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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第一个十年（1917——1927年）第一章文学思潮与运动一文学革命的发生与发展重点难点：1、文学革命发生的历史背景。2、文学革命开始的重要标志与事件。3、文学革命的实绩与意义文学革命发生的背景与动因或曰：现代文学产生的合理性在哪儿？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分界：1917古代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分界：1919基本概念：一、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不是突然的，而是有着深厚的历史背景，是与晚清以来中国人民社会生活里的一系列重大变化相联系的。其中既有政治思想领域里的变化，也有经济领域的变化，更有文学界自身的变化。它的发生与发展，有力地证明了这样两个问题：第一，现代文学不是孤立的，它与中国传统文学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第二，文学与社会经济与政治、思想与文化之间始终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从辉煌到衰败（封闭、自大、腐朽、没落……）传统中国印象：近代中国的反思与行动历程：鸦片战争洋务运动甲午海战戊戌变法维新文学运动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鸦片战争（器物不足）甲午海战（社会制度）戊戌变法（思想文化）▲正是由于西方的介入，在古老的中国，人们的生存方式、生存体验、认知方式、价值观等多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导致了中、西之间的大碰撞，引发了关于中西文化的大讨论。这一切为现代社会的诞生作了充分的孕育。从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到90年代甲午战争的半个多世纪，是中国人的生存方式和生命体验发生古今转型的关键时期。在这一转型过程中，“中国中心”的幻觉开始破灭，中国文化的自我认识开始了巨大的改变。1日常生活中的器物方面：火石、油盏、土布、皂荚、板箱等是古代中国人的日常器具，构成了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是鸦片战争之后，西方的洋火、洋油灯、毛巾、肥皂、提箱等很快引得了国人的喜爱，洋货轻而易举地击败了土货，构成了中国人日常生活的新的部分。这些变化首先发生在上海及周边地区。“取火之物，向用火石，其色青黑，以铁片擦之，即有火星射出，与纸吹相引而生火，人家莫不备之；光绪乙未、丙申之际，始改用火柴，俗称‘自来火’，为欧洲输入品。夜间取光，农家用簧（俗称油盏），城镇用陶制灯巢，家稍裕者，则用瓷制或铜制者，有婚丧事，则燃烛，光绪中叶后，多燃煤油灯……洗面擦身之布，旧时多用土布，有用高丽布者已为特殊，其布仿于高丽，质厚耐久，自毛巾盛行，即下至农家，亦皆用之。洗衣去垢，囊日皆用本地所产皂荚，自欧美肥皂行销中国后，遂无有用皂荚者。计时之器，仅有日暑仪，用者亦不多，购买洋钟表者尤为稀少，自轮船、火车通行，往来有一定时刻，钟表始盛行。箱筐之类，乡间盛行板箱，中上人家则用皮制者，嫁妆内所备多用朱漆，余则用广漆；光宣之间，西式提箱仿造于沪地，于是旅客列车多购用之。——《近代上海地区方志经济史料选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新器物的使用必然同新的现代性体验联系在一起，或者说从日常生活的平凡层面激发起新的现代性体验。当然，当这种新器物的大量输入引发中国固有生活方式动荡，并直接挑战固有的生活价值系统时，它在国人心中所唤起的就不仅仅是欣羡同时亦混合着痛楚了。2社会风俗方面（最明显的莫过于缠足、辫子、服饰等）戊戌变法时期的维新派倡导“断发易服”，民国临时政府时期，又倡导妇女“废止缠足”，缠足的风俗在中国历史上历时一千余年，蔓延极广。妇女缠过的畸形小脚被美化为“三寸金莲”，受到人们的广泛赞美。缠足能够沿习千年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婚姻，婚姻的好坏取决于脚的大小，实际上女人一生的意义都在这双脚上。这样的一种风俗曾对于中国历史和社会产生过重大的影响。早在1883年，维新派的代表康有为就在老家广州南海，联合一些开明乡绅，创立不缠足会。他也以身作则，他的妻子和女儿都不缠足。维新时期又成立了不缠足会，推行放足运动。