这样结尾的：静止不动的天空下呈现出一片荒漠无人，空空洞洞的景色。停顿，冻僵的世界风化，剥落，逐渐成为碎片崩溃了，像一座无用的被废弃的建筑任凭时间通过缺乏条理，漫不经心，客观自然的作用把它毁灭。在新疆，后于新边塞诗人的青年作家们，只着眼于当下的现实人事和思维维向度层面上，没能重现抗议的激情，让沉默的文学反叛精神恢复它的呼唤，暴露那些理性漫长而隐密的道德禁锢，像尼采一样，让思想者的尖叫，闪电般地划破理性的夜空。然而，新疆作家们仿佛像一群失宠的佛教徒，仍在凝视着死亡之海上空的星光，好像楼兰古城街道上到处是野驴、骆驼和成群结队的乌鸦。福柯告诉我们，历史不再是统治者、英雄、帝王、国家机器、战争周旋于其中的盛大舞台，相反，历史表现为支离破碎的纷乱细节，福柯勾勒了诗人、疯癫、小偷、流浪汉、倒错、反常、罪行、逾规者的曲折而隐密的历史，在这种历史中，总是蕴涵着无穷无尽的争斗，历史不再是是一种纯粹的时间线索欧桉病⒆镄、倒错组织了各种各样的禁闭和生产形式，组织了各种各样的知识和真理形式。然而，新疆作家只关注于新疆的山川与河流，奇特雄浑的地域风貌，视野的局限，学理的不足，知识结构的老化，使他们不是写村庄和驴，就是公马和母鸡，他们的视直觉还没有深入到人文历史的每一个角落，以独尊的令人着迷的抒情话语，构成一种枯燥单调的话语体系，既不是愤怒，又不是抗争，既不是忧郁，又不是欢乐，既不是哲学，又不是诗篇?br在新疆文学界，尽管有不景气的一面，但毕竟存在一种超越现实的精神生活，这种精神生活就像一种顽强的抗议，虽然它受到诽谤或嘲讽，有时还受到迫害。当然，我还不至于愚蠢到狂妄自大或不了解文学领域中任何选择都有争论。在新疆，许多作家现在已经年迈，或已经死去，或正在死亡，他们的前半生像秦始皇时代的臣民一样经历了苦难而动荡的岁月。周涛之后的刘亮程，是出自嘲弄或因轻易取胜而洋洋得意那种偏狭的心态，他正在向人们宣告农民的权力话语，我把他的散文视作一种自我否定、压抑、禁忌性的阐述，这种农民式自顾不暇的权力话语，给人一种窒息、收缩、丧失自由的感觉。在描写一个人的村庄与牲口时，权力话语就扮演了这样一种暴君角色，这种权力意识在本质上同国家模式、集权模式、统治模式没有太大的差别，判别只是在于，刘亮程的权力和捕捉的对象具有弥散性、更小型化、更隐密，它的实施对象更边缘化，处于一般历史之外，这是一种无处不在的禁闲权力。所以我想说，这是一种非求真性的跳跃，是自我控制的技艺，因此在可能性的探索中，刘亮程比周涛走得更远。沈苇的诗歌，像驯顺的身体，不过是新疆历史某个特定时期的高尚的抒情，他依靠自然风貌，渴望跟知识较量，并用空洞华丽的词，连接着不同类型的自然物，屈从着匿名的权力，他应该知道帕斯说的诗歌离现实十分遥远，否定并分裂回归意识，古人的自我风格化在当前的语境中如何产生一种迥异的艺术式样？在新疆，乃至中国，有很多不三不四的作家，对新一代新疆作家用些蔑视、伤害、甚至侮辱的言词，最能说明一些问题：以晚报文体组成的作家集团（因为这种字眼在艺术规范上毫无意义），用失重的心理，放弃原有文化的价值尺度，想重新对生活进行新的文化编码，进而认同包装起来的人是文化强人，而那些真正有思想、有艺术感的作家因缺少文化包装而默默无闻。这些晚报文体作家与赵光鸣、董立勃、杨威力、刘岸、北野、王锋、卢一萍、叶尔克西等实力派作家的创作力量对立起来，同时使分歧越来越明显。