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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虽然看过一遍毛主席的《论十大关系》，但是由于时间较长的原因，我已经记不太清了。但是有一点我记得很清楚，那就是时间，那个时间对于我来说很特殊，因为发表的那一天的第二天是我的生日，所以我对这个时间任然记忆犹新。《论十大关系》发表的时代背景比较特殊：在1956年上半年，我国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社会主义制度即将被确立，因此党的工作重点逐渐转向了经济建设方向。对于如何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建设经济，具体便落实在多个经济领域内各种关系的处理；而国际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极度的动荡之中，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所作出的“秘密报告”中，针对斯大林模式的批评引起了国际上对社会主义的激烈争论，甚至导致国际上共产主义的内部分裂以及反共产主义势力的所煽动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一轮浪潮。中国在过去的时间里长期借鉴苏联的发展模式，因此当苏联模式暴露出明显的缺陷不足之时，中国该如何应对，对中国社会未来的发展走向至关重要。同年4月25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十大关系是：在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问题上，要用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的办法来发展重工业；在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问题上，要充分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基地，以便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问题上，在强调加强国防建设的重要性时，提出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只有把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在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问题上，三者的利益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既要提倡艰苦奋斗，又要关心群众生活；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上，要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地方的权力，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在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问题上，要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在党和非党的关系问题上，共产党和民主党派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问题上，必须分清敌我，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是非关系问题上，对犯错误的同志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要允许人家犯错误，允许并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在中国和外国的关系问题上，要学习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科学管理方法，要反对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或一概照搬。六是少数民族问题。我国少数民族有三千多万人，虽然只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六，但是居住地区广大，约占全国总面积的百分之五十至六十。所以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一定要搞好。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克服大汉族主义。在存在有地方民族主义的少数民族中间，则应当同时克服地方民族主义。七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在目前社会大变动的过渡时期，困难问题还是很多的。又发展又困难，这就是矛盾。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无论粮食问题，灾荒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各种爱国力量的统一战线问题，少数民族问题，以及其他各项问题，都要从对全体人民的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就当时当地的实际可能条件，同各方面的人协商，作出各种适当的安排。八是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几个口号是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提出来的，是在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各种矛盾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在国家需要迅速发展经济和文化的迫切要求上提出来的。十一是关于节约。我们要进行大规模的建设，但是我国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这是一个矛盾。全面地持久地厉行节约，就是解决这个矛盾的一个方法。这不但在经济上有重大意义，在政治上也有重大意义。在我们的许多工作人员中间，现在滋长着一种不愿意和群众同甘苦，喜欢计较个人名利的危险倾向，这是很不好的。我们在增产节约运动中要求精简机关，下放干部，使相当大的一批干部回到生产中去，就是克服这种危险倾向的一个方法。要使全体干部和全体人民经常想到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但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穷国，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其中包括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十二是中国工业化的道路。这里所讲的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其中在第七大关系中的“党和非党的关系”中有一段对我印象非常深刻。原文如下：无产阶级专政不能没有很大的强制性。但是，必须反对官僚主义，反对机构庞大。在一不死人二不废事的条件下，我建议党政机构进行大精简，砍掉它三分之二。话说回来，党政机构要精简，不是说不要民主党派。希望你们抓一下统一战线工作，使他们和我们的关系得到改善，尽可能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服务”。我之所以觉得很好，毛主席很有远见，他看到了党内存在着腐败，应该严厉根治。是因为现阶段腐败之风很严重，习近平主席也大力开展起来了反腐倡廉的行动，人民群众对此反响很大，拥护声一片。这样有利于保持党内的纯洁性和先进性。《论十大关系》作为党摆脱一味对苏联模式的借鉴，开始探索真正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初步理论尝试，较为全面并明确地表明了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方面党的路线和方阵，报告本身条理分明，深入浅出，通过类似“是真的想要、十分想要，还是只有几分想要，没有十分想”这样浅显易懂的语言解释了在我国当下建设中各种复杂问题的轻重缓急。它奠定了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初理论政策基础，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深远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接下来在阐述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以及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中，毛泽东都指出应该要正确处理相互的关系，前者要做到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的兼顾，后者则要处理好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关系。在涉及民族、文化思想和国际关系等等方面，毛泽东继续运用辩证法的原理，分别强调了我国是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应该团结各民族人民共同建设社会主义，反对歧视和大汉族主义。就党和非党的关系进一步确认我国必须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阵。在提到革命和反革命关系时则要正确处理敌我矛盾问题，对于敌人依然要坚决打击，但是对于可以转变利用的因素也要主动加以利用。在人民内部则采取的是对人民进行引导，对发生错误的人民进行帮助。最后涉及中国和国外的关系，报告中承认了中国在自然科学等等多个领域仍然落后于世界很多国家。并指出我们应当学习外国在政治、经济科学、技术、艺术等方面的好的东西，要摒弃教条主义和全面否定的错误观点，敢于认清自己的不足并且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是一个总题目，共有十二个小题目。一是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即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敌我之间的矛盾通过专政的方式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通过“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解决。二是肃反问题。肃清反革命分子的问题是敌我矛盾的斗争问题。我们国家的巩固，首先不是由于肃反。我们国家的巩固，首先是由于我们有经过几十年革命斗争锻炼的共产党和解放军，有经过几十年革命斗争锻炼的劳动人民。但是，我们在肃清反革命方面的成功，无疑是我们国家巩固的重要原因之一。三是农业合作化问题。合作社正在经历一个逐步巩固的过程。它还存在着一些需要解决的矛盾。通过通读《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两篇文章，我们就会发现其中的许多观点与当前的科学发展观都有暗合之处，例如：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问题现在演变为了三次产业的问题；沿海与内地的问题仍然存在；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的兼顾问题仍是当前比较突出的问题；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特别是事权与财权的不对等各方面质疑比较多；知识分子的问题，现在就是人才问题，尊重人才也是以人为本的理念范畴；节约的问题在当前更显得突出，资源环境的问题根本上讲是节约的问题；此外还有民族的问题等等。处理这些问题，早在毛泽东时代就有过系统的阐述，时至今日，我们更有责任和义务把这些问题解决好，用实际行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