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申明禁止妇女缠足。清末民初，中国两亿男性同胞在很短的几年内全部剪掉了长辫子，将延续268年的清代发式，统一改成世界通行的近代男发，然而禁止妇女缠足却用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康有为断发易服的奏折今则万国交通，一切趋于尚同，而吾以一国衣服独异，则情意不亲，邦交不结矣。且今物质修明，尤尚机器，辫发长重，行动摇舞，误缠机器，可以立死，今为机器之世，多机器则强，少机器则弱，辫发与机器不相容也。且兵争之世，执戈跨马，辫尤不便，其势不能不去之。欧美百数十年前，人皆辫发也，至近数十年，机器日新，兵事日精，乃尽剪之，今既举国皆兵，断发之俗，万国同风矣。且垂辫既易污衣，而蓄发尤增多垢，衣污则观瞻不美，沐难则卫生非宜，梳刮则费时甚多，若在外国，为外人指笑，儿童牵弄，既缘国弱，尤遭戏侮，斥为豚尾，去之无损，留之反劳。──康有为《请断发易服改元折》，见汤志钧：《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孙中山关于剪辫子的论述我们为剪辫的最后目的，应该大家联合起来，等到全体的中国人都可剪辫子时，才把辫剪掉。若是一个一个地把发辫剪下，是不相宜的。这种愚蠢的风俗，是满洲人强迫我们做成的，必须等全体的中国人决心把它去掉，或者至少要有一个大多数，使全世界都知道才行。并且这种发辫不过是中国所受许多耻辱中的一种，我们应该立刻地把许多耻辱全体去掉的。──选自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黄遵宪劝止缠足1897年10月，梁启超应邀任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在当地提倡不缠足，按察使黄遵宪马上予以支持。黄遵宪首先列名不缠足活动发起人，接着亲撰布告，劝告人民不要缠足：“天地生人，本无生女悲惨之意，父母爱子，时仅生疾毁伤之忧。故圆颅方趾，麻木偏枯则为疾，属毛离里，疾痛弱化之谓慈。自薄俗流传，公理蒙晦，求工纤趾，肆彼忍心，毒螯千年，波靡四域，肢体因而脆弱，民气以之凋残，几使天下有识者伤心，贻后世无穷之唾骂。──高洪兴：《缠足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新式婚姻日渐增多光、宣之交，盛行文明结婚，倡于都会商埠，内地亦渐行之。礼堂所备证书（有新郎、新妇、证婚人、介绍人、主婚人姓名），由证婚人宣读，介绍人（即媒妁）、证婚人、男女宾代表皆有颂词，亦有由主婚人宣读训词来宾唱文明结婚歌者。──许珂：《清稗类钞》第5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五四时期人们关于婚姻自由的看法五四时人们认为，婚姻自由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恋爱自由。恋爱是“男女结婚的中心要素”，“必定先有恋爱，方可结为夫妇，必定彼此永久恋爱，方可为永久的夫妇”。（2）婚姻自主。婚姻主体对主婚权的把握是实现婚姻自由的关键。他们强调婚姻要“完全凭着男女两人自由的意志，互相结合”。（3）离婚自由。“在现社会内，自由结婚与自由离婚一样很重要。……如果不同时鼓吹自由离婚，那就这自由婚制也成了锁镣”，因此，“自由结婚与自由离婚并行齐进”。（4）再嫁自由。认为寡妇再嫁问题，完全是“一个个人问题”，要按本人的意愿去办，万不能“为了褒奖条例，为了贞节牌坊”，而断了再嫁的念头。强调婚姻缔结当事人的权利，强调婚姻以爱情为基础，强调夫妇双方在自由同意基础上的婚姻的道德性，无疑是切中封建婚姻的实质，是对传统婚姻观的有力冲击。──引自陈文联：《论五四时期探求“婚姻自由”的社会思潮》，《江汉论坛》2003年第6期3认知方式比如对世界的认识，或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宇宙观，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是“天圆地方”和“天动地静”，认为天是圆的地是方的，天主动而地主静。鸦片战争后，“地球说”传播日广。这既动摇了中国传统的宇宙观，也动摇了“中国中心”文化优越感。“地球说”其实早在明末就由西方传教士利玛窦传入中国。但除了少数人（如徐光启）外，人们“骤闻而骇之者甚众”（见郭双林《西潮激荡下的晚清地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第240页。），或“诞之莫信”（姚莹《康輶纪行》[M]合肥：黄山书社，1990．第498页）。清康熙时，钦天监（中国古代国家天文台，承担观察天象、颁布历法的重任。）