对这种情况，新疆几所大学的学者们，纷纷议论有生命力的艺术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分歧;在那种最怕发生文学革命的各种势力的影响下，那些曾经有头脑的作家也变得日渐胆怯和迟钝。我想说的是，新疆作家的封闭意识和边缘心态，以及掖郎自大的自夸情结，使他们学会了互相吹棒，学会了精神撒娇，学会了自嘲和完蛋，他们善于曲解、诽谤和指责别人，这种病态的心理幻想，都源于愚蠢的嫉妒。在这种文化氛围中，有的人对人类的美好属性总是以阴暗之心亵渎而快之，不仅自欺欺人，而且归附于一些消极被动的自卑情绪。目空一切的自夸精神正在拓展，不倦地追求享乐，以猬琐的生存作为存在的最终目的，由此形成一种自我贬损的原罪心理，在丧失活生生的生命意识的同时，使自己成为一个物欲膨胀的精神侏儒。对沉重的肉体本身，我且不谈那种影射，根据我们对文学艺术的看法，某些文艺奸商就在我们的眼皮底下操纵着我们的选择。应该说，文化的商品化和心性的边缘性，使当今社会在消费热潮中进一步淡漠了道德内修和价值重建，而以炒名人和名牌为时尚。今天对于某一套批评来说，劳动和工作这些概念已丧失威信。到了这种程度，以致谈到一位作家感到下笔艰难时，就认为那是及其可笑的事，这种带有嘲讽的想法，怎么解释呢？也许我现在所写的《话语的狂欢》在这里耽搁一下，谈谈这个问题不无意义，因为它牵涉的方面很广，比单纯的感情冲动重要得多。德里达在《书写与词语的差异》中写道：一个使用价值或一种物品，只是当人类的劳动体现在其中时才具有一种价值。在十九世纪，机械化和后工业化冷酷无情地发展的同时，滋长了一种不良的意识，贬低了劳动的观念，以致过去领工薪的奴仆或认真负责工作的艺匠看到自己的人格遭到干脆的否定，现在变为最多不过是一名有头脑的复印机，或是在某地已写好的作品的临模者，不过是能把神秘的天外发来的信息清楚地发布的一架译码机。因此，米兰·昆德拉说：文化正在死去，死于过剩的生产中，文字的浩瀚堆积中，数量的疯狂增长中。后现代传媒所掀起的文化思潮，并没有给新疆作家带来精神的充实和信念的坚定，相反，在传媒意识话语的排斥下，真正的作家从精神乌托邦中退出，虚无主义乘机而入。作家是成为获得或享有知识恩赐特权的人（萨特曾提出：你要说什么？--或者换句话说，你要撑握什么知识？），甚至在进行创作之前已撑握了凡人所不能获得的智慧，自认为担负着传授知识的任务，于是艺术品就自然而然采取一种含有宗教诲谕的形象化的形式，变为道德说教的寓言和比喻。在后现代社会来临之时，新疆作家所秉持的态度应更加宽容，视野应进一步扩大;应将任何偏激的理论和实践放到历史中加以检验，以减少独断性和虚妄性。就像普鲁斯特所说的那样：我试图在自己从未想到会有美的地方寻求它，在最常见的生活中和自然静物的深处发现它。而卡夫卡却说：自我控制不是我所追求的目标。自我控制意味着：要在我的精神存在之无穷放射中任意找一处进行活动。如果不得不在我的周围画上这么一些圆圈，那么最佳办法莫过于瞪大眼睛一心看着这巨大的组合体，什么也不做。观看相反使我的力量得到增强，我带着这种增强了的力量回家就是。卡夫卡的话，在某些方面多少具有预言性。据我看来，他的话能引起一些新的看法：第一层意思是能从中引出道德教训的艺术行为，这释义立即在思想上引起异议：事实上艺术创作的真实过程正与这一公式相反，把伟大的思想从道德教训中引出来。对传统的艺术家来说，强者总是最有理或任何阿谀奉承者均靠接受阿谀奉承者养活，以后才是艺术家在无意识状态下完成自己的构思，寻求以这种最能吸引注意力的方法来说明他的箴言、告诫和主题。由于历史、政治和地理的原因，新疆作家似乎在许多事情上都很容易失望，形形色色的怀疑和悲观情绪，甚至会成为孕育他们的消极心态和无奈，在新疆，这类作家越来越多起来，不但局限于地域意识或自然景物的夸张，而且分布夹杂在情欲的叙述话语之中，分量相当大，以致最细腻的笔触也只能起到了埃及木乃伊的作用，竟然把深度思想抛诸九霄云外。倘若文学是断头台，没有一个新疆作家会把脑袋伸过去的，因为自杀比他杀伟大得多。由此我们可以隐约地看到对那些昭著的问题，新疆作家从不拒绝记者的采访，或把自己的各种写作动机公之于众。然而，希望得到承认的动机，也许起不了任何作用，因为作家必须为自己得到承认，这就关系到作家的文化底蕴问题，就像毕加索所说得那样：我要毁灭，我要创作，故我存在。无论建造一座大桥，盖几间房子，都是从零开始做起，想和做与做和想之间，存在着一段物象与美学意义上的距离，这种距离就是道。既然人们同意把某项自由给予通俗称为作家的人，那有什么理由拒绝把这种自由给予反叛的作家呢？为什么相反地指定他们负起政治话语、体制话语和道德话语这种任务呢？为什么不考虑他们所使用的话语性质，似乎话语对他们来说只是一种单纯的工具而已？在这一点上，新疆作家只住了马拉美的那句话：只要在文体上下功夫，就会产生诗？新疆作家是不是看破了红尘，用理智地撒回人生诺言的方式，把自己从失信的痛苦中解脱出来？当忧郁的心境过于强烈的时候，是否能把自己引向渲泄性的话语狂欢？写到最后，我为新疆没有经典作品而恐慌，因为每一个新疆作家都活得很轻松，并且享受着难得的空虚。诗歌：一群垮掉的精神囚徒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汉诗的现代写作以其独有的话语方式，开始将思想文化解构的历史阶段，转向全球性整合的一场文学革命的时候，新疆新边塞诗人却在一种茫然失错的心情中，接纳了历史与时间的虚无馈赠，那些口号和标语式的诗歌，一度被集体的媚俗、腐朽、乌鸦高调的气息所污染，而固有的天经地义似的边塞诗歌秩序遭到了瓦解，被可疑庸常的诗学趣味所取代;在意识形态文化急剧调整的21世纪的开端，诗人们需要寻找新的思想文化资源和言说方式，以面对新世纪的全球化挑战，盲目而狂妄的诗歌写作应该得到新的理性阐释。我的批评，鼎力解构诗学抱负的真相，把一群无根的被政治幻觉宠坏了的精神囚徒，享受独尊话语破灭之后的沮丧和不安，亮在读者面前，因为旧有的话语体制所蕴含的权威已经不复存在，重建诗学精神的责任迫在眉睫。从公正的诗学立场出发，我充分肯定杨牧、周涛和章德溢等新边塞诗人的集体辉煌与个人成就，在那个火红的革命时代里，他们为新疆投入的真诚与热情、操作政治颂歌的才华、练达和睿智，我等晚辈是无与伦比的，但我怀疑他们不是诗学意义上的真正诗人，在某种强迫性的制度话语的操纵之下，他们没能把那个时代的苦难、历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