丞杨光先如此批驳“地球”说：若然则四大部州万国之山河大地，总是一大圆球矣。……所以球上国土之人脚心与球下国土之人脚心相对……竟不思在下之国土人之倒悬。……有识者以理推之，不觉喷饭满案矣。夫人顶天立地，未闻有横立倒立之人也。……此可以见大地之非圆也。——杨光先．不得已[M]．石印本，1929．从以上例子不难看出，中国传统的认知方式中，经验主义、神秘主义居于主导地位。4价值观（主要体现为对人的重新理解和认识）此乃重点，贯穿整个现代文学、当代文学，以及整个中国现代思想和文化，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能否在学习中获得启蒙，能否把自我提升一台阶和境界，能否开始新的认知和思考，都和这部分的学习相关。5……近代以来中国人对西方认识的变化晚清时期对西学看法的变化晚清道光咸丰之交中国人与西方人接触时，除了大多数人根本不重视甚至排拒西学的存在之外，仅有少数有识之士如林则徐、魏源等人，开始注意到西学有其优越之处，但基本上，他们仍不把西学看作是与中学对等的学术文化，从魏源的名言“师夷长技以制夷”来看，西学只能是“夷学”，其中虽有可取之处，但其地位远不及中国学术思想。在洋务运动早期，大多数人仍存有这种类似的看法，但随著与西方接触的增加，“西学”一词逐渐取代了“夷学”，许多官员及知识分子开始正视西学，视之为可与中学对等的学术思想，并开始探讨应当如何融合二者的优缺点来帮助中国富强，当时在政界学术界都有重要地位的张之洞所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便成为晚清新式知识分子们最典型的西学观点，认为西学在器物、制度上胜过中学，但在基本的思想道德人心等方面不如中国。这样的中学西学的观点，在晚清一度让这一代的知识分子暂时取得一个安心于学习西学的模式，但在清末最后十多年已开始受到挑战，到了民国初年，当更多的人对传统文化不满开始视西学为“新学”，认为西学高于中学而应当取代中学时，便引发了进一步的论战。民国时期西学东渐的论战及影响第一次正面的理论对恃是从1915年《新青年》创刊开始的。论战的焦点是关于中西文化差异的评价和认识。《新青年》一问世，就大张旗鼓地宣传倡导新思想、新文化、新道德，而他们提倡的“所谓新者就是外来之西洋文化，所谓旧者就是中国固有之文化”，公开主张以西方文化来取代传统的封建文化。为了强调西洋文明的先进性，陈独秀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中，把东方文明和西洋文明加以比较后，概括了东方文明和西洋文明的特点，他认为，“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方民族以安息为本位;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方民族以家族为本位;西洋民族以法治为本位，以实利为本位，东方民族以感情为本位，以虚文为本位。”民国时期第二次大规模的论战是在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此时，传统文化已受到了猛烈冲击，西方文化已如“洪水’，般涌入，新文化的传播已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完全拒绝外来文化的论调已根本站不住脚。于是文化战线上又产生了一种中西文化“调和’，论。1919年秋天起，章士钊到处讲演，鼓吹新旧调和之说。他认为:“调和者，社会进化至精之义也’，“不有旧，决不有新”，“不善于保旧，决不能迎新”。枪父等人也赶紧呼应这一论调，进一步提出、中国固有文明不但不能“革除’，而且这种调和，也只有把西洋文明“融合于吾固有文明之中’。这实际上仍是一种改头换面的文化守旧论。李大钊在论战中从经济基础的决定因素方面分析了新文化必然取代旧文化，而不是与之调和的客观必然性。《新青年》、《新潮》、《民锋》、《每周评论》等杂志都积极参加了这场论战。这次论战一方面进一步传播了与封建传统文化彻底决裂的新文化精神，同时也大开了“全盘西化”论的先河。“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倡平等；中国亲亲，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为学也，中国多夸识，而西人尊亲知；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天力。”——《论世变之亟》，《严复集》第一册民族精英的反思言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以此，文明人所以异于野蛮者以此。吾中国所以不成为独立国者，以国民乏独立之德